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8日，橡树资本联合创始人霍华德·马克斯发布了最新备忘录《再谈放弃经济法则》，聚焦一个近年在美国社会中频繁出现的趋势，即越来越多的政策都与基本的经济法则背道而行，往往出现荒唐的局面。
霍华德列举了多个实例，包括对于房租价格的强行压低，以及加州火灾保险匪夷所思的症结点等等。
他反复强调，经济法则并不会因为我们不喜欢它们就失效，管控过度往往结果更糟。
在“解放日”关税带来的冲击过去两个月之后，这期备忘录对关税问题的讨论尤为集中。
霍华德认为，关税的本质，就是通过对外来商品加税，来保护本国工业免受冲击，而“政府无法不付代价地要求所有东西都在本国制造”。
他直接写道：最终结果是，消费者支付的价格比没有关税时高得多，而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反而下降，因为本地厂商的成本太高，难以在全球市场中立足。
对于希望制造业回流美国的幻想主义，霍华德则引用了英国经济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的话说，“我们无法回到1950年代，更别说1910年代。无论是社会结构还是经济结构，都已经无法逆转。”
霍华德还谈到美国民选官员是如何在实践中对经济法则视而不见的典型例子，在他看来，美国当前对赤字、债务和社保体系的处理，充斥着荒唐。
全文约9000字，聪明投资者（ID: Capital-nature）精译整理分享给大家。
再谈放弃经济法则
霍华德·马克斯/文
去年九月，我写了一篇题为《我们要不要放弃经济法则？》的备忘录，把经济体系描述为一种遵循内在规律自然运作的有机体。
最常被提及的经济法则是供求规律：价格下降，购买意愿上升；价格上升，供给随之增加。另一条重要规律与激励机制有关：人们通常会将资源（例如劳动力）投向回报更高的领域。
这些规律无需博士学位也能理解，它们源自人性本能。
然而，政府有时追求的结果并不等同于市场自由运作所产生的结果，于是出台各种政策试图干预，甚至取代这些经济法则。
租金管制
在那篇九月的备忘录中，我重点讨论了租金管制。
当租房需求超过供给时，租金自然上涨，最终可能高到令部分原住居民望而却步。为了维持社区稳定、保障选民住得起本地公寓，民选官员通常选择干预，通过立法限制租金上涨。
这样，原本负担不起的人可以继续留下，租户满意，官员也满意。毕竟，满意的选民更倾向于投票支持现任。
但并非所有人都因此受益。
房东因无法按市场价出租，往往减少对房屋的维护，甚至将房屋撤出市场；开发商因担心投资回报不足，放弃新建项目；而那些愿意按市场价租房却苦于无房可租的人，同样陷入不满。
这一政策带来了至少两个问题。
其一，政府取代市场决定谁是“赢家”与“输家”。在租金管制下，租户（以及争取他们选票的官员）成了赢家，而房东、开发商与其他租房者则成了输家。虽然政策被包装为“保障现有租户的公平”，但它实质上对其他群体并不公平。
其二，租金管制对整体社会福利造成损害。租户手中握有一份“低价租约”这种稀缺资产，却无法将其变现，只能长期占据房屋，降低了自身与整个市场的流动性。这种制度还抑制了旧屋升级与新屋建设，使住房的数量与质量都难以满足社区发展的需求。
政府可以强行压低租金，但它无法命令开发商继续投资建房。最终，资源难以流向最有效率的用途，社会整体福利也因此受损。
加州火灾保险
更令人痛心的是，今年早些时候南加州的野火，再次展现了干预经济规律所带来的极端后果。大火席卷了太平洋帕利塞兹和阿尔塔迪纳等社区，数千人流离失所，其中包括十余位橡树资本的同事。
在生活遭受全面打击的同时，他们中的许多人还面临沉重的经济损失，因为缺乏足额保险。而这一点，与加州保险监管政策有直接关系。
加州政治长期由民主党主导，整体倾向于高度干预经济。民主党在州议会掌握超级多数，无需顾忌共和党制衡，也就缺乏适度节制。
与其对租金管制的支持如出一辙，加州政府也出于“保护屋主”的初衷，人为压低火险保费的定价上限，试图以此保障居民负担得起保险。
这里，我引用AI工具Perplexity整理的资料作为背景补充（调整了格式与重点标注，内容本身未做任何修改）。
下列信息几乎就是我花上一两个小时所能归纳出的要点：
