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格隆汇专栏：宏观fans哲 作者： 芦哲
温铁军：CCTV年度十大经济人物
全球资本过剩导致的全球危机
目前的危机与建国初期的第一次危机及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等危机相比起来并不算严重，但有几点较为重要：1）上个世纪危机以国内因素为主，但新世纪以来的危机既是融入全球化的危机，也是全球化解体的危机，国内危机以国际因素为主；2）中国所遭遇的困难并不是孤立的，全球范围内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问题更严峻，如美国近期暴露的债务问题，中国虽然困难，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仍然具有成长性；3）国内的所谓“收益”是指机会收益，如果找不到努力方向、看不到国内发展的机会所在，那么即使有获益的可能性也因抓不住机会而失去。4）如今世界竞争体现的机制是竞“劣”而不是竞“优”机制，并不是看谁比谁好，而是在看谁比谁坏的过程中有没有办法从坏的困境中解脱。
当今全球危机的根源是“资本过剩 ”
尤其是当主导世界经济发展的各国都由于资本过剩缺乏扩张空间而逐渐熄火，中国却还能起到世界经济增长发动机的作用，这其中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的财政金融机制和西方国家不同。我国是发债投资，方向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即打造了拥有巨额设施性资产的第一资产池，任何搭上基建便车的业态都有机会获得收益空间。
这个情况起因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我国第一次遇到由于严重的外需下降而导致国内经济增长乏力、生产过剩的情况。外需陡然下降导致大量企业倒闭、职工下岗，于是我国采取了“三纵两横”高速公路的措施，以大规模推进高速公路建设的投资方式来拉动增长。同时，我国籍此推出区域发展再平衡的国家战略，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连续三大战略的9万亿投资拉动了增长，挽救了一大批国有企业。因为基本建设需要的大批水泥、钢材等原材料和大型机械工程设备等，通常只有国有企业才能供应，所以搭上这次便车的主体主要是国有企业。
2000年后中国经济逐渐复苏，恰逢美国2001年新经济泡沫崩溃及“9·11”事件爆发，经济危机叠加政治危机让西方资本认为其资产安全性受到威胁，于是大量跨国公司资本涌向基本建设条件最好的中国。外企在这一过程中搭上中国基本建设便车，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形成了外资拉动增长，并且带动了制造业的发展，由此“大进大出”成为了21世纪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模式。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演化为全球金融危机
美国实行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救市，造成大量资金流向大宗商品市场，全球油价和粮价急剧飙升，出现了全球通胀，尤其是原材料通胀。彼时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需要进口高价格的原材料，因此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帮助美国消化了量化宽松造成的原材料价格通胀。由于许多跨国公司生产地在中国，我国无论是受到通胀还是通缩的影响，很大程度上都是外资在直接操作，即跨国公司的国际投资战略是一个系统，一方面制造通胀，另一方面通过中国等国家的制造业消化通胀。美、欧、日等一系列量化宽松政策造成全球通胀，我国用全产业生产能力来配合跨国公司，帮助西方消化其制造的恶性通胀。在这一过程中，全球通胀危机也转嫁到了以中小企业居多的配套外资做外向型经济的企业，即为外资配套的企业承接了更多的通胀转嫁，而这类为外资配套的企业大多数为私营，导致了明显的结构差异，也就是继续基本建设的是国企为主，而参与外向型经济的私营企业严重不景气。于是私人资本从实体经济析出，先后进入了完全放开的股市、楼市等投机领域，出现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大量私人资本参与到投机中，同期，包括教育、医疗等公共领域只要放开便有大量私人资本涌入。于是有了吸纳过剩资本的第二资产池。
2014年美国停止量化宽松政策，欧洲和日本也相继停止，全球进入通缩。我国则是输入型通缩，进入经济下行期。可见，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经济波动以外部因素为主，全球范围内也都如此。据此可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内宏观调控能有效应对输入型通胀或者输入型通缩，这是逐渐融入全球化遭遇输入型危机的经验过程。
