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福建省奶品专业会议在龙溪专区漳州市召开。漳州奶品厂每吨炼奶生产成本近3000元,全省最高,被指为质次价高、内部管理不善。
奶品厂颇为尴尬的同时又感委屈,认为导致此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本地鲜奶收购价格高:当时漳州鲜奶收购价每斤0.36元,显著高于福州的0.23元、泉州与闽侯的0.18元以及莆田0.20元的水平。
收购价格差距很大,关键在于各地施行不同的奖售政策:福州为每头奶牛每月供给饲料60斤,另按收购每百斤鲜奶奖售饲料50斤;泉州收购鲜奶每百斤配发20尺针织品票;唯独漳州,不论交售多少鲜奶,均无物资奖售,故而鲜奶收购价格居高不下。为降低成本,漳州奶品厂提议借鉴福州经验,在当地推行鲜奶奖售。
什么是奖售?为何收购鲜奶,给钱之外,还要奖售物资?
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根据“统一计划、分级管理”的原则,将农副产品分为一、二、三类,分别实行统购、派购、议购,辅之以购留比例、奖售和超购加价等政策。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国家在拿不出充足的主要商品同农民交换,又不便全面提价收购的情况下,通过计划制度的延伸,维系主要农产品收购,奖售、换购、议购等都是国家统购、派购基础上的重要派生政策。奖售意在以看得见的实物,鼓励农民多交售统购、派购的农副产品,保持计划价格相对稳定,保障国家掌握必不可少的农副产品。
福建省农副产品奖售布票本文以福建龙溪专区为主要观察点探析奖售政策。福建省龙溪专区(现漳州市,时辖长泰、龙海、漳浦、东山、云霄、诏安、平和、南靖、华安九县和漳州一市)位于东南沿海,其所在的漳州平原,面积居福建四大平原之首,被誉为 “闽南粮仓”,是重要的水果、水产和花卉生产基地,在福建乃至全国农业版图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以福建省龙溪专区奖售政策为主,结合其他地方情况,尝试从奖售政策推行的背景、计划实施、与市场的互动等方面,考察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农副产品奖售政策的运行逻辑,及其在计划与市场关系中的作用。
奖售政策的推行背景
奖售政策是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国家为保障农产品收购而采取的相对柔性的激励措施,其出台的重要背景是国家用于同农民交换的物资不足。当时国家按平价收购的主要农产品多,而平价供应的主要商品少,农副产品收购困难。1962年国家平价收购150亿元左右的农产品,平价供应农民的主要商品只有93亿元,供应商品仅相当于平价收购农产品的62%左右,而在1958年前,这一比例还在80%以上。
奖售之所以对农民有吸引力,是因为国家利用统购、派购、议购政策和包干的方法,同农民订立合同,通过奖售票证,让农民按国家牌价购买到一些紧缺物资。国家对粮食、化肥、布匹等物资的掌控,为面向农副产品的奖售奠定了重要基础,尤其是化肥。1961年福建省要求尽快建成投产5个合成氨厂,并为其他化肥厂增添设备,1963年又决定将永春、泉州、漳州的3个化肥厂作为华侨投资项目。为提高华侨投资积极性,照顾投资人家乡所在县(市)生产用肥需要,决定每募股人民币1万元,奖售给当地化肥10吨。
此外,由于外贸品种占奖售农副产品的比例很大,1962年至1965年,实行奖售的农副产品品种日益消减,但外贸奖售品种占总奖售品种的比重一直维持在三成左右。国内外贸部门通过外贸换回粮食、化肥等国内紧缺商品,再用这些物资奖售国内农副产品,既可让农民得到物资,又可大大促进国内贸易。