在2025年大火之前，加州的火灾保险市场已然处于危机边缘，其根源在于监管限制、保险公司撤出以及山火风险不断上升的三重叠加效应。
定价机制受限：加州法律禁止保险公司使用前瞻性的灾损模型来评估野火风险，只允许基于过去20 年的平均损失来定价。但在山火愈发频繁、强度飙升的现实下，历史数据早已无法准确反映当前风险。
此外，法规也不允许保险公司将再保险成本的上涨反映在保费中，进一步压缩了基于真实风险定价的空间。
保险公司大规模退出：2021年，丘博（Chubb，伯克希尔2023年3季度开始投资，目前持股大约6.75%，持股市值约82亿美元）率先停止承保高价值住宅；2022 年，Allstate 跟进；2023年，加州最大房险公司State Farm停止受理新保单。
到了2024 年，State Farm宣布不再续保超过7万张保单，其中数千户来自太平洋帕利塞兹和阿尔塔迪纳。同期，东京海上保险（美国）公司（Tokio Marine America）及其子公司也退出加州市场。
保费暴涨与保险缺口：部分仍可续保的屋主保费飙升至每年1.8 万美元，从原本的4,500 美元暴增。大批居民因负担不起，只能断保或购买保障严重不足的保单，导致覆盖率急剧下降。到2025年山火爆发时，受灾房屋中不到四分之一享有火险保障。
政府兜底方案压力激增：州政府设立的最后保险人计划，投保人数激增，但该计划保障有限、保费偏高，且通常需额外补充商业保单方能获得完整保障。随着私人保险的退出，该计划面临野火集中暴露风险，引发对其偿付能力的广泛担忧。
“暂停键”效力有限：加州法律规定，在进入紧急状态的灾区内，保险公司需暂停一年内的保单取消与不续保行为。然而，这项保护机制只能在灾后启动，无法阻止保险公司在此之前就退出市场或提前终止保单。
保费调整审批周期拉长：监管流程越来越慢，保费变更的平均审批时间从2013–2019 年的157天，延长至2020–2022年的293天，加剧了保险公司不满与市场动荡。
政府可以压低保费，也可以限制涨价，但它既无法强迫保险公司继续承保，也无法阻止他们撤出高风险市场。
最终，成千上万的加州居民在面对山火时没有足够的保障，这正是试图“废除经济法则”所付出的惨痛代价。
根据Perplexity 整理的信息，保险公司被明确告知，不得将火灾风险频率与强度上升的现实反映到保费中。与此同时，即便再保险价格因风险加剧而大幅上涨，他们也被禁止相应调整保费，哪怕再保险本就是风险溢价的晴雨表。
举个简单的例子：
一栋价值500万美元的房子，假设每年有1%的概率被烧毁，那么保险公司面临的期望赔付就是5万美元。可若监管规定你最多只能收2.5万美元保费，你会怎么办？
答案显而易见，你根本不会签下这张保单。
这个教训与租金管制如出一辙，只不过这一次，山火将问题放大到了生死攸关的程度。
就像政府可以限制租金一样，它也可以限制保险费率；但它无法强迫市场参与者在不合理的价格下继续提供服务。
这一次，政府以非市场手段试图达成公平，结果却是让成千上万的居民在最需要帮助时失去了保障的庇护，深陷灾难之中。
其他呢？当然有：关税！
上面用了两页半来铺垫序章，现在终于进入正题：关税。
从“解放日” 4月2日以来，已经过去两个月，是时候认真谈谈这个话题了。我也会尽力保持客观和非政治化的立场。
首先，什么是关税？
根据《韦氏词典》的定义，它是“一份由政府对进口商品（在某些国家也包括出口商品）征收的税率表”。换句话说，它本质上就是一种税。
出口国的公司、出口国政府，或者进口商，可能会选择自行承担这笔税金，前提是他们愿意花钱来维持在进口国的市场份额。否则，这部分成本最终将转嫁给消费者，体现在商品价格的上涨上。
那美国为什么要提高关税？
特朗普总统支持加征关税，很可能是出于他长期以来的看法：我们在货物贸易上的巨额逆差（2024年为1.2万亿美元）正是“别国在占我们便宜”的明证。
他的说法是，我们每天在贸易上亏损50 亿美元。
我就不展开讲我对这番话的不同意见了，国际贸易本质上是公平交换：出口国拿到钱，进口国得到它想要的商品。
我们还可以看到，美国在2024年的服务贸易中有2900亿美元的顺差，这正是发达国家擅长输出的内容：金融、通信、信息服务以及知识产权。
关税的目标是什么？
