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岁的李芯锐是四川省王朗自然保护区的一名巡护员，他的工作是“保护熊猫”。
王朗自然保护区位于李芯锐的家乡绵阳平武县，距离成都300多公里。在2015年的第四次大熊猫调查中，平武县是全国大熊猫最多的县城。像很多人一样，李芯锐也曾渴望离开家乡，他爱读武侠小说，曾经想象山外的世界是一片江湖，任他闯荡，但在外的时间越长，他越想回到家乡。
在外打拼的很多年里，他过得并不快乐。在北京做厨师的时候，他住在地下室，工作的食堂也在地下室，“有时候生病之后，睡在宿舍，大中午，我要花将近一分钟时间来定位自己。我在哪里？我在什么地方？这是什么时候？”
29岁，他从北京回到家乡，一是结婚，二是准备接替他爸的养蜂事业，从此安心在老家生儿育女。后来他从进驻村里的自然保护机构那里了解到他的家乡的“不一般”——这里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山好、水好、森林好，是自然保护机构眼中很优秀的保护地。见“外面的人都想保护我们的山林和河沟”，他作为“自己人”也想做点什么，于是在养蜂的同时，成了一名巡护员。先是在村里的巡护队，四年前又来到了同县的王朗自然保护区。
巡护员的工作待遇不高，琐碎，也不乏危险（他曾差点坠下悬崖，也曾差点身体失温）——他和他的同事们日常穿行于熊猫最爱的箭竹林里，更换红外相机，观察和记录熊猫的活动痕迹；要劝离非法进入遍布珍贵虫草的保护区的人；到了冬季，靠近保护区的山和沟，他们都要一一走过去，看有没有猎套的痕迹。
但这份工作让李芯锐找到了在外打工时从未找到过的归属感。在山林里，他逐渐建立起对自然的认知，开始看懂一棵树，也开始重新认识家乡。他用最简单的语言将这些都记录在他的公众号和微博上——他写平武的一百种花蜜，写跟随雪豹的经历，写王朗山区最高的一棵树。对很多关注他的人来说，这位大山里的巡护员成为信息流上一个小小的但坚实的逗号，那里有雪山、森林和四季。
以下是李芯锐的讲述——
即使看不到后山的熊猫
河里的鱼苗
也能与游泳的孩子
混成兄弟
在这山林的岁月
我们养蜂、牧鱼
种菜、杀猪
除了钱币
啥也不缺
——李芯锐，《关坝河》
2011年，我29岁，从北京回到了家乡关坝村，回来是为了结婚。
从18岁离家当兵，到去北京和大庆做厨师，我已经在外待了十年。我的工资从每个月1000块涨到2500块，没挣到钱，也不快乐。从北京回来，我还去开过一段时间卡车，都说三十而立，我准备回家接替我爸的养蜂事业，做一个养蜂人，安心在关坝村生儿育女。
我家在村口，从外地来的人都会来我家住，我陪着他们喝茶，逐渐知道，关坝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山好、水好、森林好，是保护基金眼中很优秀的保护地。听得多了，我心想，外面的人都想保护我们的山林和河沟，我们自己人怎么不做呢？2013年，我加入了关坝的巡护队，担任巡护队长。但村里没有资金，一度只有我一个人上山。
2020年，我离开关坝，加入了王朗自然保护区的巡护队。和关坝相比，王朗面积更大，占地超过322平方公里，王朗巡护队历史也更加长，拥有的资源和经验都更加丰富。王朗保护区建于1965年，是国内最早的四个大熊猫保护区之一。我们的保护站建在海拔2500米的山上，位于九寨、黄龙和王朗的交界处。旁边就是公路，是闯入者们的必经要塞。
每个月，我们工作20天，休息10天。巡护队目前的成员稳定在17个人，轮流上山。
有项目的时候，我们每天早上6点多起床，7点吃饭，吃完饭就进沟。四个人一个小组，有做登记的，有刷油漆的，有挂牌的。干到中午12点多，大家把带着的馒头或是方便面吃完，再继续工作到下午4点多回保护站，5点多吃晚饭。
我们有一些固定的任务要去做，主要是监测、巡护、反盗猎和反采集。春夏季，我们重点反采集——保护区的核心地带，遍布珍贵的虫草，我们需要劝离非法入区的人员。到了冬季，我们反盗猎。靠近保护区的山和沟，我们都要一一走过去，看有没有猎套的痕迹。
