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加盐
来源：公众号“何加盐”
刘氏一家人/图源：刘永好:“赤脚首富”的苦乐人生，《青岛画报》2011年 第6期 5
1986年秋，刘永好在深圳出差，有一次闲逛，看到一个厂子外边排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货车。
他好奇地问一个司机，这些货车在拉什么。司机说：猪饲料。
刘永好大为兴奋，找了一辆挂四川牌的车，和司机攀上老乡，跟着货车混进了厂。
这座由国际饲料巨头正大集团设在深圳的工厂，与其说是一个饲料厂，不如说是一个印钞厂——正大生产的乳猪饲料，由于催肥效果远高于市面上其他饲料，被市场疯抢。外面那些拉饲料的货车，要排队三五天才能拿到货。
刘永好意识到，一个比做鹌鹑饲料更好的机会摆在自己四兄弟面前。他暗暗把正大饲料用的生产原料记下来，并把厂房和机器画下来，准备回去仿造。
用今天的标准看，刘永好等于充当了一把“商业间谍”。但当时人们还没有这种概念。他回到新津，把自己所见和哥哥们一讲，三个哥哥没有任何犹豫，一致同意上猪饲料。
于是，刘永言和刘永好负责研发机器，刘永行和陈育新负责研究饲料配方。一年时间过去，机器全部装配妥当，“希望一号”乳猪饲料也被研发出来，经测验，效果不亚于正大饲料。
“刘氏印钞机”，开始轰隆轰隆响起。
刘永好的营销天才，再次发挥了巨大作用。他把“养猪希望富，希望来帮助”和“吃一斤长一斤，希望牌奶猪饲料就是精”这两句标语刷遍了四川农村的每一个角落，并承包了四川电视台大部分的广告时间，以至于四川台很长一段时间都被人称为“猪台”。
除此外，刘永好还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推销员队伍，把地推深入到每一个养猪户。这些推销员不仅做宣传推广，还充当技术员，帮助养猪户解决饲养过程中的疑难问题，甚至还举办养猪讲座，传授养猪的专业知识。
当时的农民还没怎么经过广告轰炸，这些别开生面的宣传效果奇佳，希望饲料很快火遍整个四川。
图源：《藏锋：刘永好传》，周桦，北京大学出版社对于正大而言，四川的猪饲料市场本来是它一家独大，现在希望饲料厂进来分一杯羹，其自然不会坐视不理。于是，一场国际巨头对中国地方小厂的绞杀战开始了。
正大一方面在广告上和希望对攻，另一方面开启了猛烈的价格战：每吨饲料的价格直降20元。
为了保住市场，希望不得不跟着降价，而且降得比正大更猛：每吨比正大还要再便宜20元。
正大一看，立马再降20元，而希望也再跟着下调，保持比正大便宜20元的格局。
最后，正大决定毕其功于一役，一次性疯狂地降了100块。刘氏兄弟一算账，觉得自己还能承受得起，干脆直接降140块。
这一轮降价之后，大家都知道，成败就在此一举。当时正值春节，四兄弟下达完降价命令后，直接飞到国外去度假，反正该做的都做了，其他就是安天命。
等回来后，正大找上门来要求谈判，刘氏兄弟也见好就收，双方体面地结束了价格战。而此时，希望饲料已经从1989年的产销5000吨增长到了1991年的10万吨，成为四川市场的饲料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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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饲料正在飞速发展的时候，一股暗潮正在中华大地奔涌。1990年前后，社会思潮激荡，舆论上开始讨论民营企业的剥削性，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愈趋激烈。
刘氏四兄弟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原来络绎不绝地来参观、考察的官员们，不再来了。因业务需要打交道的一些部门和公司，不再好说话。甚至，还有领导要求税务部门查希望饲料厂的账。