我在4月9日的备忘录《无人知晓（再次）》中，尝试归纳特朗普总统推行关税政策的八个目的：支持美国制造业；抑制进口；鼓励出口；缩小或消除贸易逆差；通过本土化提升供应链安全；打击针对美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迫使他国坐上谈判桌；为美国财政部创收。
我当时也指出，这八个目标单独来看都是合理的，也是关税应该带来的效果。归根结底，提高进口商品的成本，这正是关税的直接作用，理应朝着这些目标推进。
关键问题在于：除此之外，还会带来什么后果？
稍作插播，来一段贸易原理小课堂。
设想有两个国家，中间有一道墙。A 国工人时薪100 美元，一辆车售价5 万美元；B 国工人时薪50 美元，同样一辆车售价3.5 万美元。
墙在的时候，各自安好。但墙一旦拆掉，就会有聪明的商人从B 国把车运到A 国卖，加上1000 美元运费，定价3.6 万美元，立刻热销。
工资与价格的大幅不平衡（经济学家称之为“失衡”），在劳动力和商品可以自由流动的前提下，是无法长久存在的。这就是贸易的作用。
于是，B 国的工人会往A 国跑，追求更高的收入。A 国劳动力供应变多，工资会下降；B 国劳动力减少，工资会上升。
久而久之，两国工资逐渐靠拢，B 国的车也不再便宜。
这时候，如果你想让自家车厂不被B 国击败，就得想办法挡住外部竞争。而关税就像那堵墙，它阻碍了外国商品进入市场，让本国制造商即使产品性价比更低，也能卖得出去。
假设我们成功实现了前面提到的两个目标：支持本土制造业与减少进口，这两项本身正是“保护主义”政策最直接的效果。因为关税的本质，就是通过对外来商品加税，来保护本国工业免受冲击。
当关税让进口商品变得更贵，甚至完全禁止进口时，本土制造商所面对的竞争压力自然减轻了。
这对他们和本地工人而言当然是利好。但与此同时，还会带来什么？
首先，价格可能上涨。已有报道指出，一些本地制造商趁着进口商品变贵的机会，也同步涨价。
其次，商品质量可能下降，因为缺乏外国产品的竞争压力，本地厂商可能不再追求更高品质。
第三，工资成本可能上升。由于不再担心低薪国家的竞争，本地工人得以组织强大的工会，争取更高薪资和福利，进一步推高了国内商品的生产成本。
最终结果是：消费者支付的价格比没有关税时高得多，而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反而下降，因为本地厂商的成本太高，难以在全球市场中立足。
美国加征关税，对吗？
我小时候，“外国车”这个词几乎是个悖论。
1949年，第一批两辆大众汽车进入美国市场，那一年全美只进口了约7500 辆汽车，占全年销量的0.03%。
而到了2024 年，根据白宫今年3 月发布的官方数据，美国共售出1600 万辆汽车，其中一半是进口车，大众汽车就占了50 万辆（数据来源：usimportdata.com）。
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转变？
外国车企取得成功有很多原因，比如质量更好、设计更先进、市场营销更到位，但最根本的一点是：消费者发现，美国车比外国车贵，却不一定更好。
我人生第一辆车是一辆1965年的奥兹·卡特拉斯（美国通用旗下的品牌），售价3200 美元；而一辆大众甲壳虫的价格只有它的一半。
美国汽车工人的工资远高于德国或日本工人，福利也更加优厚。2008 年的估算显示，每辆美国车要承担约1900 美元的员工医疗保障成本，这无疑成了沉重的竞争负担。
在国际贸易尚未兴起之前，美国本土汽车销量一直不错。但随着进口车大量涌入，“经济现实”终于降临在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头上，迫使它们不得不面对产品老旧、成本过高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大众能够成功进入美国市场，部分也得益于德国政府的补贴支持。
最终，美国车厂的销量下滑，产能逐步外移。这是否可以避免？
除非美国工人愿意接受与发展中国家相似的低工资待遇，否则岗位流向海外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美国车厂或许可以通过提升产品质量或生产效率来应对竞争，但从长期来看，它们很难真正克服成本结构上的劣势。
