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员胡安焉

就像深海的鱼都是瞎子，沙漠里的动物都很耐渴一样，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很大程度上是由我所处的环境，而不是由我的所谓本性决定的。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偌大的剧院舞台上，坐着三个人。左边的穿着深色西装，高举话筒面向镜头侃侃而谈，穿牛仔蓝衬衣的“C位”一手扶着膝盖，一手半举话筒，扭头看着发言那位。最右边穿红色棉质短袖的男人，双手紧握话筒，抿嘴低头看地，仿佛台上一切与他无关。

图源：新周刊

这是小巴第一次见到胡安焉，在新周刊举办的刀锋图书奖活动照上，他作为《我在北京送快递》一书的作者接受采访。紧张、不安、游离的状态被定格。

第二次是在吴晓波频道视频号直播间里，网络那头，他依旧穿着那件红色棉质短袖，寸头，因为被有线耳机限制了活动范围，胡安焉在连线画面中的脑袋靠镜头特别近。

当主持人提到往期直播嘉宾提供的封面照都是高清、大图的形象照，而他给的却是穿着快递员工作服在电梯的自拍时，胡安焉咬着嘴唇缓缓低下头，年过四十的他，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内心脆弱，是第二面的印象。

这场直播后的第四天晚上7点10分，我敲响了胡安焉的家门。迎接我的仍是那件红色短袖，只不过那天成都降温，他在外面穿了黑色棉马甲。

我递上酒店楼下买的水果，他递来鞋套，从门口一闪而过的黑影和胡安焉支支吾吾的话语中得知，他和妻子养了一只猫，他们刚拖过地。

在他家沙发上坐定，茶几对面的胡安焉给我看了他手机的备忘录，上面记录当天午饭吃什么，除此之外，便是每一天跟哪家媒体约了何种形式的对谈。

他说这一个多月，自己线上接待的媒体得有八九家，而我是第一个去家里“抓”他的。

胡安焉是谁？

他在新书扉页上对自己的介绍是“打工人，创作者”。

1999年中专毕业，而后辗转于北京、上海、广东、广西、云南，做过快递员、便利店店员、保安，开过女装店、鸭货店……20年间，胡安焉换了19份工作。

胡安焉在北京

图源：受访者

2020年，他将自己在物流公司做夜班拣货工人的经历写成随笔发上网，没想到一炮而红，全网阅读量超百万，各大公众号争相转载，2020年4月，文学机构“副本制作”的两位编辑联系上胡安焉，跟他约稿。

一个灵活用工人，又多了一重新身份：创作者。

今年3月，记录了他大部分工作经历的作品集《我在北京送快递》出版，截至4月29日，豆瓣评分：8.5。

“当失业快递员开始写作”“底层劳动者拿起笔”……在见到胡安焉之前，网上能搜到的信息大多如此描述他，这观感就像山区的孩子考上清华，充满惊喜、欣慰，对他的文字也带有更多宽容。

但他家中的一个小房间内，成箱成箱的书堆满了上下铺，每个箱子上都标有作者国别。

卧室、书房……只要是桌面，都整整齐齐码着书本。他说自己并不是毫无写作经验的素人，面对常人的误解，他有些无奈，那些善意的包容，也令他感到有些羞愧。

胡安焉卧室里成箱的书

图源：小巴拍摄

“人们总会认为一个人有文化，就不会去干重体力活，因此以更低的标准看我的文章，认为我是个没受过什么教育、一直从事体力活、把写作当成爱好又有些天赋的人。”

胡安焉微微有些皱眉，“但实际上我直到近几年才干重体力活，我有大专文凭。另外写作这件事其实09年就开始了，这距离写下夜班拣货的工作经历已过去11年，并不是写作小白。”

将写作当成爱好，胡安焉早年间会在豆瓣发一些随笔、短篇小说，因为没有关注度，就一直没注意要关闭“打赏”按钮。直到在物流公司做夜班拣货工人的随笔火了，他突然收到二百多人的打赏，加起来约有一千五百多元。

“受之有愧啊。”提起那一天，胡安焉依然难以释怀，“其实我当时有积蓄，有工作，平均月收入在七千元左右，公司也给我买了五险。但那些打赏我的人，他们可能是学生拿着父母给的生活费，可能生活在二三线城市，收入还没我高。这样的打赏源自误解，让我感到非常羞愧。”

因记录打工经历走红，又以打工经历出书，当我询问他频繁的换工作、辗转多座城市，是否为了寻求写作素材时，胡安焉连说三个“不”字。

在他的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就像深海的鱼都是瞎子，沙漠里的动物都很耐渴一样，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很大程度上是由我所处的环境，而不是由我的所谓本性决定的。”