作为曾经在运动中多次受到冲击的“惊弓之鸟”，四兄弟陷入了高度的紧张之中。为了试探政府的口风，他们跑去找地方领导，说要把公司无偿交给政府，只是希望政府还能愿意雇用他们当厂长，避免工厂业务停滞。领导安慰说，政府不会没收你们的财产，你们该怎么搞还是怎么搞。但同时也委婉地警示：做事低姿态一些没错。
那段时间，心情压抑和忐忑之下，陈育新大病一场，其他几兄弟的心理压力也非常大。刘永好跑去美国考察市场，几个月都没回来。
直到1991年底，政策形势才逐渐明朗。新华社趁希望饲料在四川市场超过正大的时机，写了一篇名为《四兄弟创立希望，敢竞争超过正大》。这可以看作是相当级别的部门为希望公司做的一次背书，让四兄弟承受的社会压力和心理压力立马减轻。
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后，随着中央的定调，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烟消云散。四兄弟终于完全放下心来，开始谋求更大的发展。
不过，就在1992年前后，希望公司的四位创始人，发生了一次重要的变化。
此时，希望已经积累了雄厚的资金。刘永言想投身电子行业，追求科技梦想；陈育新想开拓房地产；刘永行和刘永好则一门心思想把饲料业务做得更大。
于是，四兄弟把这些年赚的钱一算，也不管谁的贡献大、功劳多，直接均分为四份，四兄弟每人拿一份。
这次分家，没有争吵，没有矛盾，是兄弟创业分家的一次完美典范。
随后，刘永言和陈育新开始埋头追求自己喜欢的事业，并低调地避开社会目光，从此成为不显山不露水的隐形富豪。
而刘永行和刘永好，则从新津搬到成都，开始了全国扩张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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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邓公讲话解除了民营企业在政治上的后顾之忧，刘永行和刘永好把目光投向了全国，刘永行提出：“我们要把希望的种子洒遍祖国大江南北”。
为了拓展全国市场，显然“新津县希望饲料厂”这个名字就不大合适了，刘永好提议，干脆组建一个集团公司。
申请注册的时候，集团名字前面不冠地名，而是直接叫做“希望集团”，这种没有先例的命名法，在省里和国家工商总局都得到批准了，于是希望集团成为全国第一家不冠地名的全国性集团公司。
集团建立后，四兄弟职位不分高下，都是最高领导：刘永言担任董事局主席，刘永行出任董事长，陈育新当总经理，刘永好是总裁。不过，集团的实际事务，主要还是由刘永行和刘永好在运作。而对外代表集团的，由原来的陈育新，变为了刘永好。各种全国性的表彰，政治上的待遇，抛头露面的机会，基本上都给了刘永好。
在刘永行和刘永好的主持下，希望开始了狂飙式的扩张。而正好，当时中国有两个背景，让希望公司搭上了东风。
第一个背景，是全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招商引资。各地为了发展经济，以无比的热情和极大的优惠，到处招揽企业。希望公司作为一家涉农的优质企业，尤为受到地方政府的青睐。
第二个背景，是90年代中国企业的发展呈现出“两重天”，一方面，私营企业蓬勃发展；另一方面，大量国企、乡镇企业纷纷陷入困难，甚至破产。如何拯救这些企业，成为地方政府头疼不已的重点大事。
随着希望集团生意越来越红火，在全国名气越来越大，从92年开始，登门拜访刘氏兄弟，邀请他们去建厂或者并购当地企业的官员们络绎不绝。有些地方官甚至会打听刘氏兄弟的行程，到机场去“截胡”。
这期间有一个经典的“中南七日行”，是说刘永行和刘永好，用一周的时间，跑了湖南、湖北、江西三个省，收购了四家地方工厂。这个速度创造了当时的历史。
在地方的争抢下，希望集团得到了很好的优惠。一般是地方政府出土地、给与税收减免，希望集团出一部分资金，同时也以技术和品牌占股。再加上刘式精细管理和团队超强战斗力，希望集团的建厂成本，比其他企业要低得多。一个同样的厂，外企需要投入5000万，国企需要投入2000万，而希望只需要投入1000万就能建成。