英国经济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4月10日（新一轮关税出台后）做了一期精彩的播客节目。他在节目中指出：
“每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从18 世纪末到19 世纪、再到20 世纪，在人均GDP 达到约4 万美元（按今日价值计算）时都会进入一个拐点，随后制造业就业占比便开始下降。
这一趋势在所有发达经济体中几乎无一例外，因为人们开始从体力劳动转向教育门槛更高的服务业工作。
这种转型在每个国家都发生了，不只是美国。”
换句话说，随着国家变得更加富裕，经济结构也会自然地从农业→ 制造业→ 服务业转型。
正是因为美国经济足够成功，越来越多的工人离开了制造业岗位。如今，美国非农就业中只有8% 来自制造业，而这个数字在1950 年是30%。
根据弗格森的研究，这一转变与汽车行业本身、或所谓的“外国不公平竞争”并没有直接关系，也不是“制造业岗位招不到人”的问题。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目前制造业仍有约40 万个空缺岗位，但求职者并不踊跃。
因此，一个国家如果已经在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上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就不太可能再继续作为“制造大国”存在，更不可能回到曾经的状态。
弗格森进一步指出：
“我们无法回到1950 年代，更别说1910 年代。无论是社会结构还是经济结构，都已经无法逆转。
没有任何一种政策，能够真正让‘美国制造业复兴’成为现实，因为在美国制造东西的成本，远高于全球几乎所有其他地方。”
尽管如此，有时政府确实有理由保护某些产业。
最明显的情况是国家安全。我们可能会认定，军队所需装备不应从国外采购，特别是来自潜在敌对国家的供应商。
乔·诺塞拉（Joe Nocera）在5月6日《The Free Press》上的一篇文章《保护主义的理论教父》中写道：
“如果还有人怀疑让中国掌握如此多制造业是否威胁了美国安全，新冠疫情已经彻底坐实了这种猜想。仔细一看，美国居然依赖中国造船、获取稀土、出口半导体和数以千计的关键产品……
正如拉娜·弗鲁哈尔（Rana Foroohar）所说：‘人们终于意识到，我们80% 的供应链已经外包给了我们最大的战略对手。’”
另一个合理理由是：保护对国家身份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业。比如，瑞士可能想禁止进口孔洞白奶酪；法国或许想禁止进口带气泡的白葡萄酒。
最后，如果一个国家使用不公平贸易手段（如：补贴本国厂商、限制外国企业进入市场），加征关税可能也是回应手段。
许多支持关税的人士就声称，正是其他国家多年来的这类做法，才导致美国如今庞大的贸易逆差。
政府确实可以选择在上述情况下征收关税，即使这会影响市场的自由运作。
在“解放日”之前，很多人提倡的是“有针对性的关税”，即只对特定国家、特定商品加税，以实现特定目标。
但这和“对所有国家、所有商品一视同仁地加税”是两回事。政府无法不付代价地要求所有东西都在本国制造。
毕竟，美国比大多数国家都更大、更富裕，所以我们买别国商品多于他们买我们的，这其实是一种经济规律的自然结果，根本无法避免。
关税的本质，是试图让商品回到本土制造，哪怕国外的商品在质量、价格，甚至两者兼备方面更具优势。
政府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通过设立壁垒，让外国商品无法进入本国市场，或者让它们变得更贵。这确实保护了本地产业和工人，但是以牺牲本国消费者的利益（乃至全球福利）为代价的。
这正是一种典型的“取舍”，自由市场需要这种权衡，而那些试图主导经济结果的政策制定者往往选择视而不见。
还有哪些经济法则可以被忽略？
最后，我想稍微搁置下“放弃经济法则”这个话题，谈谈我们的民选官员是如何在实践中刻意忽视经济法则的。
举两个例子。
一是财政纪律的失守。