在他心里，这些经历带来的更多是情绪崩溃。

比如送快递的日子里，当被蛮不讲理的客户投诉，他说自己也有过把客户车子砸烂的怒气冲动，那冲动就像一根钢缆绷断后疯狂地反弹，不顾一切地反噬身后的压力，发泄对世界的不满。

当价值上千元的快件被偷时，他形容自己像被一列火车迎头撞翻在地，精神上再也爬不起来，毫无意识地麻木送完接下去的一家又一家。

在他的眼中，工作是一个失去自我的过程，人们不得不将自己融入社会，变得同质化和零件化，而写作恰恰相反。

无论是小说抑或工作经历，都带有鲜明个人标识：“在这个过程中，就能了解自己本身到底是怎样的，再将它以作品的形式投射出来。相对于工作而言，创作能让我获得更大的存在感，而不是顺从社会的兼容。”

至于频繁换城市，完全源于大多数人都好的“面子”。

“因为我不擅长与人打交道，也不擅长面试，工作一直不太理想。即便30岁了，当时的我依旧无法坚强到完全无视外界眼光，还是会下意识想躲。在广州，碰到以前的同事同学的概率很大，躲无可躲，所以才会出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胡安焉缓缓叙述着自己在大理开店，与同事们互不相熟，可以重新开始的经历。眼神终于不再飘忽不定，而是看着我微笑。

他似乎没有我刚进门时那么紧张了，他的小猫也从沙发底下钻出来，开始全方位“监控”我。

胡安焉的猫

图源：小巴拍摄

“它叫花栗子，是一年多前我妻子领养来的。”看我的目光总被上蹿下跳的小猫吸引，胡安焉笑着介绍，并看了眼坐在他身侧的妻子。

在随后的近三个小时对谈中，胡安焉总共侧头看了他妻子47次。

这个戴着眼镜的瘦小女人一直安静坐在胡安焉侧后方的位置，或是低头摆弄手指，或是在听到丈夫回答时抿嘴轻笑。我问她怎么称呼，顿了几秒，轻轻吐出一个“何”字，那就叫她何姐吧。

何姐确实内向，我几次想让她也参与聊天，都以失败告终。胡安焉会时不时回头查看妻子状态，或伸手握住她搅动的手指：“她紧张的时候就会有这些肢体动作。”

从胡安焉的描述中得知，他们相识于黑蓝文学论坛，如今二人都是自由创作者。

其实早在出发去胡安焉家之前，他就给我发了条长信息，说屋子小，他妻子没地方避，说他妻子很内向，也是写小说的，希望我不要介意。

自疫情开始，夫妻二人就没再工作，2021年9月，两人从北京回到妻子的家乡成都定居，在青羊区花1800元/月租了一套60平的小屋，两人一猫共同生活。

这四年里，他们安心创作，但创作并没有为其带来太多收入。

“我们没有全职写作，没有更多考虑发表出版，因为想要一个更自由的创作空间。我觉得比起职业作家，现在自由写作的状态更符合我们的意愿，是更纯粹更本质的写作。”胡安焉仰头回忆，然后慢慢给我算他这几年在写作上的收入。

整个2022年稿费收入只有500元，2021年一万多，2020年因为记录拣货工人经历的那篇火了之后，有媒体付费转载或者约稿，有大概不到两万元的收入。

胡安焉的书桌

图源：小巴拍摄

2020年初，胡安焉有十万多存款，何姐也有一些，在过去的三年多里，他们就靠存款和少量稿费支撑生活开支。每晚会去附近的连锁果蔬超市蹲20:30那波6折优惠，抢到什么菜，第二天中午就做什么吃。

除了吃饭，他们几乎没有其他开销。每天吃过午饭两人就去附近的图书馆看书、写作，晚饭随便吃些馒头包子，晚上看看电影，写写东西，日子就这么平淡地过着。

甚至连领证结婚，都有点“为生活所迫”的感觉。因为想赶在2月底截止前办理成都城镇医保，两人火急火燎去民政局领了结婚证：“不是什么特别的纪念日，甚至都没有特意去吃顿饭，到我们这个年龄了，可能没有像年轻人那么浪漫，那么注重仪式感。”

但在我看来，那是个可爱的日子：2月22日。

我将目光转向何姐：“就不会有期待吗？女孩子不都喜欢礼物，喜欢惊喜？”

她愣了好几秒，才缓缓开口：“我确实觉得没必要，不是口是心非，我从小到大都不太看重物质，可能缺乏一些仪式感吧。对我来说情感比物质更重要。在一起5年，他就在第一年我生日的时候送过一支钢笔。”

“你当时还说要挂到闲鱼卖掉呢。”胡安焉笑着插嘴，语气故作嗔怪。

我问他，如今44岁，是否还会感到自卑，在意他人眼光，他反手又给我喂了一嘴狗粮。

“我现在对于外界的眼光、看法可以接近无视的状态。今天我可以和你坦然聊这些，是因为我对自己是个怎样的人，有了更坚定的认识，我的价值建立在我的本质上。所以即便我的事业、经济条件等方方面面不如人，也不会再对我造成困扰。