不过，公允地讲，在希望集团收购地方工厂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和希望集团虽然各有获益，但原来的国企职工，却有很多承受了沉重的代价。因为每一次希望收购后，除了少部分职工可以通过公开招聘变成希望集团的员工外，其他大部分职工，都是无情淘汰。
当然，这也不仅是希望集团一家存在的问题。在那个年代的国企改制大潮中，作为收购方的民营企业，往往是拿到了最优质的资产，却毫不客气地把很多原来的职工当做包袱甩掉，创造了无数“下岗职工”。今天的我们回顾90年代的那段历史，不能忘却这场饕餮盛宴中，被牺牲掉的千千万万国企职工。
在刘永行和刘永好的大步扩张之下，到1994年底，希望集团在全国已经有了38家企业，产值达到17亿元；也就是这一年，刘永好被选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成为出任这个职位的第一位民营企业家。
到1995年，希望集团被确定为中国500家最大私营企业第一位，刘永行、刘永好兄弟也以6亿元的身家，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为中国内地首富。
图源：《藏锋：刘永好传》，周桦，北京大学出版社不管从政治上、事业上还是财富上，刘氏兄弟都走上了新中国企业家从未达到过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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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容假设。后来的人们已经无法想象，如果希望集团就以这样的节奏发展下去，今天会是什么样子。
但在真实的历史上，巅峰之后，希望集团如同一辆行进中的列车，在半路上被扳道工切换了道路，脱离原有轨道，走向另一个方向。
充当历史的扳道工的，是刘永行。
第一次分家之后，大哥和三弟各有一摊，不大管集团的事，二哥刘永行和四弟刘永好带着希望集团飞速前进。兄弟俩各有所长，精诚合作，绝对称得上是黄金搭档。虽然公司做得这么大，但俩人都没有独立办公室，一直都是在同一间房里，面对面坐着办公。
但在这样的亲密无间中，裂痕已经悄悄形成。
此前，刘永行在美国匹兹堡考察，看到美国的重工业正在向国外转移。他认为，中国也将迎来一波承接国际重工业转移的浪潮。
又正好饲料行业的竞争进入白热化，利润率不断降低。刘永行决定在饲料之外，大力拓展重工业。但是，他的这个思路，并没有得到其他几兄弟的认同。
如果他要搞重工业，就只能和刘永好分家，自己另起一摊。
而还有一个很难说出口的隐蔽原因是，刘永好的光芒太强了，刘永行被完全掩盖。
在希望集团全力拓展的那几年，很难说刘永行和刘永好谁的功劳更大。但是由于分工的不同，外界看到的，都是刘永好；代表希望集团接受各种荣誉和享受各种待遇的，也都是刘永好。
我们很难揣测刘永行本人内心是什么滋味，但是日后刘永好讲起这段历史时，曾说：我当时确实忽略了二哥的感受。（见《藏锋：刘永好传》，北京大学出版社，周桦著）
1995年4月，在例行办公的一天，刘永行对坐在对面的弟弟提出了“调整一下”的想法，实质上是要求分家。
他说出口的理由是：我们都很能干，凑在一起太浪费资源了。
刘永好感到极其突然，下意识地表示反对，但是刘永行早已经不知道深思熟虑多少遍，非常坚持。
问题被提交到其他兄弟和妹妹那里一起讨论，大哥、三弟和小妹全都反对分家，刘永行成为孤单一人。
但是“分开”这种事情，往往无法按少数服从多数决定。当一个人去意已决时，别人再怎么反对，都无法将其挽回。大哥、三弟和小妹劝不回刘永行，只好表示不干预，由刘永行和刘永好二人自行决定。
以希望集团此时的地位，刘氏兄弟再分家，可能会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所以国家工商总局和省领导都来做刘永行的工作。省委书记特地把四兄弟交到一起吃饭，好言相劝，让他们不要分家。
饭桌上，由于刘永行坚持要分，刘永好坚持不愿分，气氛弄得非常尴尬。
此次失败的宴席后，刘永好意识到，如果他再坚持想要挽回，结果可能是兄弟之间闹僵。最终，他放弃了劝说，同意分家。
