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在鲸鱼背上：2020脱贫县数字生活画像 | 品牌新事

 文 / 蛙小吉  

一个人的人生高度，或者说，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往往是由多方面因素造就的。其中最重要的三个因素，分别是：出生时的继承与遗传，时代大势中所处的位置，个人的奋斗与拼搏。

“继承与遗传”暂且按下不表，因为这是我们无法自主选择的。在这里，我们只讨论另外两个因素如何影响个体的发展。

命运的改变，总是离不开时代的背景。对个体而言，只有骑到“时势”这条“鲸鱼”背上，才更有可能通过奋斗，成功脱离贫困的代际传递。

那么，这条“鲸鱼”从哪里来？我们又怎么让更多人骑上它的脊背？

流动，一个时代的关键词

40年前，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那时，中国贫困人口有8.78亿人，贫困发生率为88.3%，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村居民。①

上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国家放宽了对农村人口流动的限制，随着经济腾飞和制造业的发展，大量农村贫困人口被吸纳到了城镇。他们“洗脚上田”，从低效率产业向高效率产业转移，从低工资就业岗位向更高工资就业岗位转移，实现了脱贫，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1994年，从安徽省徒步到上海的农民工

1982年到2017年间，国内生产总值从5.3千亿增加到82.71万亿，同期，流动人口规模也从657万人增加到了2.44亿人。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中国贫困人口规模与贫困发生率持续降低。到了2018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至1660万人，贫困发生率则降低到了惊人的3%以下。

在此期间，“流动”也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一个关键词。所有个体的迁徙，都是在用脚投票，从内陆到沿海、从农村到城市，“流动”中嵌套的，是对更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显示，过去五年间（2013年-2018年），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持续降低，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则增长了近30%，第三产业已然成为了中国吸纳就业的蓄水池。

而经济发达的沿海省份与城市，集中了大量的第三产业，它们像抽水机一样抽走了大量的高质量年轻劳动力。年轻人选择背井离乡，无非是因为就业机会太少，收入水平太低。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导致了人口流动的不均衡，也导致了部分农村地区的“空心化”。

当贫困县（贫困村）搭上“振兴政策”的脱贫快车，发展出新兴产业时，也很有可能因为缺乏高质量的劳动力与消费主体，而变得难以为继。

因为没有就业机会，所以人口流失；因为人口流失，产业难以发展，所以就业机会变少……就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悖论，“个体”的脱贫与“区域”的发展，居然出现了不匹配的状态。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本地就业机会不足的情况下，劳务输出带来的收入仍然是很多地区摘掉贫穷这顶帽子的重要经济来源。李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李松出生在镇雄县下辖的母享镇，镇雄县地处云南东北部山区，山多地狭，交通闭塞，却是云南省第一人口大县。据公开资料显示，镇雄曾是中国剩余贫困人口最多的深度贫困县。

李松（左）和同事休息吃饭

和很多母享镇的年轻人一样，为了分担家庭的重担，李松很早就开始辗转浙江、福建等地打工。想家吗？当然是想的，但是家里没有工作机会。

2016年，美团开始在昆明拓展市场，十几个母享镇的青年在这个离家519公里的省城找到了机会。2018年，李松也被自己的同乡带入行，成为了一名美团骑手。

2020年3月，回家过春节的李松听说李龙超赋闲在家，便介绍他也来做了骑手。5月底，小时候的玩伴贾嘉述也被李松劝动，走出了那片云南最穷的山区。

据《美团助力脱贫攻坚总结报告(2013-2020)》，八年间累计有约60万建档立卡贫困骑手在美团实现就业增收。

2019年美团在职建档立卡

贫困户外卖骑手月收入分布

像李松这样的年轻人很多，他们承担着改写家庭命运的期望，顶着生活的风霜雨雪，在城市的缝隙间努力生长，希望扎下根来。然而，融入经济发达城市的隐形门槛一直在提高，更多人最终还是要回到家乡去的。

回到家乡后的他们能不能找到工作？对于他们而言，返乡会不会等于“返贫”？而他们的家乡，面对这批年轻人又要怎么把他们留住？

脱贫县现状与“离土不离乡”的可能

在2月底召开的“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美团（北京三快云计算有限公司）因为就业扶贫、培训扶贫、推动县域生活服务业数字化等贡献，获得了“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的表彰。

随着服务业的数字化和下沉，我们也观察到了一些脱贫县里发生的现象：县里的商户连上网，消费更旺了；家门口就有好工作，就业岗位变多了；农产品沿着网线送出山，农民钱包更鼓了。

通过数字化实现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加快释放脱贫县发展潜力，一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路径之一。而这，或许也是引导“个体”与“区域经济发展”真正融合的机会。

