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不少人大概都有过类似的体验:把外文文献丢给 AI,出来的译文大体可用,个别地方甚至还挺出彩。面对这一技术进步,外语能力不足,又被糟糕译本反复折磨的读者,自然既惊且喜,但把翻译当作重要学术产出的学者,挫败感恐怕要大过惊喜。
学术翻译显然要变天了。本文将依次讨论以下几个问题:AI翻译学术文献(我主要关注文科理论类文献,这类文献比较能考验AI的翻译能力上限)目前到了什么水平?它将如何改变学术翻译这个职业和相关出版活动?翻译作为一种学术训练手段是否还能维续?这种变化有什么积极意义?
AI翻译已经追上专业译者
先把技术演进线索简单拉一下。十多年前,数字技术对翻译的意义还停留于辞典电子化:查单词不用再翻大部头,相比古法手搓效率大增。2020年前后,DeepL这类工具勉强可以应对日常翻译任务,但学术翻译特别是文科理论文献翻译还完全不行。真正的转折点当然是2022年底面世的ChatGPT 3.5。自此,学术文献的机器翻译变得真正可用了。
站在2026年下半年这个时间节点,一个乍看严苛实则可能宽厚的判断是,AI生成的译稿已经比大部分公开出版的译本强了——别忘了市面上的许多译著是多么拙劣,以至于“像机翻”很多时候其实应该被当成一种赞美。当然,这种判断见仁见智,取决于每个人的阅读积累和学术、语言鉴赏力,以及使用AI工具的技巧和经验。但AI战胜大部分译者即便还没发生,也只是时间问题——这一判断恐怕很难否定。现如今,AI至少已经能就大部分理论文献给出合格初稿了。即便最终不接受AI的译文,在单词和句子结构等层面,AI也能给译者提供大量有价值的译法选择,和最优秀的译者做到有来有回。我们可以略过一些细节争议,基于这个牢靠的底线共识展开后面的论述。

译者和出版的转型
(一)从创作者到把关者
由此而来的一个后果是,传统学术翻译模式要彻底转型,大量普通译者会逐渐被AI 取代。
新模式的轮廓已隐约可见:AI 按提示词出初稿,人工负责校对提升。说“隐约可见”,是因为这套流程眼下处于灰色地带:许多人实际上已经这么做了,但译文署名怎么算,出版社是否允许、读者是否接受AI大量参与翻译,这些都还是争议重重。这里面确实有很多具体的权责问题,需要放到远景判断和转型策略等范畴下认真考虑。
新模式中人的角色,可借助摄影和写实绘画的关系来理解:照相术发明后,写实画家的实用功能被摄影师取代了,但摄影师不是按按快门就完事——他要选取拍摄对象、设置相机、后期修图。对应到翻译,就是选书、确定核心概念译法、明确体例风格、校对打磨。人从创作者变成了任务设置者、把关者。
这份工作绝非毫无技术含量。翻译的上限远比一般人以为的要高。把外文翻成初步能用的译本,和把初步能用的译本提升为精良译本,表面看只是从八十分提到九十分——我们姑且用简单的数值来粗略描述翻译水平差异——但就耗费的精力而言,这十分要占去大半。这十分差在哪里?差在语言和专业理解的精细度,特别是概念是否咬得准,文气是否通畅。例如能否在具体上下文中准确判断,“commitment”表达的是简单的“承诺”,还是一种挺难找到对应汉语词汇的复杂含义(姑且可译为“笃定之志”);能否根据前后句子间的逻辑关系判断,“indeed”是应该翻译为具有反预期色彩的“事实上”,还是表示确证预期的“确实”。

从八十到九十分这一段,恰恰是普通译者无法突破的屏障。差距不只是改不改、能改到什么程度,最大的差距在于,普通译者甚至都意识不到哪里有必要改。初稿把所有人都拉到了八十分,谁能再往上走,还是靠原来那些功夫。当然在这一过程中,AI工具依然可以进行辅助,译者能力越强,AI辅助效果越佳。在此意义上,八十到九十分这一水平区间的要点不在于纯人工比拼高下,而在于AI还无法抹平人本身的能力差距。所以对头部译者而言,施展才能的空间并没有少太多,甚至可能舞台还变大了:大量从零到八十的体力活可以省去,直接从八十分开始工作。一些原本会因为找不到合适译者而被搁置的重要翻译项目,在这一模式下也可以快速推进。
人的翻译能力大体稳定,AI则在不断进步。因此新模式所需的人类译校者将越来越少,除非译著出版规模急剧扩大,而这不太可能发生。很可能会逐渐出现这样一种分化格局:越来越多的译著直接由AI完成翻译,只有少数重要作品才需要在AI工具和责编之间加入“学术翻译守门人”。