"三新"思想指引生态文明战略转型的“自觉革命”
我国领导人在新世纪第三个十年之初提出了“三新”思想：国内大循环的新阶段、以人民为中心的两山新理念、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的新格局。
乡村发展是我国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现在的重大结构性变化是城乡融合，也是中国在被全球化危机打击下的新发展空间。然而，由于我国此前构建投资系统时基本参照了美国在金融资本虚拟化扩张阶段所创造的金融工具及其运作机制，因此不能适应如今的打造第三资产池需求。
此外，大量金融机构存在如何下乡、如何把生态资源转化为货币化交易的资产、如何将已形成资产价值、体现出市场价格的货币化交易资产推进资本市场等问题。这是我国在重要调整过程中必然会面对的一系列问题，也是需要学习和探索的知识。
如南方山区的林业，一般70%左右的林木覆盖率就是郁闭状态，大致能达到每年8%以上的林木增值率，这是很可观、很稳定的净收益，但我们缺乏这方面做投资的实践与探索。
如今我国很多资金淤在银行，实体经济不景气导致存贷比难以提升，金融实际上是过剩的。针对金融过剩问题，2019年中央提出金融供给侧改革。我国已拥有美日两国总和的货币量，单纯计算工业实体经济的GDP，则已经是美国的两倍。
国内金融与西方根本性不同，是中央规定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即使想按照西方走虚拟资本扩张的路，也要考虑如何把国内尚未完成货币化的资源型资产通过交易形成资产价格，使未来能够通过资本品设计推进资本市场，即扩充第三资产池。
过去我国的基本建设投资为国企提供“搭便车”机会打造了第一资产池，使我国拥有全球价值量最大的基础设施资产。同理，全球其他国家并没有形成像中国如此规模的金融资产。
过去我国为了完成工业化资本的原始积累，采取非货币化的形式，以相对较短的时间通过内向型积累的方式占有了最大化的剩余，所付出的代价是压低消费。如今在资本过剩条件下，我们希望把过剩的资本引导至尚未完成资本化的资源经济领域，这其中存在很大的利润空间，但由于我国的金融体系并未涉及过这一领域，因此存在不清楚如何交易、定价的问题。
21世纪中国所提出的生态化转型可直接表现在二十大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之中。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与过去所提的现代化相比有很大调整。过去我们将工业化+城市化+金融化+数字化做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和路径，而党的二十大所提出的“以人为中心的城镇化”使过去以加快城市化带动房地产的发展方式在此次调整中相对淡化，不再是需要扩充的资产池，也不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主要方向。在过去旧阶段，大量金融工具服务于工业化、城镇化、房地产，如今城市化的说法相对淡化，新阶段已到来，我们却没有相应的金融工具来应对。
新阶段即生态化，二十大将生态化表述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主要是因为真正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化是人在人文社会的各种结构中回嵌于自然。历史和实践证明，过去以工业化+城市化为主的、严重破坏自然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因此，我国生态化转型调向以乡村为重点，因为只有乡村还大部分保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方式。
需要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相比西方，中国式现代化最重要的是去殖民化。西方的现代化是少数人的现代化，是殖民者们实现的现代化，既不是全体人口的现代化，也不是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而中国的14亿多人口都是本地原住民，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特征。因此，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就不能照搬殖民者的现代化，需要进行自觉革命，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思想体系、理论体系、制度体系、法律体系等。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的是14亿人口“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第三，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即生态化。第四，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不单纯追求物质增长，精神文明方面和确立的5个底线直接相关。第五，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因为我国要转向生态化，不再以“大进大出”的发展模式占有世界大量原材料及世界制成品市场就不会和西方控制市场和贸易通道所形成的国际规则发生正面对抗性冲突。过去大规模加快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方式要大量使用外币硬通货才能完成结算，使硬通货变成了人民币增发的货币储备，这种经济金融化的实现方式实际上给西方增加了印钞空间。