于是，刘家兄妹五人找了一个晚上，商量分家方案。由于兄弟们只是发展理念之争，而不是财产之争，所以分配也很简单。原来属于兄弟四人的产业，按照每人四分之一均分；属于刘永行和刘永好两人的产业，按照每人一半均分。四兄弟又各自从自己的产业里拿出一些股份，一起交给妹妹，让妹妹拥有全部产业的十分之一。
对于全国各地工厂的划分，刘永行和刘永好采用了“犹太人分饼”的办法，你分就我先选，我分就你先选。最后决定，由刘永行出“分饼方案”，由刘永好先选。
刘永行提出以长江为界，划江而治；刘永好选择了长江以南；原有的管理人员可以自由选择是跟刘永行和刘永好；双方约定，10年之内，互不过江。
此后，希望集团保留母体身份不变，但下设大陆希望、东方希望、华西希望和南方希望（日后裂变出新希望）四个二级集团，四兄弟各管一个，分头发展。
为了避免社会和舆论影响，这次分家不对外透露，所以外界并不知晓。一直到1997年，为了新希望上市，才不得不正式向外界披露，此时已经过去了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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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家后，四兄弟不同的性格特点，很快就发展出了不同的事业方向。
刘永言埋头于科技，不问世事，把大陆希望打造成中国变频器行业的隐形冠军。
陈育新负责守护新津基地，将其发展为西南地区的农牧业领军企业；并涉足零售和商业地产，成为这两个领域的巨头。
更值得一提的是刘永行和刘永好。
刘永行性格谨慎，踏实肯干，用了很长时间考察汽车、钢铁、石油、轮胎、造纸、化工等各个重工业领域，一度还想去给台塑创始人王永庆当助手，学习重工业的知识。
1999年，为了更方便对接国际产业转移，刘永行把东方希望的总部从成都迁移到了上海陆家嘴。
最终，经过长达7年的调研和准备，刘永行于2002年开始切入制铝行业。
不幸的是，他刚刚进入这个行业，就遇到经济过热之下的国家宏观调控，投资的项目被叫停，银行贷款被收回，差点就“出师未捷身先死”。好在饲料板块还在源源不断产生现金流，输血维持着制铝产业。
最终在熬过此关时，刘永行的公司活了下来，而很多没熬过的公司死掉了。东方希望成为中国制铝行业的一大巨头，至今仍是这个领域的重要玩家。
与刘永行相比，刘永好点子更多，更善于搞关系，玩法就截然不同。他玩的都是高端人脉、资本和金融。
在泰山会和中国工商联，刘永好都是重要成员，在中国商界拥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996年，新中国第一家民营银行——民生银行挂牌成立。刘永好是该行重要的倡议者、发起人，并且出任副董事长。此后经过刘永好和哥哥们的不断增资，“希望系”成为民生银行最大股东。
同年底，刘永好得到了中国民营企业第一个上市机会。他本人非常兴奋，不料却遭到了哥哥们的反对。
刘永言和陈育新认为，你又不缺钱，为什么要上市？刘永行认为，过于宽松的资金，会让人头脑膨胀，还是不上市为好。
但刘永好的玩法和想法与哥哥们都不同，他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走。况且现在都分家了，要上市的主体是他自己控制的南方希望下属公司“新希望集团”，而不是他们几兄弟共有的“希望集团”，所以哥哥们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
1997年，新希望集团即将上市的消息引起了市场震荡。尤其是“新希望”这个名字，让人们议论纷纷，不知道希望集团出了什么事情。三个哥哥在接受采访时，明确指出新希望只是希望集团下属的二级公司南方希望的下属三级公司，并不是希望集团，请大众不要以讹传讹。
用刘永好官方传记作者周桦的话来说：“明眼人都很容易就看得出来，三个哥哥不高兴了。”
11月，出乎刘永好意料的是：希望集团通过《中国证券报》和《经济日报》发布公告，正式公开了几兄弟已经分家的消息，并表明刘永行担任董事长和法人代表，陈育新主持集团日常工作，刘永好不再担任集团的法人代表。