简而言之，美国政府长期寅吃卯粮，花得比挣得多，而我认为这可能是当前美国最严重的问题之一。
正如我在《无人知晓（再次）》中提到的，美国之所以能持续举债，是因为全球多年来愿意以超低利率、几乎无限额度地向美国提供信用。结果就是：过去45 年中，美国有41 年出现财政赤字，且最近五年每年赤字都超过1 万亿美元。
换作你的小舅子这么花钱，你一定会说他不负责任。
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20 世纪30 年代提出过这样一个框架：当经济增长乏力、就业不足时，政府应通过赤字支出来刺激增长与创造岗位；但一旦经济恢复繁荣，就该转为盈余，用于偿还债务。
但现实是，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早已习惯于不计赤字地大肆支出，而“盈余和还债”这一环节早就被遗忘。
比如，2024 财年，美国的财政赤字达到1.8 万亿美元，占GDP 的6.4%，这还是在经济景气时期。
如果美国每年的债务增长速度长期高于GDP 增速，那么即使利率保持不变，利息支出占预算的比重也会持续上升，导致未来赤字与债务更加失控。
如今，美国每年用于支付利息的金额，已经超过了国防预算。
而一旦利率上升，不论是由于通胀还是信用恶化，那些到期的低息债务将被高利率债务取代，利息支出势必飙升。
问题在于：我们还能多久继续让债务增长跑赢GDP？
没人能说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美国的信用不可能无限制，利率也不可能永远维持在低位。
正如沃伦·巴菲特在5 月3 日的伯克希尔股东大会上所说：
“我们现在的财政赤字，从长期看是不可持续的。至于还能撑几年，是两年还是二十年，没人知道，因为美国是个独特的国家。但有一点毋庸置疑：这种状态不可能无限延续……一旦失控，将无力回头。”
巴菲特还指出，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容易。我们已经形成了糟糕的支出习惯，而政客又不敢碰加税这根高压线，担心失去选票。
解决方案无非两条：要么削减支出，要么增加收入。但没人愿意多交税，也没人愿意看到自己受益的项目被削减。
换句话说，紧缩政策虽然必要，但不受欢迎，因此几乎没有华盛顿的政客真正愿意去推动它。
特朗普总统曾试图通过埃隆·马斯克和政府效率部门来整顿浪费、欺诈和滥用，最初预计可节省2 万亿美元，后来降为1 万亿，最终只剩几千亿美元的成效。可谓杯水车薪。
与此同时，众议院在2025 年5 月通过了一项法案，将原定于今年到期的2017 年减税政策延长。
此举将显著推高未来赤字。而法案中还夹带了不少“奇特”的减税措施，比如免征加班工资和小费的税收、提高老年人标准扣除额等。
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估算：这项法案将在未来十年内新增2.4 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
那为什么还能通过这种既不增税、也不减支的法案？回答总是那一套：减税会刺激经济增长，进而让赤字和债务相对GDP 缩小。
但事实已经证明，这套说法并未奏效。
我们并没有认真对待赤字问题。没有真正削减开支，也没有提高税收。“支出不能超过收入”这条最基本的财政原则，早就被丢进了垃圾桶。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George F. Will 在5 月28 日的一篇文章中列出了“进步主义的九大核心信条”，其中有一句格外犀利：
“从未来的美国人那里无限制地借钱，来供今天的美国人享受政府服务。”
我认为，这句话精准道出了华盛顿如今的主流财政心态，除了极少数真正坚持财政保守主义的人之外。
二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失衡。
美国的社保体系一开始就被设计为“现收现付制”，而不是像养老金那样依靠投资收益滚存未来福利。你现在缴纳的税，用于支付当前退休者的养老金；而当你自己退休时，也只能靠下一代工人来缴税维持。
在过去，劳动力远多于退休人口，税收收入常常超过当期支付，多出来的部分就被存入“社保信托基金”。
