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溢价”:诺贝尔奖的穷人经济学与中国的穷人经济学

“城市溢价”:诺贝尔奖的穷人经济学与中国的穷人经济学
2019年10月18日 17:46 格隆汇

来源:FT中文网

昨天是中国国家“扶贫日”,2014年8月,国务院决定将每年10月17日设立为“扶贫日”。设立“扶贫日”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扶贫工作的重视。2015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精准扶贫战略,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几年来,中国的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今年2月20日,中国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向媒体公布了一组数据,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底的9899万人减少到2018年底的1660万人,累计减少8239万人,连续6年超额完成千万减贫任务。可以说在扶贫工作上,中国取得了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成绩。2019年,距离2020年的目标还不足一年,中国扶贫开发已进入啃硬骨头的冲刺期。扶贫不仅是中国面对的问题,也是全球性挑战。目前日均收入低于1美元的贫困人口全世界至少有8.65亿,如何改善他们的生活,是全球各国政府面临的一大挑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则更是如此。或许正因为这种迫切的需要,才使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今年选择了“穷人经济学”。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印度裔美国学者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法国出生的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美国学者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三人,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所提出的实验性方案”。诺贝尔经济学奖在颁奖辞中写道,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进行的研究,大大提高了人们抗击全球贫困的能力。在仅仅20年的时间里,他们以实验为基础的新方法改变了发展经济学。

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的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合写过一本叫做《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的书。这本书与他们的研究观点也是一致的,在这本书中,他们揭示了穷人为什么贫穷。很多人都认为,穷人是因为懒惰、缺乏毅力、沉于享乐等原因才陷入贫穷,但在这本书中,两位研究者通过实证发现,穷人和普通人没有太大的差别,在欲望、弱点、理性程度、意志方面,差别都不大。区别在于,贫困的境遇,导致穷人接受信息的渠道受限,造成许多小错误,这些错误反过来制约穷人的发展,陷入恶性循环。比如,没有收入来源自然没有退休计划;没钱给孩子注射疫苗,孩子陷入疾病;不识字于是无法看懂拗口的健康保险产品等。普通人所忽略的小消费、小障碍和小错误,在穷人的生活中可能成为关键问题。

与一般晦涩难懂的经济学理论不同。他们的研究结果、结论,在他们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已经快速在社会传播。很多人通过自己的行为去证实了这一点。《时代周刊》的专栏作家芭芭拉•艾伦瑞克,美国白人,有着细胞生物学博士的学历,是名实打实的社会精英。1998年,她却在年届60的时候,三次深入美国底层,假扮穷人,做起餐厅女服务生、女佣公司清洁工和沃尔玛销售。她发现,穷人之所以贫穷并不是因为懒,缺乏毅力,而是陷入了一个难以摆脱的循环。芭芭拉•艾伦瑞克在自己的书中写道:”一个穷人若无法凑出两个月的租金去租公寓,就只能出高价按周付去租一个房间。若他只租到一间房间,他就没法自己做饭,只能吃便利商店食物,例如快餐、热狗,比自己做饭更贵,而且还缺乏营养。若他没有钱办健康保险,一旦生病就一切都得自费。

除了这类生活上的陷阱,更大的陷阱在于穷人很难去提升自己。芭芭拉•艾伦瑞克事后总结,连续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消耗了她的大部分思考能力,连轴转的工作剥夺了她的爱好,第一次打工时她还能每天抽一小时阅读,到后来,她每天只能在吃晚餐的时候守着电视机放空一会。穷人因为生活所迫,很难提升自己,本质上是在“不急迫,但长期非常重要”与“急迫,但长期不重要”之间,选择了后者,为短期情况所迫,损失长期利益。其实,并不是穷人的专利,而是常见的人性。城市中经济条件更好的中产、白领也同样如此。我觉得,在日常生活之外,在重复性、无提升性的工作之外,是否有精力、金钱、毅力去安排额外提升自己的工作、学习计划,体现了一个职场人的理性与自我调控的能力,也是判断一个职场人能否持续上升的一个预测力较强的标准。不过,被生活所迫,损失长期利益,对城市白领而言,仅仅关系到职业提升,而对收入更低的人来说,则会影响到自己,甚至自己孩子的一辈子。

罗斯高教授是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他在中国做了37年调研,主要研究中国的农村发展。他有很深的中国情结,对中国农村孩子的教育现状非常担忧,他想缩小中国农村和城市的教育鸿沟。他发现,人的知觉、专注力、运动能力、语言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情绪调节能力等等,都会在3岁前基本成型。三岁之前母亲的陪伴、给孩子读书,对孩子上小学的表现又很大影响,这会很大程度间接影响到孩子上初中,进而影响到孩子能否上高中。而是否能上高中,对孩子人生影响巨大。所以他提出,政府应该想办法,让外出打工的妈妈回到老家,带几年孩子。他的观点,引来很多批评,很多人说他何不食肉糜。这些批评也有其道理。母亲需要打工,才能给孩子提供足够的营养,收入压力才是这些母亲眼前最紧迫的事,所以母亲只有放弃更重要,但看起来却不那么紧迫的“给孩子读书”,最终给孩子长远的人生带来负面影响。但是,罗斯高真的是水平低,所以提出何不食肉糜的建议吗?其实并不是,罗斯高,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做了37年研究,非常了解中国。他的政策建议是基于留守儿童很难进入城市提出的。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城市是解决问题的最终方向,这个道理很明确:更好的办法应该是让孩子到城市里来,城市因为规模效应,能够更低成本地向孩子提供教育、看护,而父母也能在不降低收入的情况下,更好地教育孩子、维持更好的亲子感情。从更大层面看,对于中国来说贫困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城乡问题,城市所能提供的机会与溢价,很大程度上能帮助贫困农民。所谓城市溢价,简单的说,一个人在村子里搬砖,机会少,工钱低,但到城里了,建筑工地更多,工资也更高。但城乡之间的流动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阻碍了农民和他们的孩子获得“城市溢价”。不过好消息是,随着互联网与一些新的商业模式的出现,克服了原来的地理距离与商业层级,压缩了渠道,使得城市的溢价,能克服原来的障碍,惠及更多的贫困人口。

比如,最近兴起的拼多多也在搞扶贫。观察一下它的模式不难发现,其社交裂变的新模式,压缩了层级,减少了运营成本,这使平台上的商家可以以更高的价格收购农产品,更低的价格出售,用所谓“拼农货”的模式,将贫困县的农田,和城市的写字楼、小区更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种模式很有效。《拼多多2018扶贫助农年报》也显示,其平台上农产品订单总额达653亿元,较2017年同比增长233%。某种程度上,其本质就是让贫困农民得到了“城市的溢价”,而且是在不离开农村的情况下得到城市规模效应的溢价。城市溢价注入农村,带来了劳动力的回流。数据也显示, 2018年,拼多多其体系累计带动近2万人返乡。正是因为“身在农村却可以得到城市的溢价”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罗斯高的无奈。看起来罗斯高的困境似乎通过中国独特的“穷人经济学”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解决。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农村人口规模巨大,扶贫之后还有城乡平等,这些挑战绝非一个平台、一个模式所能解决的。比如,要承接城市溢价,大农场效率更高,那么小农户如何变为大农场?再比如,城市溢价往农村流转,毕竟是有限的,而大城市的溢价又高于中小城市,所以最终的办法还是人往城市走,往大城市走,那么中国的城市化政策又该如何变?值得注意的,“城镇化”似乎正在逐渐被“都市圈”所取代,这是中国穷人经济学的一个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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