森林防火也是我们的工作职责。我们要去到周边的村子宣讲，对目前的四川来说，森林失火是最大的风险之一。
和巡护员兄弟们在一起在王朗做巡护员，60%的任务都和熊猫有关。不论是更换红外相机还是做日常监测，我们都要在熊猫最爱的箭竹林里穿行，观察和记录熊猫的活动痕迹，把这些数据做长期的对比。
箭竹林又硬又密，为了保护竹子，也为了省力，我们不用刀砍，根据山的走向或是兽径，用手拨开走路。前面的人过去了，箭竹打在后面的人身上就像弯弓一样。
和最著名的熊猫保护区雅安不一样，王朗的海拔高度横跨2400米到4980米，从山脚爬到山顶，你可以见到从原始森林、高山草甸到石质山等不同的生境，见到从原始的裸岩到最顶级群落的植被垂直带谱，运气好的时候可以还看到雪山，箭竹林只占王朗的一半。
我们开玩笑说，王朗有睡在下铺的兄弟，熊猫，还有睡在上铺的兄弟，雪豹，中间还有金丝猴和牛羚。
王朗位于四川西北部岷山山脉的腹心地带，属于典型的高山峡谷地区，这里的原始森林是川西北保护得最为完好的一片。巡护员这份工作没什么门槛，但待遇也低，之前尝试招收过一些年轻人，但他们最后都走了。现在留下的主要都是和我一样的退伍老兵或是“林二代”，中坚力量在40岁左右，基本都是平武本地人。
我选择成为一个巡山员，就是觉得保护山林是一个正确的事情，但光是说“喜欢”或是说“爱”都太虚太空了，行动是最主要的。我的能力不是太强，那么我就做我自己，用行动去做保护的第一线。
从2009年到现在，十多年之间，山里的动物回来了，河里面的鱼回来了，村里很多年轻人也回来了。
小时候，家里大人都会说，要走出大山，但我其实一直不讨厌山。我家住在山脚的大路边，但我总喜欢往山腰的同学家里跑。
一到寒假，父亲就每天带着我去关坝沟里面的马马地（地名）砍柴，我负责生火烧水，烤玉米馍。到了下午，我就顺着林子里人或兽走过的林间小径，逐步向上向远，一点点探索属于我自己的山林。
那时候的山对我来说，是父亲秋天带回鬼指拇（猫儿屎，一种中药，也是山里人的野生水果）的地方；是放牛、捡柴、打仗的游乐园；是生火烧红薯、烤“偷”来的家里香肠最好吃的场所；是爬树，掏鸟窝，用弹弓打靶；偶尔还会遇到野猪，我们的惊慌失措常常把野猪也吓得狼奔鼠窜。
和所有的山区一样，关坝村靠山吃山。村民们最早种地，后来打猎、捕鱼，很多关坝人都做过猎人。关坝的大人出去打猎，常常偶遇“白熊”。白熊比一般的动物大一点，大家都见怪不怪，和见到其他阿猫阿狗一个状态。
90年代，我在木皮中学读初二的时候，绵阳师范学院的一个老师来我们学校做了一场关于熊猫保护的演讲，我们才知道，噢，原来白熊就是熊猫，是国宝，我们这里是它的家乡。
18岁，我参军到了西北，黄土高原上太干燥，喊口号，把鼻腔里的毛细血管喊破了，到卫生队打针、吃药、塞棉花，我感觉那纱布从鼻子里面塞到喉咙里，嘴巴都闭不上。在此之前，哪里知道“干燥”是什么呢？我们家门前两条河。待的时间一长，突然就有些想念在山脚下仰望山顶，看着太阳月亮从关坝那些山头升起落下的景象。
关坝山头的月亮也曾打工漂泊，哈尔滨、北京这些城市很难说不好吧？但在北京那两三年，我在过见不到太阳的日子。早晨五六点钟，天还没亮，我从地下室8人间出来，穿过一个几十米的校园走道，就又下到厨房——食堂也在地下室，然后在这干一天，干到下午，天又黑了。有时候生病之后，睡在宿舍，大中午，我要花将近一分钟时间来定位自己。我在哪里？我在什么地方？这是什么时候？噢，我在北京，我在地下室，我生病了，我躺在床上。
无数次想过回家，青山绿水，日升月落。但还是想拼搏，小时候没有智能机，电视也少，我看得最多的是武侠小说，好男儿就要闯荡江湖。回到山里做巡护员，在那时候的我心中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可以
这群粗人组成的队伍
并不想成为受苦或者清贫的
代名词
因为
他们所走过的野外
野生动物可以放心大胆
珍稀植物尽情盛开
四季的风光对他们
——无私分享！
——李芯锐，《如果可以》