2017年，19岁的张国铭决定离开大山，前往杭州寻找机会。他的家乡小金县位于四川省西北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南端，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而张国铭，是这个贫困县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没有学历，也没有经验，背井离乡的张国铭只能从门槛较低的餐饮服务行业干起。他和很多外出打工的四川小伙子一样，聪明、勤快、肯吃苦，但行业的天花板就在那里，每个月能挣到的也不过四五千块钱。

想要完成原始积累，脱贫致富后反哺家乡的愿望，似乎变得遥遥无期。

2018年，小金县实现了脱贫摘帽，也是这一年，为了照顾家中生病的父亲，张国铭返回了家乡。他的朋友告诉他，随着县里的经济发展，外卖这种大城市的生活方式也开始在当地流行起来。当美团骑手的收入挺高，入行的门槛他也够得到。

张国铭（右）在和同事聊天

“那就试一试吧。”让张国铭没想到的是，骑手的收入每个月居然有五六千。因为在家门口工作，开销也变小了，而且“每周都能回家看望父母和孩子”。

更没想到的是，在一年后，他因为勤奋又懂电脑，从外卖骑手晋升成了站长，带领着十几名骑手，负责小金县外卖配送服务质量和安全管理。

有时候，生活就像是一场漂流，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会被带往何方，但只要努力划桨，总会迎来高光时刻。

据美团提供的数据显示，仅2020年一年，在脱贫县跑单获得收入的骑手已逾10万人，相比2019年增长42%，越来越多的脱贫县年轻人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到的“离土不离乡”，似乎由此得到了实践和继承。而这，也为接续脱贫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从县域消费市场的增长看乡村发展

“前两年每天一般在两三百单，现在周末能有四五百单，最高一次有500多单。”通过外卖单量的增长，张国铭清晰地感知到了家乡的变化。

近年来，随着小金县交通路网的建设完善，越来越多的小金县农产品开始走出大山，而独特的高原风光，也引来了城里的游人。

当地产业的发展，经济的增长，与外卖订单量呈现出高度正相关。这个曾经被“困在”高原上的脱贫县，的确发展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好了。

“当你的收入比你的欲望多一块钱，你就是富有的；当你的收入比你的欲望少一块钱，你就是贫穷的。”脱贫县逐步增长的收入与极低的房薪比，支撑起了当地人的消费升级欲望。而县域消费市场的扩大，也有助力于“内循环”与“乡村振兴”的实现。

“大城市里的好东西，以后县里都能有。”杨礼源是网红奶茶品牌“书亦烧仙草”在贵州省黔西南州晴隆县的一家店主。去年6月营业至今，在他店里，仅来自美团外卖的月订单就超过1400单。

而主营汉堡、炸鸡的华莱士，在晴隆县的门店，每个月的外卖订单也超过了2300单。人们的消费需求，越来越多元化、个性化。

据《美团助力脱贫攻坚总结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全国832个脱贫县中，已有超过98%的县接入美团，线上活跃商户达48万家。

仅2020年，全国已脱贫县商户，就在美团产生了约7亿笔订单、在线交易金额达到348亿，分别同比增长27%和22%，覆盖餐饮、景区、酒店、民宿和农家乐等多个品类。

《美团助力脱贫攻坚总结报告2013-2020》

其中，奶茶订单量连续3年增长逾130%，并成为2020年脱贫县外卖订单量第三大品类。便利店消费也进入外卖订单前5名，在脱贫县，也能体验到“足不出户、万物到家”的服务。

不只本地用户，异地用户（游客）也为脱贫县外卖订单数的增长提供了动力。从美团的数据来看，脱贫县2020年外卖订单的异地用户占比近四成（38%），远超全国异地用户占比。

陪男朋友回老家陇西县的台州“度娘”（姑娘）阿宁，在短短7天里，就用美团外卖点了5回“甜胚子奶茶”，用她的话来说，“算是在脱贫县里实现了奶茶自由”。

通过县域商业数据，我们不难看出，县城作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载体，对连接城市、服务乡村有着重要作用。而生活服务数字化的下沉，也有利于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的加速。

解决“买难”与“卖难”

加速城乡融合发展

“日子越来越好了。”湖北省秭归县屈原镇链子岩村的向群、韩平夫妇，和张国铭有同样的感慨。得益于国家的政策倾斜，县里修路架桥、通邮联网、大力扶持产业扶贫项目，2018年的时候两人通过种植脐橙成功脱贫。但家里两个孩子要上学，经济状况依然吃紧。