据上海外贸部门反映,彼时国际市场上猪、禽、蛋畅销,供不应求,仅香港一地,每日包销生猪3000头,布匹却在香港滞销。刚调研过江西的朱德提出国家或可动用一些滞销的出口布匹,甚至进口一些橡胶和人造丝,制成胶鞋和丝织品,向农民大量换购猪、禽、蛋等出口物资。外贸部门也发现出口农副产品比出口轻工业品划算。多挤一些适合外销的商品,出口换回国内需要的紧缺物资是必要的。为加强外贸商品奖售物资的管理,1963年对外贸易部颁布《收购出口农副产品外贸专用奖售物资管理办法》,强化奖售品管理,提倡好货多奖、次货少奖和名贵出口商品重奖,促进商品优质高产,保证出口需要。追求工业化的中国反而是大量农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更有竞争力,从侧面说明当时中国工业品的市场主要在国内,如时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指出的:“商业工作的中心问题,是在购销活动中正确处理我们同农民的关系问题。因为农村是我国国内市场最广阔、最主要的场所”。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营商业的计划购销成为商品流通的主要渠道,农村集市贸易的自由购销起到辅助作用。到1961年,国家已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商业体系,形成了庞大的社会主义计划市场,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通过统购、派购等,掌握全部农业商品的90%左右。农村集市贸易的商品流通额在全部农业商品流通额中所占比重大体为10%。在经济困难时期不得不有限开放农村自由市场的情况下,稳定公营商业收购农产品的商品量对恢复、巩固国家主导下的物资流通体系意义重大。
福建省商业厅奖售煤油票政策的计划实施及其限制
为了加强物资的统购、派购,避免过多物资流入自由市场乃至黑市,国家制定的奖售政策在物资品种、标准、分配方式等方面都带有鲜明的计划性。
奖售品种的选择和标准,通常由国家根据计划需求和物资情况制定。主要品种由中央统一规定标准、划拨指标;在中央分配计划内的地方产品,如不影响调拨任务,则由大区或省规定;省以下各级地方可因地制宜规定其他品种的标准,但须经过一定审批手续。从1961年起,国家对统购粮食实行奖售工业品办法,随着工业品供应情况的变化,奖售物资的品种和标准也进行了调整。同时,为了缓解经济作物与粮食生产之间争地、争肥、争劳动力的矛盾,根据中央指示,各地结合自身情况,从1961年起,在收购重要经济作物时,也奖售不同标准、以工业品为主的物资。
奖售的交易方式一般有三种:一是现货换现货;二是签订购销结合合同,即买卖双方保证在一定时间内按约定品种、数量进行交换;三是票证记账,先出售后供应或先供应后出售,给予票证,物资凭票发放。奖售的票证化供应深度嵌入计划指令体系,其流程大致是:国家根据年度计划,将农副产品收购任务与奖售物资配额逐级下达省、专区、县、公社、生产队;在生产季节前各地与农民签订预购合同,预付或收购时发放奖售物资票证,交售的物资与奖售的物资一般按国家牌价分别作价;再由农民凭票购买物资,最后物资系统做好票证与物资的核销、结算,为下一轮奖售做准备。
较长一段时间内,奖售物资的票证,除布票和针织品票由商业部统一印制和分发外,其余由各省统一印发。中央要求各省制定票证的发放、保管、收回、销毁、统计等制度,以堵塞漏洞,避免损失和防止破坏活动。为此,各地一般严格规定了票证的印制、编号与盖章办法,统一发放、领用手续,物资多凭票定量、定点供应,并明确了使用范围与时限。为配合票证实施,还出台了一系列统计、核算、报表制度。通过层级化的票证运作,辅以报表稽核,便利了国家对紧缺商品的计划管控与定向流通。
然而,物资的短缺限制了奖售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当时国家物资平衡难度相当大,1961年第三季度国家强调不可能支付更多的粮食用于经济作物的奖售。鉴于计划外奖售数量大,1962年国家要求地方不能把希望寄托于在已有奖售物资外再多获拨粮食、棉布、化肥和其他重要工业品,因为“实在没有东西可以增拨了。如果把希望寄托在这些方面,一定会落空,一定会陷于被动”。因为资源有限,奖售政策强调物资发放的既定标准及工作纪律,上级一般禁止下级擅自提高标准或新增品种。为了防止出现严重的物资超支,各省对下级自行提高及附加的奖售一般不予结算。对于亏欠未兑现的物资,由各地自行负责清理。应补发的物资,由原主管供货单位如数补给。
为确保付出的奖售物资能换回特定的农副产品,物资部门一般坚持物资专货专用,不能随意调整。不过,在物资有限的前提下,要提高使用效率,客观上就需要对物资进行调剂使用。1964年,根据福建省供销合作社工作组在永安、沙县的调查及晋江专区供销社反映,各地普遍存在因粮票指标不能调剂使用导致奖售执行困难的情况。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福建省规定凡属省定收购到底、奖售到底的农副产品,其奖售粮票及指标允许调剂使用。