从整个社会的角度讲,维持旧有的翻译出版模式是资源浪费。从译者角度看,继续坚持旧模式也是得不偿失。首先,如果做不到头部水平,那么人工翻译的学术贡献确实不大了。(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新近发表在《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 52, no. 3]的长文《人类译者对机器:阐释的算法》[The Human Translator versus the Machine: Algorithms of Interpretation]试图瓦解“翻得准”这一标准,主张翻译是“彻底变革性的阐释行为”,据此为人类译者构想了驾驭算法、在多种阐释可能中作创新性选择的新角色。它提供了一种思考方向,即通过重新定义翻译的目标来论证人类译者的不可替代性。但我认为他的具体论证含糊且缺乏说服力。)其次,翻译本就属于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报酬微薄,考核不算数,还容易被人挑刺。其最大的意义也许是凭借高质量译作建立学术声誉。但AI翻译技术的发展破坏了译作的信号传递功能,读者很难判断那些准确流畅的译文是译者还是AI的功劳,但与此同时,错谬依然要由译者认领。
鉴于AI进步飞快,能力上不封顶,可能最后连“学术翻译守门人”也会被彻底淘汰。也许我们就是最后一代译者。
不妨作下远景畅想:未来人工翻译会不会从职业活动变为表演或娱乐?就好像各类身体能力在捕猎、运输等活动中的实用价值基本消失后,变成奥运会上一个个展示人类身体极限的项目;就好像在记忆力贬值后,背圆周率、四书五经等能力只能在文化综艺节目上供人看个稀奇。你也许会说,这样不也挺好,翻译还能活着。但以这种方式存在的翻译容纳不了太多从业者。这和运动不同。除了专业运动员,我们普通人也能从体育运动中获得乐趣,或者至少会为了锻炼身体进行运动。翻译活动没有这种“群众基础”,也不是“健脑活动”的必备项目。在这些方面,它更像背圆周率,而非体育运动。更糟糕的是,翻译还没有那么强的“可看性”。它缺乏“奇观”色彩,欣赏评判门槛高。人工翻译最终也许会变成一种需要被刻意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私人译本”对出版业的冲击
转到需求侧来分析,传统的译著出版模式面临这样一个紧迫威胁:即便已有中译本,许多读者也选择直接让AI生成译本。对于已经有可靠的学术和语言判断力的人来说,这么做完全合理。AI出的译稿该对的都对,错得很少,且大多属于专业读者一眼便能揪出来的错误,基本不影响阅读。此外,AI译稿几乎零成本、零等待,还能贴合自己的术语使用习惯,出版社拿什么来竞争呢?在上一小节框定的时间窗口(AI还只能做到八十分,头部译者有能力做到九十分)内,我们可以分三类学术读物来分析其出版价值。
首先,研究性二手文献的出版意义将大大降低。这类文献是给已入行的专家、准专家看的。这些读者或者本就会去看原文,或者可以很好地制作、使用AI私人译本。其次,导读类读物依然需要出版。这类文献面向初学者,而初学者恰好缺乏找寻外文文献、判断其重要性以及判断AI译本质量的能力,因此还需要出版社和专业译者把关。最后,经典作品——或者更准确地说:第一流作品——也还需要出版。对读者,经典译本是公共权威文本。教学、学术交流等需要确定的版本、页码和通行译法作为公共参照系,各用各的AI译本会影响沟通效率。对AI,精良的经典译本是高质量语料;即便质量未必很高,正式出版的译本也能凭借其制度性地位,为AI确立译法惯例。

所以结论不是学术译著出版即将消失或应该马上消失,而是门槛应大大提高。一部正式出版的译著,必须严肃面对这样一个问题:相比读者自己用AI生成译本,你多给了什么?答不上来的,确实没必要出了。
翻译作为学术训练即将终结
作为一种面向出版的公共活动,翻译的主要价值是产出高质量译本。但作为一种学术训练,它的意义不在于产出的作品本身,而在于翻译过程中形成的精细阅读能力。逐字逐句翻译会逼迫你去注意、澄清那些原本注意不到或可以蒙混过去的内容。许多人是在做翻译后才发现,自己原本的理解只是浮光掠影。这种训练最终沉淀为乍看之下有些神秘的学术品味。