在王朗，很多时候是会忘记时间的。一旦忙起来，我们会取消休假，连续进山。
在忙碌中，只会被身体的生物钟拨动。饿了，吃饭。困了累了，睡觉，醒来又是一天的继续。日期、天数，除了比较敏感细致会专门记住的人以外，像我这样粗心的人，只会在每晚和家人的视频中感知到，哦，今天又是周末了。
做了十年巡护员之后，我终于在2021年8月22号那天看到了熊猫。
那天上午，我和保护区的五个同事同乘一辆车。保护区比较大，我们一般是开车到一条路线的山脚下再开始徒步。
车开到小牧羊场前面，开车的勇哥突然说：“诶诶，你们看前面是啥。”我们赶紧看车窗外面。在车子前方，大概50米的地方，是一只熊猫！它正从一个山上下来，然后绕了一个山口往上爬。
我们当时都很激动，几个人都下了车，但没靠近，有拿手机拍的，有拿相机拍的。我带着相机，拍了一小段视频，但是因为激动，拍晃了，晃得厉害。
李芯锐拍到的熊猫我读初中就看到过熊猫，但那不是在野外，是在平武县大熊猫救助中心。一个好的保护区是不应该常常见到野生动物的，动物该是怕人的。大部分时间，我们的日常工作都是安装和维护红外相机。保护区里有大量的红外相机，来自不同的科研组织。这是现在做野生动物保护研究最重要的一种手段。
最早研究熊猫，是用麻醉枪麻醉它们，然后给它们戴上无线电项圈，科研人员用信号接收器跟着项圈信号转悠，来研究熊猫的行为习惯。现在的红外相机，像素、带电性能和储存内容都很大，24小时待机，已经可以在尽可能低干扰的前提下健康地记录动物们的生活习惯。
安装和管理红外相机，就是一个巡护员的专业能力——哪里动物出没的几率大一些，哪里可以拍到最清晰的照片和视频，这是巡护员亲自去山里决定的，不是在办公室或是在地图上就能决定的。
我们安红外相机一般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网格化，把这个动物出没的区域按多少平方公里一个格子的方式划分好，把每个人每天走哪几个格子都定好，巡护员就拿着GPS，在格子范围内去找合适的安装点。
另一种方式是按照线路。比如安装雪豹相机，我们要一路上到海拔4300米的山脊线上，顺着山脊线选路、找路、绕路，寻找合适的安装点。
巡护员的日常之路在王朗的山里步行，我总结过，坏得最快的是鞋。熊猫的生境箭竹林，有很多熊猫吃完的竹桩，很容易刮坏鞋子。接近山顶裸岩的流石滩，上面是粗沙砾，下面是碎石块，从倾斜五六十度的山上往下走的时候，稍不注意，鞋只要一崴，石块就把鞋面划破了。上一次流石滩就坏一双鞋。
市面上的品牌户外鞋，鞋底厚，防护力强，但西南山地的冬天，塑料底在雪地里冻硬了之后，非常滑。保护区给我们发过户外鞋、冲锋衣、大几千块的羽绒服，但是我们都不穿，我们实际最常穿的还是胶鞋、迷彩服和布袜子。胶鞋虽然薄，但轻便跟脚，鞋底防滑，我们在部队的时候就常穿。迷彩服不防雨，但它防风、耐磨、耐刮。一套好的迷彩服，穿个一两年才会淘汰。山上的蚂蟥多，我们都穿道士那样又长又厚的布袜子，把腿保护起来。
巡护员日常需要在山地行走在山上，可能会遭遇塌方、泥石流，也可能会走到悬崖峭壁上。做巡护员，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在悬崖上攀爬，那个感知会更明显，你的手指头、你的脚趾头、你的全身都需要去抓住它们。你需要找出那些缝隙，那些很小的缝隙，能承受你的体重的地方，来支撑你往上攀爬。
王朗的野生动物多，一般来说，我们都井水不犯河水，但还是免不了一些突然“邂逅”。
一次，我们做联合巡护，遭遇了一只羚牛。羚牛食草，但他和牛一样大，对野外人员来说，和它狭路相逢可能比碰到狼的伤害更大。
那是一条上山的独路，我们一堆人在在行走的时候把一只羚牛惊到了，它对着人就冲了过来。我走在队伍最后，一直低着头上坡，突然听到前面有动静，一抬头，羚牛已经到了我跟前。脑袋没有时间去思考，旁边有一个石头，没多大，我就往那边一侧身，一蹲，它擦着我肩膀就下去了。
旁边就是悬崖，那天不管是我还是其他人，只要谁反应慢一点，被它撞上，下到那个山崖下面，就over了。