但奖售的计划管理还是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物资收购。问题主要表现为 “五多、一少”,即“奖售品种、标准变动的多,掌握奖售物资的部门多,专物专用的多,手续制度多,文件规定的物资多,实物下放的少”。基层常常反映奖售手续麻烦,浪费人力物力。奖售工作“由于专物专用,县、基层社不得不单独库存、单独摆放、单独记账、单独盘点”,从上到下规定的一套报表制度,又要求“天天记载,旬旬上报,月月结算”。加之基层社部分人员已精减,人力缺乏,导致手续混乱,仅办理手续就耗费大量时间,基层疲于应付。1963年福建省供销合作社发现有些专区、县商业局不及时发放奖售布票;部分专区、县也未按时结算上报票证发放情况。再如福建省泰宁县供销社多次下发通知,要求拟定报表及时结算。
计划分配与奖售为制度上的主从关系,但两者在物资上存在竞争。如扩大奖售,国家对一般农民和自销产品的其他小生产者,原则上只能减少定量供应。对扩大换购范围的经济作物区的农民,也不能不减少或取消粮食的定量供应。除了供应减少,部分物资的调拨也不及时和充足。东山县反映,该县系缺粮地区,粮食统购任务不大,因而获得的奖售棉布也少,1962年9月至1963年4月,全县7万农业人口仅获奖售布票6.5万尺。1963年该县遭遇罕见旱灾,作物失收,叠加前三年发放棉布基本定量低,农民衣着单薄。为缓解缺衣少布的困难,龙溪专区只能尽力从库存中挤出棉布、针织品,免票或减票供应给农民。
定量分配减少的情况下,多获得奖售物资成为地方增加物资的重要渠道,但地方生产和收购农副产品短期内又难以提高,因此增加奖售物资的诉求就会增多。1963年,云霄县反映,当地生产队和社员普遍期望国家调价收购和提高奖售标准;该县下河公社的两个大队也要求,对出口价值高的金枣在奖售标准上予以照顾。
物资短缺外,奖售的具体实施还受其他外部因素制约。首先是农副产品的生产易受气候、灾害、市场等影响,国家预先制定的奖售计划需要根据生产情况不断调整。再是根据农产品上市时间,奖售政策还有特定的执行时间。常年收购品类以固定日期执行,季节性品类则按产新节点收购,过季品类会顺延至下一年度。如此分类,是为了兼顾不同农产品的产销,避免政策与收购实际脱节。
此外,在基层执行过程中,奖售政策不仅适用于交换物资,也被用作奖励劳动、配种、运输等事项。农业机械化实现以前,耕牛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动力。东山县曾为提高公牛配种能力,要求公牛每配种1头母牛奖售粮食2斤。当地还将部分大米作为砍运甘蔗的补贴。此类奖售物资的泛化使用,换回的并非实在的物资,其目的在于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福建省奖售粮票政策与市场的互动
奖售政策的推行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应对计划市场与自由市场、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的竞争。当时,国家禁止一类物资及完成派购任务前的二类物资公开出售,但这些物资仍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进入自由市场,使国家寻求掌握的大量物资脱漏,对计划收购构成很大压力。据一些重点产区调查,部分出口产品在货源未减少的情况下,收购计划却完不成,关键在于奖售标准偏低、不对路、办法死板,农民认为卖给国家不如拿到自由市场卖划算。
茶叶是传统出口畅销商品,1957年后被列入国家统购物资。一般由茶叶公司及受委托的单位按规定的奖售标准和国家牌价收购,各级供销社、商业部门不能自营及议价收购。在福建,政策执行总体尚好,但也有部分农场、公社留茶多,自行加工,高价分散出售。如云霄县国营和平农场,1963年春夏雨季产茶310担,只向国家交售187担,余123担农场自行加工成精茶后,以每斤6元至10元的价格出售。另外,龙溪专区发现广东潮汕地区商贩深入当地茶区购茶,漳州市仅1962年8月至9月20日即查获违章茶叶2040斤。
自由市场的存在刺激农民留多卖少,在迫切的物资需求面前,奖售政策进行了调整。1962年10月,长泰县茶叶采购仅完成年度计划的80%,比1961年同期减少16.7%,主要原因是产区的自留量偏大,向自由市场投售过多。为确保完成茶叶采购、出口计划,当地决定增加秋茶奖售物资,对收购的秋茶每担增加奖售香烟1条、白细布10尺、化肥20斤、肥皂半条、胶鞋1双。为防止社员分到物资过多而拿到集市出售,国家要求对奖给生产队和社员的粮食和棉布设人均最高限额,超过限额则改奖其他物资,以尽量减轻来自自由市场的影响。