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式现代化要面临新的挑战，那么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实现乡村的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
二十大后明确把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同步，在2030年实现中等发达程度，同时实现农业农村的初步现代化，到2050年要实现全面现代化，同时实现全面乡村振兴，意味着国家做出了重大战略调整。这一战略调整会引起一系列经济建设方针的调整，我们过去在旧阶段形成的经验及基于这些经验形成的认识，都是应被调整的领域。
总之，我国正在就各种新挑战进行积极调整和应对。
全球资本过剩与世界经济演变的长期趋势
中国在没有完成自主的经济资本化过程，就先开放了资本市场。大量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在中国的这些资源性资产变成可交易的资本品市场化过程中，外资甚至直接参与到了中国的一级市场。但另一方面，我国金融界仍然摆脱不了国家宏观金融政策调控工具的特性，之所以二级市场上长期低迷，在于中国的IPO规模很大，因为我们有大量资源性资产需要货币化，货币化后的资源性资产作为企业资产需要资本化，因此需要直接融资市场上不断打新股，造成市场长期熊气弥漫。客观而言，由于我国把资本市场当作直接融资工具，理论上并没有给予资本市场投机获利的希望。即使接受美国模式，恐怕也只有在完成了这些资产上市融资的需求后，才能成为美国那样的资本市场，走美国现在的路。在此之前，控制股市涨落是稳定直接融资市场的宏观需求、政策需求。所以，我国股市是政策市，是为了融资需求而设立的，不是为了投机需求设立的。外资进入中国是客观事实，尽管波动很大，但长期看一直稳定上升。因此，中国按照原有的发展方式，货币化和资本化速度很快。
由于我国国内市场足够大，因此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我们开始更偏向于国内的需求。
1991年，老布什政府与我国交流时表示，美国很关注中国的金融制度如何安排，而我国当年做了一定让步，按照美国给定的国际规则，通过贸易获取的美元外汇回流到了美国国债市场。同时，我们对应货币发行的贵金属储备也转移到了美国。该规则实际上是美元要维持在世界上的单极霸权地位，对中国这类实体经济大国的金融资本进行控制。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美国对中国非常满意，因为我国沿着90年代的对美承诺，把大量贸易盈余回馈到美国的国债市场上，帮助美国维持了资本回流，使其能够继续对外扩张。
这一时期所谓的互补，实际上是我国的“双重输出”：既向美国大量输出一般商品，帮助维持美国大量增发货币条件下的市场价格相对稳定，CPI不涨；又把贸易盈余所获得的美元拿来买美债。因此，这一中国对美双重输出时期的中美战略关系最好，美国当然不会如现在这般打压中国。
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出美国对全球转嫁危机的情况之后，我国做出了应对改变。主要是因为美国不负责任地向全球大宗商品市场过量倾斜流动性，造成了世界大宗商品价格严重上涨。同时，美国又允许欧盟大量增发货币以挽救欧债危机，同样向世界市场倾泄流动性，以及后续允许日本等。因此，美国通过量化宽松的方式联合西方六大央行，重新建立了世界新的西方金融霸权核心。在现行规则下，我国大量贸易盈余回到国内必须兑换成人民币，实际上外管局只能把这笔巨额美元外汇用在美国国债市场上，相当于配合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然而，经过我国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一系列努力，如推动“东盟+1”、清迈协定、亚洲的本币结算等，韩国、日本、德国等的加入，使得制造业国家开始整合全球货币关系，影响了美国作为金融资本霸权国家的利益。
过去欧盟之所以能发行欧元，在于对东欧过去那种非货币化的巨额资产做货币化整合得到的利益。东欧资源价格、劳动力价格便宜，且设备也被欧洲新设备市场完全覆盖，整合东欧使得欧盟区内贸易利益大幅度增加，区内贸易大幅高于区外贸易产生了本币结算需求，于是欧元问世。而欧元问世后币值长期高于美元，对美元形成了打击。此后，宣布用欧元结算而不用美元结算的伊拉克、伊朗、北朝鲜等至今被美国打压，美国也在欧洲周围不断制造地区冲突来增加欧洲的难民包袱、增加欧洲债务，这时欧元结算占比虽然增加但储备占比被压制，但由于欧元占世界贸易量的比例还是很大，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也还是有所下降。