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即便翻译的出版价值大大降低,作为学术训练的翻译也应该被保留下来,就好像计算器出现之后,我们依然让学生练习口算、心算?这取决于翻译的训练价值有多大,以及操作起来有多难。
操作层面,翻译作为学术训练,一直有两个难题。一是考核难题:很难判断学生是否借助和本人能力无关的手段完成了翻译作业。二是意志难题:既然难以考核,做不做、做到多认真,就全凭学生自觉了。AI出现后,这两个难题变得难以克服,几乎给作为学术训练的翻译宣判了死刑。也许可以通过当堂翻译等方式来克服这两个问题?对于日常实用类翻译,这种方式确实可行。但它不符合学术翻译的形态。学术翻译的训练价值要能发挥,最好选择有一定篇幅的文献,这样才能有效锻炼出精确、系统地把握文本的能力。除了处理足够复杂的文本内部上下文,学术翻译还应该让学生把所翻译的文本放到更大的社会思想语境之中来解读。而这意味着,学术翻译难以当堂完成,且不应该完全禁止学生借助参考资料、辅助工具。

至于翻译的训练价值,我在其他文章中已作过详细论述,核心观点是,翻译的主要训练价值是培养学术品味,但作为一种培育学术品味的方法,翻译只有阶段性价值,且并非无可取代;作为一种深入阅读文献的方式,它非常耗时,且重心不在对论证的拆解重构上面,不应高估其学术强度(参见拙文《翻译理论文献有多大价值?》,载《法哲学与政治哲学评论》第9辑,同济大学出版社,2024年)。
因此,翻译作为一种一般性的训练方式即将终结,这绝非学术的末日。不过有一项损失确实很难弥补:翻译经验对一种特殊的学术品味——翻译鉴赏力——的培育是必不可少的。这里用养孩子打个比方。吹毛求疵的话,“养儿方知父母恩”这个说法显然有问题,因为有些父母其实并不负责。更准确的说法是,养过小孩,才能更好地判断父母当年是怎样对待自己的:不靠谱的你能意识到,付出的心血你也看得到。翻译与此类似:自己做过翻译,才品鉴得出有些译本花了多少心思、做得有多好,有些则是多么不靠谱。由此回到前文提到的译本打磨工作:它本就缺少识货的人,今后会更像一门冷门绝学。而长此以往,谁还有能力来给AI译本的质量把关呢?我们只能寄望于,随着技术进步,AI不需要人类把关就可以把活儿做好。
AI翻译的积极面
在谈论AI翻译的影响时,我们不应被译者群体的挫败感所笼罩。翻译的主要功能是产出高质量的译本,服务于广大读者,其次才是借此锤炼译者本人的语言和思想。即便仅着眼于译者的学术进步、精神完善,我们也要精细拆解技术冲击下的得与失。毕竟我们不是非得当译者。只是因为在特定思想环境和技术发展阶段下,学术翻译有巨大价值,我们才选择当译者。不能陷入这种假二择一错误:把翻译交给AI,我们的精神生活就荒废了。我们完全可以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其他学术思想活动之中。
跳出译者视角,AI翻译除了显而易见的降本增效功能,还有一个重要的积极效果值得专门一谈:它促进了学术平权。

国际层面,英语是世界学术语言,这对非英语国家的学者意味着一笔额外的成本——阅读慢、写作难、交流吃亏。这些成本与学术水平无关,只和你的母语是什么有关。你要比英语世界的人多花很多很多时间和精力,才能勉强接近他们的母语水平。就国内而言,英语能力特别是口语水平,和地域、家境高度相关,和智力的相关度则不那么大(我指的是成为合格英语使用者,而非成为英语专家学者所需的智力水平)。AI翻译包括日渐成熟的AI同声传译,在质量和效率两个维度极大地压低门槛。对母语不是英语、家境不够优越的学者,这是实实在在的学术平权。
关于国际层面的学术平权,还有更深一层的问题可谈。原本因为语言的阻隔,不同国家的学术发展还具有某种独立性。AI翻译的发展拆除了语言屏障,使全世界的学者更方便地进入英语国家主导的学术秩序,这是否会在一种更深刻的层面巩固英语国家的学术霸权?这一顾虑不无道理,但英语国家的学术霸权主要靠的是经济实力、舆论优势、借助大学声誉和期刊体制获得的议程设定和学术评价权力等。英语的优势是这套霸权结构的产物,而非原因;是维持这套结构的一个因素,但绝非只靠它维持。AI翻译技术的发展既可能巩固英语国家的学术霸权,也可能帮助非英语国家的学者在保持主体性的同时获得更大的学术话语权。具体如何发展,取决于诸多翻译之外的因素:能否分清客观的学术优势和霸权的影响?是否在积极吸收英语学术成果的同时,鼓励用本国语言做研究?诸如此类。