计划经济下奖售政策的效用取决于国家与农民经济理性的互动。农民对卖给国家的商品以黑市价格同收购牌价相比较,对奖售换购的农副产品和工业品,则以自由市场价格换算,同时会考虑买卖的政策风险。比如有农民算卖猪肉的账:自宰卖肉收入多,但不合法;全部交售收入少,还吃不到肉;卖一半、留一半,收入虽比自宰卖肉少,但比全部交售多,既合法,又能吃到肉。
包含奖售在内的农产品收购政策,是计划经济以政策调整代替价格浮动的产物。尽管政策制定者期望奖售物资最好一次安排合理,但是由于自由市场价格经常波动,商业系统只能强调经常调查研究市场物价,及时调整政策。如1965年1月9日福建省商业厅、供销社提出,对鲜蛋奖售应根据“淡季适当奖售,旺季不奖和淡季市价低于牌价或接近牌价者不奖”的原则进行,漳浦县即根据当地情况,决定停止对鲜蛋收购的奖售与议价,实施平价收购与供应。
为了便利物资掌握,地方政府也有意拓展面向市场的政策空间。除中央规定的奖售品种外,地方往往倾向于增加自己掌握的奖售物资品种,以致于“实行奖售的农副产品究竟有多少种,已经弄不清楚了”。除自增品种外,地方还自定标准。1961年至1962年诏安县多次自定蔗糖购留比例和奖售办法,当地收购计划仅完成50.12%,原因是社员留糖过多,且其中绝大部分通过自由市场出售。
为增强内部激励和回应市场影响,基层奖售物资的发放尽量避免平均主义。漳浦县杜浔乡在分配工业品、副食品等奖售物资时,强调按家禽、蛋品、毛猪实际完成数分配给各生产大队,再由生产大队根据各小队完成情况安排到户,“谁交售奖给谁”。当然,部分地区还存在生产队干部私分、多占或拖延分配奖售物资的情况,有群众反映“高山上的石头往下滚,越滚越小,生产队的东西往下分,越分越少”,“分东西总是十八罗汉(指干部)打转,我们难得”。因此,保证奖售物资分配合理、及时供应,对奖售政策的维系至关重要。
自由市场代表着不同于计划的价格机制,奖售的推行是为了减少物资流入自由市场,但二者的关系并非只有竞争的一面。比如,农民获得的部分多余奖售物资,可以通过自由市场甚至黑市交换而商品化。政策设计之外的市场客观上成为奖售激励功能实现的空间。如漳州市工商管理局发现,作为奖售物资的化肥陆续流入市场,帮助农民部分解决了肥料余缺问题。根据对西桥市场的调查,1963年当地曾有一批3592斤的化肥上市,这些化肥主要是奖售肥,来自生产队的有3270斤,占91%;社员个人提供的有322斤,占9%。个人选择出售化肥的原因多样,有的是化肥用不完而售出,如龙海县海仓某农民,卖143斤毛猪1头,获奖售肥94.4斤,但家里6分自留地需肥较少,故将多余化肥卖出。还有的因肥料不适用而出售,如石亭公社有农民将卖柑橘获得的80斤奖售化肥出售,理由是他家种的沙质洲田宜施粪肥,用化肥反而成本高、肥效差;将化肥变卖,转赴厦门、石码采购粪肥,每亩田可节约成本6元。
在西桥市场购买前述化肥的基本来自邻近公社,其中个人占70%,生产队占30%。在化肥主要奖售给集体社队的情况下,个体农事活动的肥料供给确实受到较大限制。龙海县步文公社双桥大队社员因种小麦买肥,他们说:“国家没有供应,只好在市场买高价来用,不买来小麦长不好,买来用可以增加生产。”自由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了专门从事化肥买卖的经纪人。在国营还不能满足供应的情况下,如采取硬性行政措施实施管制,市场交易很容易演变成偷买偷卖,反而影响生产。自由市场的存在,为奖售物资错配的纠偏提供了渠道。上海方面的实践也表明,奖售换购以后,集市贸易上农民间的相互调剂大量存在。
毗邻区是不同行政单位相互影响的市场空间,也影响着奖售政策的实施。由于商品掌握与供求情况的变化,各地区间以及同一地区的不同时期,实行奖售的产品范围及奖售商品的种类、数量各有不同。某些不宜实行全国统一奖售标准的农副产品,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别制定奖售标准,而各地不同的奖售标准,往往也为商品的跨区交易创造了空间。如福建省有50%至60%的山苍籽生长在与浙江省毗邻的县,浙江属县价格与奖售标准高,导致福建省大量山苍籽外流,甚至距离寿宁县城关只有2里路的洋梅桥队,都将山苍籽送往30里外的浙江龙泉出售。通过奖售吸引外区商品交售,被有些地方称为“加强邻区关系”的办法。华安县的新圩供销社1961年通过奖售收购外公社3万元左右的物资。
