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A.罗宾逊,以表彰他们对制度如何形成及其影响繁荣的研究。
看到这个结果时,小巴不禁深深松了口气——阿西莫格鲁终于获奖了!为什么说“终于”呢?因为每年诺奖揭晓时,经济学界总会有这样一个“梗”:大家都会问一句:“今年阿西莫格鲁得奖了吗?”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
经济学大师不少,但像他这样每年都被关注的却只有一人。这主要是因为他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顶级经济学论文发表快得像魔法,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交相辉映,且研究主题广泛深入,天马行空,包括经济学绝大部分的领域,几乎堪称经济学界的“五边形战士”。
经济学的屠刊王
经济学期刊中传统上有“Top 5”的说法,即《美国经济评论》《计量经济学》《经济学季刊》《政治经济学杂志》和《经济研究评论》。
这些期刊的发表难度极高,即使在美国,很多经济学系的教授一生也只会在其中发表五六篇文章而已。而在许多其他国家,能在这些期刊上发表一篇,往往就已经意味着各种荣誉接踵而至。
然而,在过去32年的职业生涯中,阿西莫格鲁在这五大期刊上发表了76篇文章,平均每年超过两篇。更为惊人的是,这还不包括他在顶级金融类期刊和综合性科学期刊(如《科学》和《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的。即便如此高产,他的发表势头依旧强劲,没有因为职业生涯的稳步上升和成就的累积而减速。
阿西莫格鲁的高产早在求学时就初露锋芒。他是土耳其裔,从小随父母在英国生活,本科就读于约克大学,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攻读博士学位。在他毕业时,评审他博士论文的经济学教授詹姆斯·马尔科姆森,是这样评价他的论文的:
这篇博士论文共有七章,每一章都可以单独作为一篇学术论文发表,每一章的质量都很高。事实上,即便是其中质量最弱的三章,也足以获得博士学位。
阿西莫格鲁当年在LSE的求职市场上可谓风头无两,很快便获得了经济学界“宇宙中心”——麻省理工学院(MIT)经济系助理教授的职位,随后一路晋升至讲席教授和顶级期刊的编辑,直至今日斩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很多诺奖得主的人生历程充满了起伏波折,能在简历上看到他们的奋斗与坎坷。
然而,阿西莫格鲁的经历似乎截然不同,他的经历仿佛就是从一个成功走向另外一个更大的成功,从一个荣誉走向更大的荣誉。如今,他终于摘得了经济学界的最高桂冠。
达龙·阿西莫格鲁
图源:百度
制度经济学
今年的诺贝尔奖委员会意图明确,旨在表彰这三位学者在制度经济学方面的贡献,尤其是他们对国家繁荣与衰败原因的深入解释。
在这一点上,阿西莫格鲁和他的合作者罗宾逊的观点是明确的:国家的成败主要由其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性质决定,而非地理、文化或气候等因素。
首先,他们认为通常讨论的地理、文化和知识,并不是国家成败的关键因素。
比如说对于“新教伦理导致国家富强”这一广为人知的文化决定论,阿西莫格鲁就用中国的发展进行了反驳:中国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个新教国家,但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成果却不容置疑。同样,地理决定论也难以成立,世界上许多纬度相近的地区,其发展水平也差异悬殊。
在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看来,制度才是决定国家成败的关键,具体来说,就是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上,到底是攫取型制度,还是包容型制度。
攫取型制度在政治上表现为少数人掌控决策权,多数人缺乏参与机会。权力通常集中在军政府或世袭家族手中,政策成为少数人掠夺他人利益的工具。
从经济上讲,这种制度以垄断、特许、市场规制等手段掠夺生产者资源。此类制度缺乏对产权的有效保护,试图控制并限制创新,甚至对自发性创新感到畏惧。政治和经济通常密切相关,攫取型的政治制度往往伴随攫取型的经济制度。
相对而言,包容型制度则重视大多数人的参与,无论是在政治还是经济上。
当权者是多数人的代理人,而非少数人的统治者,领导职位的机会向更多人开放。在经济层面上,包容型制度鼓励产权保护与创新,避免绝对垄断,通常包容型的政治制度与包容型的经济制度相辅相成。
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墨西哥和美国。这两个国家现在的发展自然是天壤之别,但是在西班牙和英国刚刚进入到北美洲的时候,两者的差距并不大。那么是什么导致了发展路径上的差别呢?阿西莫格鲁从历史出发,讨论了墨西哥和美国制度上区别的根源。
航拍美墨边境墙
西班牙诚然是攫取式的,也就是大量地抽取墨西哥的资源为自己所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制度就是水到渠成的。
事实上,英国人最初也试图在北美施行类似于西班牙的攫取式制度,希望通过剥削资源将财富送回英国。
然而,由于种种历史偶然,这些努力屡屡碰壁:殖民者试图征服当地原住民,却发现与原住民的冲突导致了高昂的代价;试图通过严苛的控制制度约束移民,却激起了移民的强烈反抗。
最终,英国人认识到,只有通过让更多的移民参与进来分润,激励移民去工作和探索,而非压迫与控制,才能在北美大陆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这些历史的偶然,就是阿西莫格鲁所认为的“关键节点”。他认为国家之间看似细微的差别,往往在之后决定了截然不同的历史发展。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欧洲的黑死病,这一瘟疫使得西欧和东欧的发展道路产生分歧。西欧由于农民数量骤减,封建领主不得不赋予农民更大的自由度和包容性,这也为英国工业革命铺平了道路。而在东欧,封建主们通过加强控制来掠夺农民利益,最终导致了社会的长期衰落。这样的历史进程塑造了今日东西欧发展的差异。
这些历史事件表明,当国家内部的权力结构朝着更包容的方向发展时,制度也随之转向支持创新和公平竞争,最终推动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
可能很多人都有一个疑问:许多曾是殖民地的国家照搬了欧美的制度,为什么却没有发展起来?
