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大唐与突厥再次签订和平之约后，突厥人竟然在之后的数年内，罕有侵犯。抛开大唐越发强盛的国力，大概渭水上李世民那单人独骑的勇气，令崇尚勇士的突厥人折服。
在战争年代，和平可来之不易，趁着这段不是何时终结的休战期，大唐上下不敢松懈，很快，中原文明就以惊人的生命力，开始恢复往昔的国力，甚至一举超过突厥，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帝国。
我们来看一下李世民是如何在短短几年时间内，缔造出这个国力蒸蒸日上的大唐帝国的：
经济上休养生息，与游牧民族相比，中原各族人民以农业经济为主，且有着更强大的稳定性，尤其是和平时期。李世民上位后，对于全国各州租调进行调整，比如免除关内等六州两年租调，其余地方则免一年。此法虽然减少了国库收入，但却极大刺激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人民安居而乐业，国家根基更加牢固；而地处大唐突厥边境附近的州县，由于屡屡遭受突厥侵扰，土地，人口皆不如其他地方，故大唐政府下令以户口数量发放物资，以解其贫；对于皇亲国戚，李世民则不循常理，降低封邑标准（降宗室郡王皆为县公）以减轻农夫负担。对此，李世民曾说过：“朕为天子，所以养百姓也，岂可劳百姓以养己之宗族乎！”同时，李世民提倡节俭，并亲力亲为，所谓上行下效，皇帝如此，百官无不效法。
李唐王朝在吸收前朝政治制度的精髓后，开始结合现实进行改革，其最终定型的政治设计，即便在今天看来，也极为完美。
大唐帝国政治制度的核心为“三省一台”，即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一台则是御史台。这四个部门，将立法权，审查权，行政权，监察权，四权分立，实在高明。其中中书省制定相应法律法规；门下则对法律法规进行审查；审查结束后，具体实施需要交给尚书省；而御史台主要负责监察百官，对其失职犯罪进行相应的弹劾。
三省之间相互独立，但又相互制衡：尚书省虽有行政权，但不得违反中书省所制法律，中书省制定的法律又得经过门下省的审查，而门下省若要推翻中书省的提案，则必须有充分的理由。具体说来，若某天，大唐帝国要制定某项法律，具体内容，由中书省的中书舍人起草。舍人共有六名，其意见未必统一，所以各写各的，署名交予上级中书侍郎。侍郎审查后，提出自己的意见，然后交给中书省老大中书令。中书令再次审查后，将草案发给门下省，门下省各级官员开始讨论审查草案，若有反驳的意见，则需将相关部分发回中书省。中书省内部再次讨论，然后将新草案复交门下再次审查，此为“驳议制”。当然国家的大政方针，则多由三省高层一起开会制定。
不过大唐毕竟是封建社会，皇权至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李世民一生谨慎，极力的降低皇权对于大唐政治制度的破坏。因为皇帝的话本身就是法令，所以中书门下二省不敢反对皇帝的诏敕，贞观三年，李世民实在气坏了，他严厉的批评了这两省的大小官员，要求他们对于诏敕中不恰当的地方，必须提出驳议。
正是李世民的勤政，驳议制才成为大唐帝国长期执行的制度，从而确保了帝国在法律制定上不至于走了偏路。
更关键的，李世民不仅仅是制定法律时克制皇权，甚至在平时朝会，也十分谨慎，每次临朝讲话前，都三思而言，唯恐言语有害百姓。这可是封建帝制时代，像李世民这般清醒的皇帝，真是太少了。
贞观三年，长安城发生一件事情，说有个叫刘恭的人发现脖子后面有个“胜”字，这位爷十分得意，经常跟大家炫耀：“瞧见没，这个胜字，你们知道啥意思么？这是当胜天下之意！”在封建社会，这可就是赤裸裸的谋反那。
官府不敢大意，抓起来准备处死，李世民得知后，觉得很逗：“哈哈，此人若真有天命，我也不能铲除他，倘若没有天命，写个胜能如何？来人，把他放了！”
这在历史上，当然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可放在其他朝代，如明清这般，当街砍头都是轻的。
李世民在位期间，整个大唐帝国对于死刑是极为慎重的，太宗认为“死者不可再生”，如果有冤案，即便平反也于事无补，所以贞观时期的死刑须由中书省，门下省四品以上官员以及尚书九卿一起商定。大家不要觉得四品官不大，要知道在唐朝一品二品可多是荣誉的虚职，没实权的，唐初中书令也不过正三品而已，这可是中书省的一把手。有史记载，贞观四年，全国死刑人数仅有二十九人！
这绝对是中国古代最富有人情味的时代！
也绝对是中国古代法律最严明的时代！
也绝对是中国古代冤狱最少的时代！
当一个王朝的经济，政治，法律皆蓬勃发展之时，国家的强盛也就自然而然了。可是文明的发达，却未必能让国家强大，君不见西东晋，北南宋之事乎？两晋两宋，文明自是领先，然最终被蛮族毁灭，所以国家的强盛还离不开尚武进取之精神。
李世民以史为镜，锐意进取的尚武精神自上而下传遍帝国的每个角落，进而形成坚韧的君主，高效的政府，强悍的人民，凭此，大唐帝国诞生了空前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究竟何为尚武？是穷兵黩武，动费万计的战争，还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壮志，请看下文，锐意进取的李唐王朝：刻在骨子里的尚武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