亚洲的区内贸易世界第二，作为的新的货币整合体系，进入到国际金融资本竞争时，同样也会发生很多矛盾。中国开始有重构东亚地区区内贸易、在货币整合上参与全球竞争的可能性时，美国就提出了重返亚太战略，如在亚太地区部署军事力量、挑起中国与周边各国家之间的矛盾等，以防止亚洲区域整合。
这是世界资本主义在金融资本阶段的客观的内生性矛盾。
今天全球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都是因为全球主导国家引领着世界经济进入到金融资本阶段而发生的不同金融资本集团之间的斗争。因此，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提出的区域整合、“一带一路”等，与100多个国家实现双边货币协定，各自用本币结算而弃用或少用美元，极大地挑战了美国的金融霸权。
于是，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美国量化宽松后明确提出重返亚太战略，中国逐渐从美国在全球竞争中的重要竞争对手，进一步上升到主要竞争对手，进一步变成主要敌人，本质上这是美国在苏联解体后形成的单极霸权如何维持的问题。其实，在所有可查阅到的文件中，并没看到任何中国想要取代美国形成新的世界霸权的表述，此类相关观点非常荒诞。美国式霸权对中国来讲毫无意义，美国霸主这一角色太累、成本太高、挑战太大，中国历史上的决策者主要眼光向内，往往比较保守，现在这种生造的说法也完全不可信。
世界经济发展的长期客观趋势是不可逆的
中国实体经济已发展达到了一定规模，工业GDP早已超越美国，美国80%以上的GDP由虚拟部门产生，而我国主要是实体经济。我国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已经赶超了，却并没有哪个领导人想在这种赶超之中来替代美国，然而对美国而言，我国提供的资本输入不断下降，导致美国的债务无法维持，债务规模与占比持续上升。因为金融资本集团占有的收益不会向社会分配，社会的两极分化就需要用财政去做弥补，所以美国的财政是消费型的。而我国的财政往往是在经济下滑时政府直接出手干预的工具，借助举国体制搞基本建设来拉动经济增长，即投资拉动型。
金融扩张与债务扩张是资本主义的内生性矛盾
在我国，三驾马车（外贸、投资、消费）轮流发挥作用。50年代-70年代这30年我国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从未鼓励过消费；80年代我国放开消费后，立即发生内需拉动，但同期也遭到了通货膨胀等一系列危机，同时由于我国对西方的话语魅惑认识不够，也导致了一系列宏观调控压抑内需的问题；于是到90年代我国开始外需拉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遭遇外需大幅度下降，才又改为投资拉动；新世纪以来的最近二十年基本是投资拉动，只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是投资和外需，现在仍以投资拉动为主。
我国债务对应的是实体资产。这与美国不同，美国的债务用于消费，而我国增发国债是用于投资建设。因此，我国对应资产的债务是可变现的，只需要继续投资、维护债务形成的设施资产能够变现，就可形成现金流。因为我国没有设置这方面的市场，也没有提供这方面的金融工具，所以很难把债务变成可变现的资产。
美国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债务是消费型负债，不可能形成对债务的抵补，也不可能变成有效的可变现资产，因此债务不断增加。当债务达到一定高度时就会演变为冲突，因为其他国家不会再提供资本流入，而资本流入下降就会出现债务爆雷，应对债务爆雷最好的办法就是收割仍有剩余的地方，战争就很难避免。
下图（图1）即当年战争形成的原因。
中国属于全球创新指数较高的国家，且资本盈余较高。我国存款率高达44%，是世界上存款率最高的国家。在银行的利差不断缩窄的情况下，各个银行都比较困难，因此我国仍需增加投资拉动增长的空间。目前来看，应对全球危机要靠增加对乡村的投资，同时将大量的资源型资产转化成可交易的资产。
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1989年美国带领外资撤出，而80年代正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外资突然归零，导致我国经济进入了长期衰退期，这时邓小平提出了“两个不要怕”。到1993-95年我国财政收入大幅下降，不能支付各项政府开支，更遑论搞基本建设。同时，经济下行也导致我国出现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当时的经济形势下，我国很谨慎的控制国债发行规模，直到后来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在其他金融工具都无法使用的情况下才选择突然大规模以千亿级增发国债，这是一个客观过程。