但今天的问题是：缴税的人变少了，领钱的人变多了。更重要的是，退休人员寿命更长了，而缴税工人的工作年限却并没有延长。结果是：社保收入不足以覆盖支出，只能动用信托基金来补缺口。
这笔账其实很好算：信托基金里还有X 亿美元，按照国债利率计息。结合现有的人口结构、预期寿命、纳税人数和退休人口比例进行推算，如果不采取任何改革措施，信托基金将在2035 年耗尽。
那时候怎么办？要么削减福利，让支出与税收相符（预计届时只能支付承诺金额的79%）；要么从联邦预算中拨款填补缺口，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
这不是预测，而是数学推演出的必然结果。
解决方案并非没有，常见的有：提高社保税率；上调缴税工资上限（目前为年薪176,100 美元）；延迟退休年龄；下调养老金标准；缩小生活成本调整幅度；引入“按收入划线”制度，让高收入退休者的福利逐步减少。
问题是，这些选项没有一个受欢迎。
于是，两党在这件事上罕见达成共识：谁也别碰社保问题。
结果就是，这个问题十几年都没人真正处理过。
换作你所在公司的高管对这么明显的问题视而不见，你会怎么想？
我本人就是“婴儿潮一代”的一员（1946–1964 年出生）。这一代人不仅人数庞大、资产丰厚，而且热衷投票。
在2020 年美国总统大选中，他们贡献了多达38% 的选票。
如今，这一代人不是已经退休，就是正在退休的路上。没有政客愿意触怒他们，因此，大家干脆选择回避。
最终结果就是：社保信托基金将在10 年内枯竭，这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
我自己是70 岁那年开始领取社保的，那是法律规定的最晚申领年龄。现在，我每月能领4612 美元。说实话，这很荒唐。像我这样有钱的“婴儿潮一代”根本不应该再拿社保福利。
就像不断膨胀的财政赤字一样，社保的隐患也只是被我们这一代人轻松推给了下一代。
这是一个严重的“代际公平”问题，理应被认真对待，却始终无人问津。
我们的民选官员也许真以为，现状还能一直维持下去；更可能的是，他们只是指望在问题爆发之前，自己早已离开岗位。
但无论哪种情况，有一点是确定的：他们没有面对现实。
华盛顿在财政赤字和社保危机问题上的表现，让我想起那个从20 层楼跳下的人。
当他经过第10 层时，还在说：“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好。”
写在最后
当市场得以自由运作时，经济规律会激发创新，提升生产效率与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推动社会整体繁荣与福祉的提升。
以全球化为例，它带来了“比较优势”的红利，每个国家专注于自身最擅长、成本最低的产品，消费者因此能够用更优的价格获得更高质量的商品，而生产国的工人也能为自己的劳动获得更合理的回报。
同样地，当保险公司被允许自主决定承保策略与定价机制，市场竞争便会推动保障供给更合理、价格更公平。
但“整体优化”并不意味着“人人受益”。
在缺乏比较优势的国家，若缺乏关税或贸易壁垒的保护，工人可能失业或收入下滑；在保险领域，若监管不设限，消费者可能面临更高保费。
若要实现“普遍繁荣”与“绝对公平”，即不存在赢家和输家，唯一方式是政府强行干预并人为设定结果。
但如我们已在《我们要不要放弃经济规则？》一文中讨论的，这类努力几乎从未成功：它既没能拯救苏联的计划经济，也未能在加州山火后真正保护那些没有保险的屋主。
更可行的方式是：允许市场机制自由运行，同时由政府出手修正其带来的负面效应。
比如，针对失业工人提供过渡性的收入支持和再培训；对企业之间或国家之间的不当竞争予以规制。
这种“补偿式干预”依然需要社会做出取舍，但通常成本更可控，效果也更稳健。
结论是：自由市场并非完美解药，但管控过度往往带来更糟的后果。没有任何制度能满足所有人的全部期待；但在真实世界中，遵循经济法则，仍是我们能实现的最优解。
—— / Cong Ming Tou Zi Zhe / ——
排版：唐唐
责编：艾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