而受疫情影响，往年联系的外地客商今年大多没来村里收脐橙，一些本地收购点借机压价，往年2.5元每斤的“红肉”脐橙今年掉价到每斤1.5元左右，“本钱都没挣回来”。

为拓展农户销售渠道，秭归县人民政府与美团优选签订了合作协议，计划以美团优选“农鲜直采”计划为依托，让优质脐橙走向全国。向群和韩平，也赶上了这趟助力优质农产品从原产地直接走向城市社区的“直通车”。

秭归脐橙种植户韩平

通过美团优选“农鲜直采”品质鉴定后，他们的5000斤脐橙一次性被全部收购，“我们的脐橙终于有着落了，可以安心过年了”。

扶贫电商的加入，打破了交易的壁垒，熨平了交易的环节，降低了交易的成本，让贫困地区拥有和其他地区平等、乃至更多的市场准入机会。有了足够的收入，自然也就有了消费的底气。“卖难”解决了，那“买难”呢？

从重庆4D魔幻都市的大名，就能看出这是一个交通建设难到极致的地区。27岁的谭志富，就出生在重庆城口县的明月村。这个村子位于山路的末端，山路弯路多，交通成本极高，2020年2月刚刚完成脱贫。

谭志富原本在外打工，如今返乡养猪创业。在大城市里闯荡过的他，对商品质量和丰富度自然是有些想法的。可村子里的物资供应渠道极窄，别说什么新鲜大闸蟹、智利车厘子，买个菜都又贵又不新鲜，这让他有点崩溃：“谁乐意赚了钱这么花。”

每年秋季，在外地打工的村民陆续回家，对生活物资的需求就会变大。这个当口，谭志富隔壁县的朋友给他分享了美团优选。查了查资料，他就心动了，一方面是想满足自己的需求，一方面也是给村里增加一个物资供应渠道。

“先试试吧。”成功提交申请资料后，谭志富就把这个事儿给忘了。结果几天后，他就接到美团优选送货司机的电话，村里从此多了一个价美质优的“线上便利店”。

重庆城口县美团优选团长谭志富

考虑到高昂的交通成本，也担心单量太少被取消服务，他跟村民们商量隔两三天买一次，把订单集中起来再下单。虽然利润不高，但谭志富干得还挺开心的，“毕竟刚开始就是为了自己买东西方便”。

数字经济掀起的巨浪，架起了优质农产品进入城市市场的桥梁，也为曾经的“穷乡僻壤”凿开了享受现代物质生活的道路。赚得到钱，留得下人——这种数字化下沉带来的双向流通，无疑对城乡融合发展有着极大的帮助。

骑到鲸鱼背上，从洄游到归巢

法国年鉴派作家布罗代尔，曾经提出过“世界时间”这一概念。他认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并不均衡地发生在地球的每一个地方。相反，它只出现在少数的两到三个地方。

而这些地方所呈现出的景象，代表了该时间点上人类文明的最高水平。其他地点，则完全处在轰轰烈烈的世界历史进程之外。毫无疑问，这个堪称人类历史的“世界时间”，随着“脱贫攻坚战”的胜利，定格在了中国。

很难想象，在2012年的时候，中国还有近一亿的贫困人口。而仅仅用了8年时间，中国就将这些数字实现了清零。但这并不是完全没有代价的，中国的流动人口规模，在2015年达到高峰后就开始缓慢回落，然而在2019年末，中国的流动人口数量，仍然有2.36亿人。

以规模计，中国可以说是世界上国内流动人口最多的国家。每6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流动人口，而其中的70%以上，是来自乡镇和农村的进城务工人员。②

美团骑手

他们往往呈现出一种“半城镇化”状态，即就业在城市，户籍在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家属在农村；收入在城市，积累在农村；生活在城市，根基在农村。

他们像鲑鱼一样四散在城市中，又会循着每年的节庆，周期性洄游。他们“悬浮”在城市与家乡之间，面临着劳动权益保护、子女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诸多问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其根本路径，就在于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国的城市发展逻辑一直有“钟摆式变化”，小城市发展和大城市发展的策略往往交替进行。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更是把加快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作为了振兴乡村的切入点。“做大做强县域经济”“提升县域的承载力”“增加县域内就业机会”，被视为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有效思路与举措。

虽然始终存在差距，但随着政策的倾斜，基础设施的完善，数字化的渗透，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的鸿沟正在被熨平。

在“中国经济持续崛起”“生活服务业提质扩容”“数字经济加速下沉”三浪叠加的背景之下，数量庞大的农村流动人口，有了骑上“鲸鱼”进入了县域经济的产业带，全面归巢的可能。

或许，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需要服务和管理的流动人口，仍将保持着“庞大的规模”，但当他们有了更多的选择，吾乡吾民，又何须限在“长安与洛阳”呢？

参考资料：

① 国家统计局：《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报告》

② 国家卫计委公开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