奖售换到的物资,地方还可以通过物资协作的公营内部市场,换回自身需要的生产、生活资料。东山县盛产海鲜,丁香鱼、鱿鱼等是该县主要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销路好,不少渔获也被用于对外物资协作。龙溪专区1962年利用收购的物资,通过协作换回计划外商品肥8.8万余担。物资的协作交流改变地方物资状况的同时,也影响着奖售政策的实施。如平和县供销社于1962年10月与江苏省镇江市手工业局签订换购合同,调出毛竹7000支,换购硫酸铵25吨。为了尽快交货换肥,该县收购这批毛竹时,在省定奖售标准外,每百支毛竹增加奖售化肥100斤。
政策成效及其收缩
随着国民经济调整的深入,国内农产品收购和供应情况有了明显好转。1962年,福建省的计划工作开始从被动转向主动。农业生产方面,粮食、经济作物和其他农副产品完成或超额完成计划,且绝大多数农产品比1961年有较大幅度增产,商业方面,主要农产品采购任务超额完成,集市贸易价格降低50%左右。种植农业较弱的东山县,1963年初18种主要商品在1962年底的基础上,除粮食类因旱灾价格略有上升外,其余价格大部分下降,城乡市场价格基本接近供销社自营业务议价水平。农贸部门收购价格下降,收购到的物资反而增多。日用工业品及生产资料市场供应也由紧张到缓和,群众提出质量好、式样美观、规格适合、价格便宜、供应及时等要求,一改有货就买的状况。票证大大减少,民众普遍反映:“今年这样严重旱情,却看不到旱市。”1964年龙溪专区夏粮丰收后,黄麻、花生等大宗经济作物登场,各种水果接踵上市。不少三类物资牌价、市价已基本拉平,农民由多留少卖变为少留多卖。龙海县九湖公社农民反映:“集市价格有落无升,留多不保险”。经过多年调整,龙溪专区 1965年的经济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各种副食品和工业日用品供应比较充足,猪肉、食糖等供应明显增加。高价商品改为平价,集市价格持续下降,产品质量与品种随着调整越来越好、越来越多。
经济形势的好转,离不开奖售政策的广泛实施。龙溪专区诏安县在1961年四季度农产品采购中,根据早完成早安排和多超额多分配原则,先后分配两批奖售物资,促进了采购工作。1962年福建省外贸部门按不同品种、不同等级、不同季节提出不同奖售标准以及临时补助,使出口物资收购得以顺利推进,在不过多增加奖售物资的情况下,部分商品“收购计划却完成得很好”。1963年初,福建省外贸局上半年通过奖售收购农副产品,投放化肥9000吨、粮食1132万斤、棉布278.5万尺和一批其他工业品,有计划地组织生产,重奖名贵出口商品,对促进社队多种经营、增加收入、巩固集体经济起到良好作用。
经过几年调整,1963年全国“很多地区农业有了较大的增产,部分地区主要农产品的产量,已经接近或超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水平。两个市场、两种价格的距离比以前大大接近,若干地区、若干农产品的集市贸易价格已经同计划价格持平。许多工业品的供应已能满足购买的需要。国家在同农民的交换关系上,应当说已经大体上实现了等价交换”。自由市场的收紧,使得政策面临的市场压力随之减小,间接促成了奖售的收缩,当然主要原因还是物资整体供应状况的改善。这种情况下,奖售等政策的副作用被突出强调,诸如随着农产品收购量增加,国家手里的粮食、棉布、化肥等物资日益不足;有些紧缺物资如棉布,用于奖售和换购的比重过大,定量供应的比重降低,使地区间、农民间的分配不平衡;国家奖售物资负担重也是一个大问题。1965年国家付出奖售粮70多亿斤。1961年至1984年间,福建省收购农副产品奖售粮食(不包括甘蔗补助粮)共36.98亿斤,占同期面向农村粮食销售总量的17%。
有鉴于此,奖售政策进行了相应调整。1964年初,国务院指示物资奖售的范围应逐渐缩小,标准应逐步降低,办法应适当简化;加上可用于奖售的化肥、棉布总量减少,福建省对收购农产品的奖售范围和标准做出了调整,一部分品种退出奖售;用于奖售的物资缩小为化肥、粮食、棉布、食糖四种;胶鞋、煤油已敞开供应,不再列为奖售物资。到1965年,收购农产品奖售物资的品种进一步减少,基本只保留棉布、粮食和化肥三种,奖售标准也进一步降低。
