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实施分税制改革时，我在税务总局工作，亲身经历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站在30周年这个特殊历史时点，回想当时的情形依然心潮澎湃。”安徽省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谷剑锋说，“改革取得巨大成功、影响深远。”
分税制改革系统贯彻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部署要求，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正确方向，科学选择了渐进式改革路径，通过统一税收制度、划分中央与地方收支范围、建立转移支付制度等举措，基本形成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相适应的财税体制框架。
“改革重塑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各级政府间的分配关系，将财政运行锁定在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在中国财政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30年间，中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谷剑锋表示，借用朱镕基同志曾说过的一句话，“对财税体制改革取得的成功，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分税制改革适应并支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充分调动了中央和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为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优化财力分布格局、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等提供了基础性制度支撑。
“改革后，地方加快发展的积极性明显提升。”谷剑锋谈到，分税制改革规范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促使地方理财思路从短期博弈转向长期增收，充分调动了地方加强税收征管、依法组织收入的积极性。改革后，安徽省财政收入持续稳定增长，财政实力不断发展壮大。1993—2023年，全省财政收入由73亿元增加到3939亿元，增长了53倍，年均增幅达14.2%。
分税制改革有力增强了中央财政的主导作用和区域调控能力。“改革后，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迅速提升，中央财政再分配能力大大增强，为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推动区域间财力均衡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了必要条件。”谷剑锋说。
据统计，1993—2023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比重由22%提高到46%，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总额由497亿元增加到10万亿元以上。“我省财政支出四成以上来自于中央转移支付支持，对财力薄弱地区的保障能力显著增强，有力兜牢了基本民生底线。”谷剑锋说。
与此同时，分税制改革有效促进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改革将烟酒等商品消费税全部划归中央，增值税、所得税实行中央与地方分享，清晰界定了政府间财政收入边界，地方发展重心迅速从‘办属于我的企业’转变为‘办到我这投资的企业’，有效抑制了盲目投资冲动，扭转了粗放发展模式。”谷剑锋表示。
1993—2023年，安徽地区生产总值由1074亿元增加到47051亿元，年均增长13.4%，三次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新的增长点加速培育，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速推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预算管理制度更加完善、财政体制进一步健全，税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现代财政制度框架基本确立。
去年，党中央对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作出部署。“在新一轮改革中，要巩固和拓展财税体制改革成果，进一步破解制约财政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难题，为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注入强大动力。”谷剑锋说。
近年来，我国统一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有效减轻企业负担、增强企业创新活力。同时，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有所下降。对此，谷剑锋建议，重点关注财政可持续问题，在未来一段时期保持宏观税负总体稳定，更好发挥税收在筹集财政收入、调节分配格局、促进结构优化和推动产业升级中的作用；对拟新出台的减税降费政策，审慎把握出台时机，科学评估政策效果，防止对基层财政运行、民生支出保障等造成影响。
当前，受宏观经济波动影响，各地财政收支平衡压力普遍加大，一些地方财政收支矛盾突出。“在此形势下，建议从中央层面统一加快现代预算制度建设，积极推进零基预算改革，打破‘护盘子、守基数’做法。同时，加大财政资源统筹力度，强化财政支出政策顶层统筹，增进财政政策的一致性，并健全转移支付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绩效管理。”谷剑锋说。
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东中西部地区财力差距依然较大，中西部地区对外输出劳动力多，人口红利效应弱，但仍承担着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孤寡老人、大龄返乡农民工等兜底性基本公共服务。谷剑锋表示，期望中央更多发挥区域财力均衡作用，增强财力薄弱地区保障能力，逐步将相关人均支出低于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平均水平的予以补齐，稳步推动2035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顺利实现，更好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值得关注的是，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是有效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前提和保障。目前，中央和地方在一些领域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尚未明确划分，已划分的部分领域支出标准不够清晰、分担比例不够明确，转移支付使用效率和公共服务转化率有待提高。为此，谷剑锋建议，在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基础上，考虑支出成本差异等客观因素，清单化确定支出保障标准，并根据各地财力状况等，差别化确定不同地区的支出分担责任。同时，推动从预算法等法律层面明确，各级不得以考核评比、下达任务、要求配套等任何形式，变相增加下级支出责任或向下级转嫁支出责任。
来源：中国财经报
记者：敖阳利
编辑：牛向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