化解外部输入性危机的第一和第二资产池
我国在化解外部输入性危机时，靠大规模增发国债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以推动增长，相当于打造了第一资产池，基本建设改善为国企和外资发展带来了“搭便车”的机会。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后，我国和美国的QE量化宽松政策同步，4万亿人民币的救市也大规模投向了城市圈为主要载体的基础设施建设，随即带动了第二个资产池即房地产的增长，但同时也造成地方负债率大量增加。因此，国内的债务增发和GDP的增长之间具有直接的相关性。
在危机压力下采取逆周期调节，是中国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应对华尔街金融危机带来的输入性风险时的有效经验。这两次逆周期调节客观上分别形成了“基础设施”和“房地产”这两大资产池。房地产崛起是搭了基本建设的便车。土地变现则支撑房地产金融化扩张，由此形成第二资产池。
房地产将人类长期生存所依赖的土地资源在短期内变成物业资产，甚至直接变成金融市场交易的资本，这就导致了大量吸纳货币流向房地产。于是我国出现了房地产金融化的现象，导致大量民间金融资产被房地产占用，同时带动了相对较高的地方政府债务。（房地产金融化带动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如居民借贷55%以上买房、企业借贷51%以上也进入房地产，实际上把金融资产相对可用的头寸都投向了房地产，但房价涨落不计入CPI；一旦房地产下滑就变成资金占压）
金融泡沫、房地产泡沫和地方政府债务泡沫是绑定的。房地产的积极作用是相对比较大量地吸纳了货币，使得我国在大规模增发的同时，没有爆发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类似的通货膨胀危机。事实上，第二资产池既有一定问题，但在弱化通胀上也有一定客观作用。这种情况下，土地变现把长期的资源型的资产通过一次性变现的机会收益带动了金融扩张，也使得中国金融资产总量达到了相对较高的程度。因为房地产吸纳的资金量过大，当房地产进入下行期时，新增的金融资产积压在银行无处可去，所以现在的目标是想办法让银行改善存贷结构。但是按照旧阶段的粗放数量型发展，确实没有更好的空间。
生态转型与打造“两山”、“三化”的“第三资产池”
现在要考虑国家的重大战略转型，应面向新的发展方向，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及进一步推动生态资本深化”的“三化”的“第三资产池”。
自然界孕育的生态资产本身可以计算预期产生的增加值，但这些增加值的交易并没有被资本市场接受，我们也没有努力开辟这样的交易市场。例如，长期以来我国只有北京和黄山两个地方有林权交易所，交投都很少。
1988年我在农村实验区曾设计过农村的乡镇企业产权的直接交易市场，当时有大量的社会资金涌入，但由于被认为是资金体外循环，导致被制止关闭。其实投资人很清楚在资源交易中产生的增加价值是不可估量的，所以当时大家愿意投资进来，但当时主管部门就没有对此赋予必要的市场条件。
我们现在正面临着第三次消费升级，使得“第三资产池”具有客观可行性。
第一次消费升级是1980年的“老三大件”升级为半奢侈品“新三大件”（彩电冰雪洗衣机），第二次消费升级是2000年的“新三大件”升级为奢侈品“房+车+海外旅游”，第三次消费升级是2020年的新冠打击下升级为追求“生命价值”。在疫情的打击下，第三次消费升级很大程度上会带动世界上中产阶级规模最大的中国中产阶级绿色主义的投资方向，这是根本性的转变。因为，我国中产阶级人群是美国的两倍，但由于国内长期消费主义导向，我国中产阶级中只有少数人开始转向绿色消费、简约消费。长期以来，我们把所谓“消费”视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与美国等国家相比，绿色消费等概念正在逐渐形成较大的影响。新的消费升级会以中产阶级的消费为主导拉动农村中生态资源的价值化实现，这将成为“第三资产池”的重要条件。
空间生态资源“非标性”“公共性”的定价难题需要新生产关系。
生态资源是整体性的“生命共同体”，具有难以分割的特点。所以农村资源的价值化实现和金融部门很难对接。“山水田林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具有显著的非标性，这就导致金融机构不能按照现在的运作方式介入，并且客观而言此类生态资源还具有公共性。好在中国现在要进入的是新阶段，要改变旧阶段的“粗放数量型发展”，就得深化改革：一方面要把企业逐渐转型为社会型企业才能达到质量效益型发展，另一方面要重构新型市场经济，而不是按照过去的老市场经济简单地一卖了之。
在新型县域经济要求的推进新型市场改革方面，我们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城乡两个要素市场融合的改革，各地都出台了鼓励市民下乡的政策。例如在浙江、福建、江苏等地已开始把下乡的市民赋予村民权利，让他们可以参与到村委会选举，使他们可以获得代表新村民的权利在村内治理上发挥作用。
县域“三化”发展的主要路径—深化农业供给侧改革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培育多样化市场主体，建设新型县域经济