对此,阿西莫格鲁的回答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并非天然形成,而是由于殖民地时期的攫取性制度被新统治者继承下来。独立后,这些国家的新统治者往往只是替代了原先的殖民者,继续剥削和攫取自己的人民。
这一点在阿根廷、津巴布韦和南非等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尽管这些国家在表面上差异巨大,但它们的衰落根源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
津巴布韦的妇女
就这样,用“包容—攫取”的二元制度以及其动态的转变,阿西莫格鲁讨论了玛雅文明的兴衰、罗马共和国到帝国的演变、威尼斯的由盛转衰。
这一套理论便可以系统地解释国家兴衰与贫富的成因。因为这些理论都散落在阿西莫格鲁的大量论文中,他系统性地整理了这些思想,和罗宾逊合作还无意中写了一本畅销书《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技术进步与人类发展
当物理学和化学诺奖接连颁发给与AI相关的研究时,有人曾猜测今年的经济学奖会不会也顺应潮流,授予将机器学习引入计量经济学的先锋人物,如苏珊·艾西和维克托·切尔诺祖科夫。
从今年的结果来看,虽然诺奖颁奖词中没有直接提到人工智能,但其实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的研究与当今AI广泛应用的现状有着深刻的关联和启示。诺奖委员会决定在今年把经济学奖授予阿西莫格鲁、罗宾逊、约翰逊这三位经济学家,未尝没有人工智能方面的考量。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对人工智能——或者说更广义上的技术进步和人类发展的关系理解,也是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度从来都不局限于政治制度,还包括对技术和生产力的管理。
阿西莫格鲁在论文中体现的主要观点是:技术进步并不必然带来普遍的繁荣。以工业革命为例,虽然生产力显著提升,但工人的待遇并未随之改善,反而工作条件恶化。直到工会兴起和政策改革后,工人的生活才逐步改善。
所以,阿西莫格鲁对“技术乐观主义”持批判态度,认为科技进步并不会自动带来经济增长和社会福祉。他们指出,历史上技术进步的好处往往集中在少数精英手中。
比如,中世纪欧洲的农业改良主要惠及贵族,工业革命时期的技术进步也主要让资本家获益,而广大工人仍处于贫困状态。也就是说,虽然技术可以提升生产力,但关键在于多出来的收益由谁掌握。如果这些技术的控制权掌握在少数大公司手中,社会的不平等可能会加剧,就业岗位并不一定会随之增加。
换而言之,技术进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未必是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关键还在制度。
在阿西莫格鲁和约翰逊合著的《权力与进步》这本2023年才出版的新书中,阿西莫格鲁呼吁在设计新技术时,应关注“机器的有用性”,即技术应旨在增强人类能力,而非取代人类。
可回收家用物品制作的消毒机器人
他们指出,社会需要重新审视技术进步的目的,将其逐渐地转化为推动公共利益的工具,而不仅是谋取利润的手段。他建议对数据所有权进行改革、调整税制以鼓励就业、支持对高科技领域的多样化投资,并对算法驱动的虚假信息征税等等。
他的核心观点非常明确:只有在恰当的制度的加持下,技术才能给大多数人带来更广泛的福利。
启发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往届相比,具有更为深刻的现实意义。简而言之,就是四个字:事在人为。
无论是组织还是国家的贫富与兴衰、发达与落后,都不是由自然因素所决定的。制度,作为一种人为的组织形式,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直接影响到人们的工作积极性,还决定了技术发展之后财富如何分配。
良好的制度可以帮助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普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不良的制度则会逐渐削弱国家的活力。而与之相对应的,技术发展的方向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通过政策干预和社会倡导,可以将技术导向更有利于大多数人的方向。
阿西莫格鲁和其他两位诺奖得主获奖可谓实至名归。他们的研究不仅揭示了制度对国家兴衰的重要影响,也为我们应对当今的技术变革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在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日益普及的时代,制度依然是决定其影响的关键。如何通过合理的政策设计,将技术的成果惠及更多人,避免加剧不平等,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挑战。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委会以此奖项提醒我们:技术变革无法自动带来繁荣,唯有健全的制度和良好的治理,才能让社会向着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特约作者 | 司马懿| 责任编辑 |何梦飞
主编 |何梦飞|图源|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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