羚牛，不是撞人的那只即使不遇到野生动物，山本身也是两面的，它有很多积极的特质，比如秀美、坚毅、有承担，让你积极向上，给你力量。但它同样有消极的一面，代表危险、破坏，一种暴力。
我最惊险的一次遭遇是接近失温，那是2020年，我刚刚成为王朗的巡护员，我们要去到高原安装雪豹的红外相机。
那天原本天晴得特别好，我们顺着山脊走，前半程很顺利，5台相机已经安了3台。到最后两台的时候，突然就开始下雨了，乌云卷着狂风，暴雨混着冰渣子，噼里啪啦就来了。到最后一台的点位，中间要经过一大片流石滩，我的同事已经开始往下走，我冒着雨去安好了。
高原上没有遮掩，往下撤的时候，我全身已经浇透了，开始打哆嗦。走到山脚的车边等人，同事上车坐着，我也不敢停下来，必须保持走动，用运动来保持自己的体温。从那以后，我就雨衣不离身了。
做巡护员，第一就是体力。早上吃完早饭出发，有时候一上山就是十几小时。虽然遭遇过惊险，但是去爬有雪豹的高山依然是我最喜欢的一条线路。爬高山特别累，但是又累得特别爽。
每一个生境的爬升都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快登顶的时候，到达裸岩，下面是流石滩，经过风吹日晒，岩石被切割成小块，你积攒了很多力气，使劲踩一步，结果往下滑了很远。你需要扶着崖壁，咬着牙，用四只脚来走路。海拔4,000多的地方，你会缺氧，要付出很大体力才能把那一段路走上去。但真的爬上去之后，坐在山头，遇到风和日丽的时候，远处能看到群山，这种风景不是一般人能看到的。我会觉得好爽，风光无限在险峰。
李芯锐和同事抵达山顶
看看年轮吧
我们纠结一生
大多也不到百年
其实不过
年轮线上的
寸许空间
只要生命还存在
干旱或者病涝
冰冻还是酷热
最后
都不过是
年轮线上的或宽或窄！
——李芯锐，《年轮》
最近，我们在忙着测量永久性大样地——一个全球范围内的科研项目，为森林生态学和气候变化服务。超过26公顷的一片原始森林，我们把它分成18行，35列，一共630个20米X20米的格子。每个格子就是一个样方，里面所有直径大于一公分的树，我们都需要重新去测量他们的胸径（从地面到树干高度1.3米处的树干直径），定他们的点位，再制表。
首先用皮卷尺拉出对应的样方，在这个样方中间拉一个十字，就分成四个小格子（10*10的小样方）；然后按照上一次清查的表格，按顺序找到每棵树对应的号牌和身份信息。这里面有死亡的，也有新长起来的，死亡需要注明，新长起来的，需要测量、刷油漆，挂新号牌，给它按照皮尺对应数字录入样方内的坐标。
特别简单，特别没有技术含量，特别枯燥。一片森林中，从早到晚，除了中午吃饭的十几分钟，一直在围着这棵树到下一棵树到下下棵树……因为是分组行动，一组就是一个整体，大家基本都没有休息的时间，更不用说“摸鱼”了。
测量大样地的这段时间，不仅有王朗全部的巡护员，还汇集了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的志愿者，兄弟单位的支援力量，北大的科学家以及关坝的几位乡亲。
在原始森林行走，遇见枯立木或者倒木是很平常的事，把一棵倒木锯断（因为它挡着我们行走的道路了，否则一般是不管的），横切面就会告诉我们这片林子的时间记录——这片亚高山暗针叶林的年龄是200-700岁。
不用拉太远，就按照500年算吧。500年前是1524年，是明世宗嘉靖三年，德国爆发了德国和西欧历史上空前的农民战争；探险家乔瓦尼·达韦拉扎诺发现纽约，当时约5000位勒纳佩族人居住于此；北京开始铸造佛朗机炮。在人类历史波澜壮阔的时候，偏远的王朗，这棵松树种子开始生根发芽。
这棵松树120岁的时候，同年出生的人类大多都不在了。而120岁的这棵松树，还只是这片林子中的少年，我们在查看年轮的时候，得凑近了数才能看得出来，不过是约等于一毫米的不规则圆形。相比人类历史中的争权夺利、改朝换代，它可能更愿意记载春天来得是不是够早；挨着站立的伙伴，被几只亚洲黑熊，生拔了树皮；旁边同年生根发芽的兄弟，在一个电闪雷鸣之夜，被狂风吹折了身躯........
