40年后，当“发展”被“安全”边缘化：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的未来在何方？

9月23日，在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四十周年之际，联合国大会召开高级别纪念会议，重温宣言精神，再商全球发展大计。

1986年，联合国大会第41/128号决议以146票赞成、1票反对、8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发展权利宣言》，首次确认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这一历史性文件将发展从经济议题上升为人权议题，从政策选择升华为权利主张，对国际人权体系、全球发展治理体系产生了重要影响。40年来，宣言为发展权的构建凝聚了广泛的共识，推进了包容、可持续的发展，但也仍然面临着结构性挑战。从宣言到实践，从共识到行动，发展权仍然是一场未竟的事业，需要全球各层次的共同努力。

四十年征程：共识与成就

《发展权利宣言》共10条，对发展权的内涵、主体和实现途径等基本问题做了全面的阐释。宣言确认发展是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是基本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人是发展的主体和主要受益者，每个人和所有各国人民均有权参与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的成果。宣言用“权利”重新框定了“发展”，使发展从经济增长的单一指标转向以人为中心的综合维度；宣言确认“国家有权利和义务制定适当的国家发展政策”，强调“各国对创造有利于实现发展权利的内部和外部条件负有主要责任”，从而将南方国家长期呼吁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主张转化为以权利为基础的国际框架，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发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依据。

40年来，《发展权利宣言》确立的发展权理念逐渐在联合国人权机构和国际会议的各项声明和决议中规范化、制度化，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1993年世界人权会议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进一步将发展权确立为“普遍和不可剥夺的权利”；2000年联合国千年宣言明确将“使每个人都实现发展权”作为其目标之一；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强调发展权对充分实现2030年议程至关重要，应处于议程落实工作的中心位置，使发展权具有了操作层面的路线图；《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阿拉伯人权宪章》、《东盟人权宣言》等区域人权文书也均纳入了发展权理念，发展权的制度根基日益牢固。

40年来，发展权理念推动全球发展事业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进展，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大幅下降，从1990年的23亿人已减少到2025年的8.13亿人；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初等教育净入学率、孕产妇健康水平、人均预期寿命等人类发展关键指标都实现了显著提升；电力供应现已覆盖全球92%的人口；互联网普及率升至74%；社会保障历史上首次覆盖了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在发展过程中实现自身权利、获得更好发展。

发展权的实现之路仍不平坦

在《发展权利宣言》通过40年后，发展权的全面落实依然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全球发展事业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

2026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指出，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中仅36%步入正轨或取得适度进展，近半数（49%）具体目标进展缓慢，更有15%的目标已倒退至2015年基准以下。全球仍有约十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约23亿人面临粮食不安全，超过1.5亿儿童发育迟缓，孕产妇死亡率将近全球目标的三倍。

第一，全球发展不平等问题愈发凸显，是实现发展权的一项重大障碍。从全球范围看，南北之间的发展鸿沟在加剧，全球财富的三分之二以上由发达国家持有，而发展中国家不到三分之一，最富有的1%的人口掌握着全球43%的财富。从一国内部来看，不同群体间的发展差距也在持续扩大，女性、残障人士和少数民族等群体难以平等地获得教育、就业、医疗等发展资源，无法公平参与发展进程。

第二，全球发展治理的结构性失衡长期存在。发达国家主导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长期把控全球发展治理的话语权，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难以得到充分体现和保障，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呼吁迟迟未能得到充分回应。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改革进展缓慢，代表性不足的问题长期未能得到实质性修正。

当前，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部分发达国家频繁设置技术壁垒、贸易壁垒，甚至将发展援助政治化、交易化，严重阻碍了发展中国家自主实现发展权的进程。近期官方发展援助连年减少，2024年减少6.1%，2025 年再减少 23.1%，是有记录以来最大的年度减幅，这导致支撑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核心资金捉襟见肘。

第三，多重全球性挑战相互叠加。首先，气候变化对全球发展的冲击不断加剧。频繁的极端灾害往往短时间内摧毁一国多年积累的发展成果，让大量人口重返贫困。自2015年以来，受气候相关灾害影响的人数增加了一倍以上。

其次，暴力冲突达到几十年来的最高水平，使多年的发展进展在数月内付诸东流。《发展权利宣言》序言指出，“国际和平与安全是实现发展权利的必不可少的因素”，但当前地缘政治博弈持续升级，各类人道主义危机频发。截至2025年中，全球超过1.173亿人被迫流离失所，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被打破，基本发展权利都无法得到保障。

再次，数字鸿沟、AI治理等新兴挑战正在重塑发展权的实现条件。数据、算法、电力、算力和绿色能源构成了一套全新的“发展基础设施”，进一步放大了全球发展治理的结构性矛盾。发展中国家在技术、数据和标准领域都面临“新依附”风险，旧有的治理模式难以适应多元复杂的治理需求。

如何进一步实现发展权？

纪念宣言，既是为了重申宣言的精神，也是为了集中力量更好地前行。面对挑战，进一步实现发展权，需要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等共同合力推动发展权真正从纸面共识转化为落地行动。

第一，推动发展议题重回国际议程中心，重振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当前，地缘政治竞争、大国战略博弈加强，安全议题主导国际议程，发展议题被日益边缘化。国际社会需要落实《发展权利宣言》中“国际合作促进发展”的核心要求，摒弃将发展问题政治化、工具化的做法，推动各国重新承诺将发展权置于国内和国际政策的核心，构建更加广泛、有效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这包括充分考虑制定2030年后可持续发展议程，确保发展议程的主流化；充分加强联合国等多边机制的协调作用；发达国家应切实履行官方发展援助承诺，扭转援助资金连年下降的趋势，切实减轻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发展中国家应加强南南合作、三方合作，以“一带一路”和全球发展倡议等公共产品为纽带，推动国际发展合作走实走深。

第二，改革完善全球发展治理体系，推动全球发展治理更加公正合理。要落实《发展权利宣言》中各国平等参与发展治理的原则，切实推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确保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发展融资机制，从而破解全球发展治理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失衡问题；要拆除各类技术壁垒和贸易壁垒，反对单边制裁和霸权行径，构建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全球经济体系，保障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推动产业升级的权利。

第三，积极回应全球性新挑战，完善落实发展权的路径和机制。要将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低碳转型作为发展权保障的重要内容，落实发达国家承诺的相关气候融资支持，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气候适应与灾害应对能力；要推动停火止战，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地缘冲突，为人权发展创造和平安定的环境；要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数字治理、人工智能规则，缩小南北数字鸿沟，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数字技术接入与应用能力，让新兴技术成为推动发展权实现的新动力。

第四，强化发展权国内落实的能力建设。各国作为落实发展权的责任主体，应当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把发展权纳入本国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完善保障发展权的国内法律和政策体系，不断缩小国内不同群体间的发展差距。要着力保障弱势群体的发展权利，破除教育、就业、医疗等领域身份歧视和制度壁垒，为女性、残障人士、少数民族等少数群体平等获得发展资源、参与发展进程创造有利条件，让发展成果更加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要围绕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聚焦减贫、粮食安全、公共卫生、普惠教育等核心民生领域加大投入，不断提升本国自主发展能力，夯实发展权落地的国内基础。

总的来说，在《发展权利宣言》通过四十周年的关键节点，全球各国更应当重温宣言精神、凝聚行动共识，以更积极的姿态推动发展权从共识走向实践，让发展权的理念真正造福世界各国人民。2026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也将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同各国一道，为实现全球共同发展积极贡献力量。

（黄超，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黄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