结论和余论
总结起来四句话:AI能够高效完成学术翻译,变化已经发生;译者职业转型,普通译者出局,头部留下,并从创作者变成把关者;作为训练的翻译即将瓦解,翻译鉴赏力可能断代;AI翻译降本增效促平权,但这些收益落在翻译圈外。
拉长历史的尺度,从自然科学出现以来,推动文科发展的一股强大情绪力量就是一种“维护人类”的冲动(参见《哲学与其社会背景:对话欧内斯特·盖尔纳》,载[英]布莱恩·麦基:《思想家》,吴芸菲译,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442-443页)。科技的发展使我们解释、控制世界的能力急剧强化,但与此同时,人本身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从身体能力,到博闻强记之类的机械智力,再到创造力、反思批判能力,人的各项能力都在机器面前一败涂地。在这一进程下,即便是最理想的结局,似乎也不足以安抚那些敏感苦恼的心灵:人变成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消极享受者,无法再像过去那样,通过达成超越个人体验的客观成就,来获得生命的意义。最终一切都将凝缩为一位冷门歌手在发现AI可以完美模仿她的声音后发出的感慨:“此时此刻,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在吃着爆米花,坐在电影院最好的位置上的观众。”
也许这个预测太悲观了?一种比较典型的乐观看法承诺了一个光明的未来,其逻辑如下:长远来看,各个学科、各种生产活动都可能被AI取代,但许多事务本就是工具性的,并无内在价值,如果AI能直接完成相关研究和生产活动,人类并不会遭受什么损失,只会摆脱操劳、获得宝贵的闲暇;与之相对,文史哲、艺术等属于为己之学,以前因匮乏带来的功利氛围被低估和扭曲,在AI带给我们闲暇后,人文艺术将迎来春天,人们将从中获得足够的意义感。
这种看法暗示,大部分工作都是对人的消耗,不足以寄托生命的意义。我不赞同这一暗示,但即便接受这一点,上述说法也经不起推敲。它混淆了愿景和预测,没有看到有闲暇和人们会怎么利用闲暇是两个问题。后一个问题取决于各方势力对注意力的争夺、人的多巴胺分泌机制和自制力等,与活动的内在价值关系并不那么大。在AI时代,人文艺术不太可能迎来春天,短剧、短视频倒是已经进入火热的夏天了。最悲观的前景是,人文艺术将变成小众文化,被一小群爱好者勉强继承。

即便人文艺术确实迎来春天,问题也依然存在:未来会有很多人写诗作画,但AI可以轻松创作出无数好得多的作品;未来会有很多人反思社会现象和人生意义,但和AI相比,只能算小学生水平的思考。在AI的对照下,这些创作活动原本的意义将会消散,变成无足轻重的自娱自乐。你也许会说,即便AI写的诗、画的画尽善尽美,我们也不会有欣赏的意愿,甚至在某种意义上AI的作品是无法被欣赏的:欣赏作品归根到底是在欣赏创造作品的人,把握他在创作作品时的心灵悸动。这个辩护对文艺创作也许成立,但它难以挽救哲学、历史以及本文讨论的翻译。我们显然可以脱离作者来欣赏这些作品,且重要的是作品本身,而非作者。在这些领域,AI与人同场竞争,而人很难胜出。也许我们能做的就是成为AI作品的欣赏者。这本身不是坏事,但弥补不了意义感特别是成就感的亏空。
未来尚未完全到来。也许在后人眼中,我们纯粹是受制于对生命意义、成就等的陈旧理解,才会操心这些本不是问题的问题,而真正的问题尚在别处。但对于生活在当下的我们,这些问题既无法抛开,也难以回答——但我们至少可以承认这一点,从而获得清晰的自我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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