林中的“死树不死”最早来王朗做巡护员，我们也都是颜值党，对夏天盛开的兰花特别着迷，只要看到兰花就欣喜若狂，给它拍照。最近做大样地，我发现我对树的认知好像深了一点，了解得多了，我甚至有点佩服它们。
和几百年的森林相比，我们这样的小人物，爱护一下养育人类和其他伴生动植物的自然环境，可能是唯一可以做一点“加法”的地方。
哪怕只是把垃圾带走，把每一餐的饭菜光盘，邂逅野生动物时牢记“三不原则”（不靠近、不打扰、不投食），不去随意采摘野生植物花卉，为科学研究提供基础数据。做一点小事就好。
林中巡护回山里生活了十几年后，这几年，我好像有点城市恐惧症的感觉。
有时候我需要去城里办事，走之前，我会觉得其实有很多朋友好久没见了，我这次去是不是可以约一约，聊聊天？自己在心里面列了好大一个计划。但是去到城里，把主要的事情忙完，我又很急迫地忙着往回赶了。
在成都办完事，我要先坐车到绵阳，一到绵阳，我就会包一个200块的的士回平武，半夜才能到。其实我没必要这么赶，我可以在成都再待一两天，把自己之前列的计划完成，但好像就觉得那些不重要了，我还是想回去。
城市里面的空气都带着忙碌或者焦躁的感觉。我曾经在北京挤公交车，从魏公村坐到清华园那边，挤了好几趟都没挤上，最后一趟，我是被贴在玻璃上，脚扭着挤上车的。
从城里往山上走的时候，气候越来越舒服，我的心也越来越安定。夏天特别明显，城里面又闷又热，坐车往山里走，你会明显地感觉到一路空气的温度在降低。还有触感。在王朗，你只要进入一片原始森林，脚下的苔藓就会给你不一样的感觉，你知道它不是柏油路或水泥路。
从海拔2400米的山脚爬升到4300米的山脊线，你会经历很多的地形。大自然很神奇，每爬升一段，就会有不同的生境出现，像是上台阶一样。先是原始森林，然后是杜鹃林、草甸，最后是流石滩、裸岩。
王朗的丰富生境做了巡护员之后，我对山林更熟悉了。小时候爱去的“关坝河”，后来才知道，仅仅是火溪河的短短一段，十几公里长，是独属于关坝人的称呼。
我的女儿好像继承了我对河水的爱，一回关坝就爱泡在里面。
这几年，自然教育很火，很多外地的小孩子，他们在假期，从成都，甚至是北京，花费不菲的代价来到王朗，就为待上一周。我们会想，王朗既然对一线城市的孩子都有吸引力，为什么我们平武本地的孩子们却很少有人来？
所以我们开始做公益的本土自然教育，只要最近不忙，我们就会用保护区的公众号对外招生，平武的孩子都可以免费来参加活动。我女儿还很小的时候就是我的学员，现在她已经是“老油条”了。
在关坝做自然教育我的女儿和儿子平时生活在县城，一到假期，我就会带他们上山。他们还很小，但体验自然、体验保护好像也对他们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女儿还小的时候，一只试飞的黄臀鹎幼鸟飞到了她手上，她带着小鸟往屋里走。很快，母鸟跟了进来，她没有抓着小鸟要和它玩，而是转身走出屋子，把小鸟放飞了。我跟着她一起观察，看到鸟妈妈鸟爸爸，一雌一雄，陪着那个已经受到惊吓的幼鸟，颤颤巍巍地飞过公路，飞去竹林里面了。
我很欣慰。
李芯锐女儿画的黄臀鹎一家（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