要推进新型生态资源价值化的“第三资产池”，需要把工作重点下沉到新型县域经济，在县域形成“三级市场”。首先要在村内形成一级市场，即原始生态资源定价的内部交易市场。其次二级市场通过产权交易所，因地制宜地把省级的股权交易中心、产权交易中心下伸到县市级，在县市级形成的产权交易所可通过产权直接融资来吸纳间接融资。同时，让地方财政形成一个平台公司，把村级经过“三变”改革后形成的财产的可变现部分向上做到县级平台公司，以县级平台公司代表各个村公司所形成的资产规模来对接县域内商业金融的过剩头寸，并且大量的过剩头寸沉淀在县级商业银行。县级通常有上百亿过剩资金可用到本县新型县域经济发展上。第三，县级平台公司可以直接对接村级公司，把新型村集体经济直接改造成工商企业，这样一个县可以多一两百个中小企业，农村中的各种经济活动就可以计入县域GDP，通过产权交易进一步完成价格实现，价格实现的资源性资产可以再进一步进入三级市场做资本产品运作，增加它的交易预期增加值。这样就可以形成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以城乡统一要素市场来推动城乡融合，这与现在党中央要求的改革内容是高度一致的。
现在很多人关心市民下乡遭遇到农村产权不清楚的问题，他们认为要想投资就必须有稳定的产权关系。我们当务之急是通过建立相对较规范的产权交易市场来形成可被法律处置的产权关系。农村产权交易所先得经过相对较完整的精调，形成清楚的产权信息；之后，才能通过公开招标来完成交易，并且要由交易所、律师事务所、公证处三家出具交易合法性证书，最后是这个产权可以变现。
具体看，第一个案例是我们在德阳建立了工作室来观察产权交易所的试点，现在交易规模也不错。作为地级市完成了100亿的农村产权交易，带动了500亿的间接融资下乡。第二个案例是在福建沙县做的是“三票交易”，政府先做了在城镇中的平价房产，作为让农民以其资产做兑换的对象，可以将农民在农村的资产做出房票、林票、地票等，都可以以房地产的价格折抵成在城市中的商品房，这使得政府在城镇的商品房和农民占有的资源完成城乡要素间的直接交易。房票、地票、林票等作为工具主要是用来完成合法性的产权交易，城乡要素市场的相对自由流动正在各地农村试行中。第三个案例是李昌平团队在县域完成了农村资源型资产的增值链。土地在农户手里大约是200元/亩的地租，进入合作社变成250元/亩，再进入乡级联合社变成400元/亩。当它形成一定规模可集约化处置时，绝对地租明显上升。形成一定的规模方便处置，就产生级差地租1，当规模达到可被资本介入条件时就产生了新的生产关系，产生级差地租2，若再进一步做其他非农业类的开发，就会产生级差地租3，即在交易过程中不断产生新的租值，新租值就是资本进入的获利空间。在县一级建立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市民下乡也就可以通过在平台上完成交易获得相对可处置的合法产权。
县域生态资本深化与金融供给侧改革
县域生态资本深化与金融供给侧改革结合，探索“两山”理念下的金融创新，形成信贷风险处置的闭环。
县域“三化（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生态资本深化）”发展，需要以“两山”新理念来统筹金融与农业两大供给侧改革，既需要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出发、考虑过剩资本下乡的合理路径；又要探索通过“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来实现“生态资本深化”的深改要求。整个体系要从“三变”改革入手，因为生态资源的产权边界与村域的地缘边界是重合的，还因为最终在县域对生态资源做资本化处置时，交易的最终回购商应该是村级公司。比如，有人种了一片名贵树种黄花梨，一亩黄花梨预期产值是1-2亿，但其产值在未来不在当下，因此现在只能出售其股权期权。如若卖出无人购入时，那么村级公司就是黄花梨最终的回购商，因为所有资源都长在村域的地面上，回购价格和交割方式是交易失败的投资人止损问题。
总之，当金融供给侧改革与农业供给侧改革两大供给侧相结合，就能够打造出乡村振兴作为国家第三资产池的相对较大的容量。
我们的案例研究表明，安吉县“两山银行”就是以盘活乡村存量资产、收储生态资源、提质增值做资产交易、最后变成生态资本产业化经营的方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资本闭环；在林木蓄积量较高的地方，如福建南平建立的“森林银行”，则是通过政府介入和林业部门结合形成有较大规模的集约化经营，同时做出符合大康养产业需求的林业结构、林分结构调整，这些多元业态经营方式都能产生预期增加值并可做为资本交易；此外，浙江“两山银行”的生态资源储蓄单，反映了相对比较完整的资本闭环手续；石家庄汇融银行在县域范围内以资金链上形成的平均收益率的方式来推进县域范围内的产业在不同环节平均利润率的提升，以此让产业和金融直接结合形成相对较稳定的产业化关系。
总之，应对全球危机的第三资产池，需要贯彻三新思想深化改革才能形成。
注：本文系温铁军教授在2023年3月20日于德邦宏观金融大师系列讲坛 · 第五讲中的发言整理,已由本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