当然和她在一起之后，对我也有帮助，两个人的话，总归会有互相认同，面对生活会更多一点勇气。可能在她眼里我是全世界最有价值的人，那就够了。”

在妻子眼里，胡安焉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因为每一次抛给何姐的问题，都会被胡安焉截过去代答，这一次，我特意笑着冲他摆了摆手：“不许打岔。”

没了“场外援助”，我发现其实何姐并不是不善言辞，只不过需要给她足够的耐心想清楚再说。

就这么等了有十几秒，何姐才拧着手指作答：“我觉得……他在品质上有很好的东西，我觉得他很特别。因为我以前接触的搞文学创作的人，大多数会比较油滑，而我在他身上完全没有看到这种东西，就更真实，我觉得这特别可贵。”

这答案，胡安焉似乎也是第一次听到，脸瞬间就红了，不断搓着何姐的手，嘴里念叨：“我之前怎么不知道，以后多夸夸我。”

轮到胡安焉作答，内向、懦弱、压抑，是他对自己的形容词，但也分享了一个“神奇”的现象，当与比他更内向的人在一起，自己就会主动承担起应对社交的责任，变得健谈。

胡安焉，不再像前两次印象里那么自闭，自卑。同样，他也不再只是那个寂寂无名、频繁换工作的打工人。

胡安焉近照

图源：受访者

越来越多的摄像机、镁光灯和人们的目光聚集到他身上，对此我有些担心他会感到不适，又怕他会迷失。

胡安焉却摇了摇头，表示对于这些没接触过的体验，仍保有新鲜感：“况且都是为了推广这本书，也跟我现在的收入挂钩。但不希望它变得常态化，可能两三个月后，我希望这样的采访、报道可以终止，我们能恢复到之前的生活状态。”

未来，两人可能会迁居云南，无论是在胡安焉的书里，还是他的描述中，都难掩其对云南的热爱。

至于工作，写作当然不会是全职，但若经济条件允许，他们也不打算继续打工：“因为我们能找到的工作可能挣钱效率比较低。”

“没有稳定的收入，靠存款生活，你们不会感到焦虑吗？”这题不在采访提纲内，却是我真情实感的疑惑。

难得地，何姐先回答了一句“不焦虑”，而后胡安焉才补充：“主要可能我们的生活压力、负担比较轻，并且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也不高，其实这需要放弃很多东西。如果真到存款花完的那一步，我觉得出去找工作养活自己应该不难，我们有手有脚，不是真正有困难的人群，只要工作上自己心里能承受的话，应该不会走到绝路。”

胡安焉和他的妻子何姐

图源：小巴拍摄

近几年，像胡安焉这样的草根作家、工人诗人不断涌现，作品《生死考验》拿下全国散文“精锐奖”的“葱油饼大姐”赵林、获得首届“年度桂冠工人诗人”大奖的陈年喜……

工地的农民工、工厂的产业工人、每天可见的街边小贩、快递员、外卖员……他们的声音渐渐被听见，那些充满汗味、带着体温的质朴文字，不断向人们展示着这个宏大世界的基石，以及他们最纯粹的文学梦。

2015年，吴老师曾写下《邬霞的吊带裙》一文，主角是写了300多首诗歌的服装工厂烫熨女工邬霞。当时他在文末的感叹，或许也适用于胡安焉，适用于千千万万用真实感动我们的创作者：

很多年后，当我们再度回忆起这段中国经济崛起史的时候，这些诗句不应该被遗忘的，它们是大历史中的一些小配件，也许微不足道，但若缺失，则其他真相俱为谎言。

后记

对谈结束已是深夜，与胡安焉聊着往门口走，正脱鞋套，一直沉默寡言的何姐悠悠说了句：“下雨了，你带伞了吗？”

此时我才注意到窗外的淅沥雨声，胡安焉也赶忙在门口柜子里翻找雨伞，每一把拿出来的伞都会打开看看是否还能正常使用。

最后他们将一把天蓝色折伞交到我手里：“这伞不太好看，你介意吗？”

出了大楼，撑开伞，伞骨有些锈斑，伞沿像芭蕾舞裙般向上翘着，得用手一瓣一瓣掰回来。其实我包里有伞，只是出酒店时天气尚好便没想着带。

图源：小巴拍摄

从成都回杭州，出机场又下雨了，我背包的左右两个口袋各插着一把伞。随手一掏，撑开，是翘着伞沿、锈迹斑斑、却足以遮雨的小蓝伞。

本篇作者 | 季一奥 |当值编辑 | 杨帅

主编 |何梦飞|图源|VC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