虽然政策收缩,但重点领域的奖售仍保持了一定的连续性。1965年,在毗邻省份广东每百斤毛猪奖售粮已由50斤降为30斤的情况下,福建省为照顾生产,仍保持原标准不变,预计收购160万头猪,需近2亿斤奖售粮。尽管奖售粮开支大,生猪高价购进,平价卖出,导致亏损,但考虑到生猪生产周期和饲料情况,福建省还是选择将奖售与议购政策保留一段时间。同年,福建省大部分奖售品种仍继续稳定一年,以更好地促进农副业生产。实际上,直到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全国的生猪、棉花、油料等绝大多数农副产品、工业品奖售才逐渐退出。
结语
“大跃进” 时期货币超发严重,市场上商品供应异常紧张,商品涨价、排队、黑市交易问题严重,国家很难从农民手中收购产品,加剧了货币回笼压力,冲击了物资计划供应。由于对价值规律的负面性比较敏感,国家倾向于通过不断调整政策,弥补市场价格信号的缺失。由于每项政策作用有限,遂派生出一系列的附加政策。奖售政策就是统购、派购等计划收购政策派生出的辅助政策之一。
在统购统销框架下,奖售政策以粮食、化肥等统购统配物资及其他紧俏工业品交换农副产品,协调国家收购计划与农民利益诉求,成为计划体制进行有限商品交换的重要渠道,帮助国家在短期内稳住重要农产品和工业原料的供应,推动社会经济走出了困难状况,同时影响了农民的交易思维和购留行为。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农民没有奖售就不愿意交售农副产品,认为国家要统购、派购,“购留各半、粮食奖励是两条最基本的”。
奖售政策的实施也改变了原有物资分配方式与流程,强化了国家的物资交换能力。据上海商业部门初步估算,1962年上海供应农村的商品总值预计为3.8亿余元,其中通过换购获得的商品占40%左右。与1961年的平均供应相比,将这些商品供应改为多售多得后,1962年国家供应的商品没有增加,收购的农副产品则有不同程度的增长。1963年商业部门收购的农副产品中,每百元收购额大约有62元是付出奖售物资的,这一数据至1964年上升为68元。有些地区,奖售已成为商品分配的主要方式,远超计划分配的数量。1968年,国务院在收购农副产品奖售标准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国家收购农副产品的奖售政策已形成一种物资分配的重要渠道。同时,国家利用 “以进养出”的对外贸易和重要物资的计划生产,增加了奖售物资的供应。在此基础上,结合奖售票证形成特定分配渠道,促进了工农业产品的交换。
在计划经济的大环境下,作为激励手段的奖售政策,其品种、标准的选择与制定,物资的票证化分配与结算等,带有明显的计划性,其实施也受到内外诸因素的限制。计划经济体制的一大弊端是缺乏有效激励,加之物资短缺及内外条件的诸多约束,奖售物资的分配常常无法匹配基层实际,出现物资错配、分配不均等现象。而自由市场的存在,在计划外提供了物资调换渠道,农民可用多余物资交换所需。同时,市场价格间接反馈被奖物资的稀缺程度,为国家调整奖售标准、优化奖售政策提供了参考。可见,奖售政策的实施,离不开自由市场对奖售物资错配的纠正及价格信号的传递。
奖售政策由计划体制派生而来,执行过程中又不完全拒斥市场逻辑,是协调计划与市场关系并受两者互动影响的政策安排,协助维持了计划收购乃至整个计划体系的稳定。其运行表明,国家的资源汲取并不只有单向强制的一面,还存在“以资源换资源”的交易型汲取。这种复杂的政策样态,非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一词所能概括。面对农民惜售、收购受阻的现实,国家需要利用自身掌握的稀缺物资激励农民交售农副产品,农民的经济理性也可反向影响计划体制的制度生成。深化对类似的计划派生政策的研究,对认识该时期中国计划经济的特性、重新审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具有重要价值。
(本文原刊于《中共党史研究》2026年第3期,此处经作者删节改写。原标题为《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农副产品奖售政策探析——以福建省龙溪专区为中心》。文中所引档案主要来自漳州市、县(区)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等机构馆藏,在此致谢。本文作者周永生,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林秋云,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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