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在浙江中部和南部的一些穷乡僻壤，在那些不通铁路、没有工厂、资源匮乏、知识素质也不高的地方，孕生出了新中国最早的商品集散地。
在1980年之前，很少有人知道义乌这个小县城。它地处浙中盆地，三面环山，狭窄的街巷，低矮的木屋，全县28万劳动力，人均年收入88元。
1978年前后，在义乌县城东部出现了自发的乡间集市。当地县政府不知道如何管理和处置这些农家商贩，于是便发出《小百货敲糖换取鸡毛什肥临时许可证》，算是默许了这些商贩的存在。
到1982年年底，全县的《临时许可证》不知不觉已经发出了7000份，有人便开始给省里写信，惊报“义乌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小温床”。
彼时担任县委书记的谢高华面临巨大压力，但却做出了他一生中最倔强的决定。1982年11月，他宣布正式开放“稠城镇小商品市场”，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
1983年7月，义乌县政府投资58万元，建造起一个占地220亩的摊棚式市场，场内全部是水泥地面，钢架玻璃瓦，这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专业市场。胆大包天的谢高华在义乌挖出的这个“政策凹地”，迅速地产生了积聚效应。
到年底，义乌的市场摊户增加到1050个，日均交易人数为6000人，其中六成以上是外地人，上市商品多达3000多种，本地产工业品约占1/3，其余大多来自省内乡镇企业及江苏、广东一带的产品。很明显，一个跨越省界、辐射全国的市场网在当时已显雏形。
义乌的发展模式，几乎是80年代中国民营经济成长的标本：一个专业市场的出现，构筑出一张辐射农村及中小城镇的商品网络，在物流需求的诱发下，周边冒出数以千计的家庭工厂，最终形成“前店后厂”“双轮驱动”的初级产业格局。
在中国改革的前十多年，任何产业基础、政策扶持、人文素养乃至地理区位等方面的客观条件，都无法与当地的改革创新意识相匹敌。往往，一地观念的解放与否是它有没有可能发展起来的唯一条件。
那些工业基础雄厚、地理位置优越的城市地区，如东北、华北及上海等地，由于计划经济色彩浓厚，政府管治能力健全，民众对体制的依赖度较高，民营资本难有萌芽的机会。
倒是天偏地远、国有经济薄弱的边穷地区，如珠江三角洲、闽南和浙江中南部一带，却意外地具备了自谋生路的勇气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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