这被公众广泛理解为“刘永好已经出局希望集团董事会”。
面对社会各界的询问，刘永好始终未发一言，以极大的耐心等待风暴过去。
1998年2月，新希望成功上市，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第一股。在前十大股东名单上，刘永言和陈育新都在列（以公司持股），但刘永行未在其中。
除了玩转金融和资本市场外，刘永好还涉足房地产。1999年，他开发了成都著名的楼盘“锦官新城”（楼盘门口的路被直接命名为“新希望路”），开盘仅3天，就卖了1.4个亿，创造了成都房地产市场的销售奇迹。此后，新希望又进军大连、上海等城市，成为全国知名的房地产商。
1999和2000年，刘永行和刘永好兄弟连续被《福布斯》杂志评选为大陆最成功商人，2001年则再度成为大陆首富。
自从1995年福布斯杂志开始评中国大陆富豪榜以来，这个榜后来被称为“杀猪榜”，因为上榜者很多后来都出了事，尤其是首富这个位置，似乎被施了魔咒。
而刘永行和刘永好，却是大陆富豪榜的罕见的“钉子户”，自从上榜后，就没有下去过，甚至大部分时候，都名列前茅。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刘永行被评为CCTV年度经济人物；2006年，刘永好也获此殊荣，在台上给他颁奖的，正是哥哥刘永行。
兄弟俩先后登上这个榜，由哥哥向弟弟颁奖的，全国独此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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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2年到现在，已经过了39个年头。
刘氏兄弟四人，从育新良种场起步，到新津希望饲料厂，到希望集团，到四兄弟分家后各自的发展，每一步，都走得非常稳健，最终各自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功。
刘永行和刘永好的自不待言，即使在富豪榜上不常露面的刘永言和陈育新，也各有自己的辉煌事业，只不过是他俩非常低调，相对不为人所知。
在中国乃至全球的商业史上，家族创业、兄弟创业的例子不少。但是像刘永言兄弟这样，四个人一起创业，一起变得这么成功，没有一个人出事，也没有产生家族内部争权夺利的，极其罕见。也许是全球前无古人的孤例。
正大集团的谢氏四兄弟，主要是传承父辈的事业，并非自己起家；国美的黄氏兄弟，事业做得很大，但是不管是企业发展还是个人命运，都经历了大波折，称不上持久的成功；苏宁的张氏兄弟，从事业发展上可以说与刘氏兄弟略有相似，但张桂平和张近东的其他兄弟，就泯然众人。
作为单个的个体，刘氏四兄弟任何一个人的财富，比起互联网时代新崛起的富豪如马云、马化腾等，也许在某些年份会有所差距，但是作为一个整体，从长期持续性来看，刘氏家族绝对称得上是当代中国最成功的一个商业家族。
这既和他们的智商、能力和机会密切相关，更是和四人的格局和感情分不开。
创业初期，他们各自发挥所长，配合得天衣无缝，一起打下了事业的坚实基础。等到羽翼丰满，又友好作别，各自飞向自己属意的那片天空。
他们的两次分家，并不涉及利益的冲突和纠纷，而只是兄弟们之间不同志趣和不同发展理念的区别。也许他们合在一起，能创造更辉煌的事业，但究竟比不上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理念做事，追求自己最想要的东西来得更畅快。
随着中国进入“少子化”社会，有四个孩子的大家庭，会越来越稀有；而拥有四个孩子的家庭，也很难每个孩子都拥有那么高的智商、能力，形成如此互补的局面；四个孩子都很牛的家庭，也很难形成那么好的亲情氛围和每个人的格局与度量；即使所有这些条件都具备，也很难再遇到80年代初那样风云际会的创业大好时机……
也许，刘氏四兄弟的创业故事，已是这世间的绝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