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发生育补贴1500亿，我希望是这个数的50倍”丨一线_

三线城市呼和浩特打响了刺激生育第一枪。3月13日，呼和浩特发布育儿补贴政策：一孩10000元，二孩50000元，三孩100000元。作为对比，呼和浩特2024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9222元/年，力度不可谓不大。此前，我们与多位新婚女性、宝妈、人口学者、财经观察者等，对“刺激生育”话题进行了一番长谈，收获颇丰，以“呼市”为契机，分享给大家。

“人开始大量减少，企业是不敢投资的，市场上大小企业不敢投资的话，潜在的工作机会变少，岗位与求职者的供需更难匹配。”

“你写写大龄已婚未孕不敢找工作的现状吧。”杭州的李聪说道。

90后的李聪在杭州一家中等规模的电商公司工作，已婚两年，不敢跳槽。小巴找她谈起生育话题，她首先强调了这一困境。

“从小读书开始卷到大，工作还在卷”，另一位相似婚姻情况、传媒行业的女生林雪，吐露了其“不想生”的原因。生育意味着她的个人时间进一步被压缩。

严格意义上，她们都不算“丁克”一族，但因为各种原因，“苟”于现状。

现如今，情况已经起变化，加大力度刺激生育的社会共识加速凝聚。

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发放育儿补贴”，许多人猜测，中央层面的育儿补贴将落地，以补充此前地方政府主导的育儿补贴。

此外，还强调“大力发展托幼一体服务”“增加普惠托育服务”“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扩大高中阶段教育学位供给”等配套措施；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案与建议踊跃：“将法定婚龄调至18岁”“孕产服务免费”“增加育龄女性就业友好度”等，五花八门。

内卷的工作环境似乎也有优化苗头。比如，不少大厂发声提倡减少加班时长。

“不想生不敢生”到“想生敢生”，

距离有多远？

从宏观数据看，适婚适育群体的婚育需求可谓一泻千里。

据黄冈师范学院团队2023年基于36327份问卷进行的全国大学生婚育观调查，大学生中不打算结婚和不打算生育的比例分别高达45.35%和54.21%。

2024年，全国结婚登记数为610.6万对，较2023年减少了157.4万对，创下近40年来新低，仅为2013年的45.3%。

2023年，我国的总和生育率是1.0，仅高于韩国。

宏观之外，微观又是怎么样的呢？杭州的李聪、林雪可以提供典型形象，李聪、林雪外，小巴可以引入天津的三娃宝妈杨静蕾的案例，把“不想生不敢生”与“想生敢生”这两类女性摆在一起，更能直观展示两者的差别与距离。

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

先说她们的总体基本情况，结合小巴较长时间的接触，她们均是较优秀的年轻女性，是学历、能力、家庭中等或偏上的新中产女性：

比如，年龄均在1990年前后；均为研究生学历，其中不乏名牌大学出身；收入处在高线城市中等水平或以上；家庭方面，均为中产或小康家庭；人生态度方面，勤奋努力。

为什么相似的群体和境遇，或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呢？

小巴发现，首先，李聪、林雪与杨静蕾在生育方面的主动性是有明显差别的。

李聪的态度是随缘，排斥辅助生育；林雪受家人的催生影响，“家里剑拔弩张的。”她坦诚道。而她把“女性生育和抚养成本较男性高”作为可靠的反对理由。

杨静蕾的情况是：本身喜欢孩子。2017年结婚之后，她长达五年自然怀孕不成功，2022年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医学中心花了五万块，“试管”生育一对双胞胎女孩，2023年又自然怀孕了一个男孩。

其次，她们在育儿观的差别也较为明显。比如，李聪把孩子前途看得较重。“养娃风险很大，如果孩子倒数第一，俗称烂尾，最后还是父母来给娃兜底，就是一次赌博。”李聪说道。

李聪的观点，充分反映了当下“鸡娃”盛行的社会氛围。或基于此，据《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版》，我国0—17岁孩子养育成本平均高达53.8万元，养育到本科毕业平均要花费68万元，相当于人均GDP的6.3倍。

与较强烈的生育热情不同，杨静蕾在育儿方面却是低成本、低期望的。据她透露，两个大娃从0—2岁，每人花费在5万元左右，比《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版》的相关估算少近2.4万元。

图源：《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版》

具体的节约做法包括：半岁以前喝母乳，之后吃米糊；夫妻两人自学中医，常见病如感冒很少送医院打点滴，多能成功治疗；老人进城帮忙带孩子。

与之匹配的还有低成本生活：不买房；一家七口人租住天津郊区月租1300元的两个房子；一家人月总吃住花费不到5000元。

杨静蕾老公是中国农业大学的本硕，具有博士学位，如今在天津事业单位工作，月薪一万元左右，他们目前对三个孩子的期望是：“能自食其力就可以，身体健康、精神健康。”

或许可以这样总结：在当前刺激生育政策暂未大面积铺开的环境下，生育意愿较强烈与低成本、低期望的育儿观，可能是占最多数的普通经济条件家庭养育多娃的两个必备条件，否则难以支撑多娃成本。杨静蕾是典型形象。

西宁市城中区一托育点

而生育意愿较薄弱与较高成本、较高期望的育儿观，则是将适育群体源源不断地趋赶向“不想生”乃至丁克群体的两个核心动力。李聪、林雪也算典型。

政府和企业如何形成合力？

显然，刺激生育政策难以推动“李聪”“林雪”成为“杨静蕾”，其主要目标应该是：

减轻李聪、林雪们对育儿成本的担忧、缓解育儿焦虑，逐渐提高她们生育的意愿，以及最大程度上畅通杨静蕾们多育娃的道路。

那么，具体来说，政府到底应该发挥多大的作用？

小巴找到了育娲人口智库执行长、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黄文政。他曾获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任助理教授，是国内主张大力度刺激生育的代表学者之一。这次两会，他们也参与了协助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起草相关提案。

据他推测，中央层面的补贴力度大约在1500亿元到2000亿元。对比2024年我国近134万亿元的GDP规模而言，占比轻微。

“只有我希望力度的1/30，如果是1500亿元，我希望是50倍，至少是30倍。”他强调道。

目前国内较公认力度最大、成果明显的城市是湖北天门。2023年9月始，天门针对生育二孩、三孩的天门户籍家庭可分别享9.63万元和16.51万元补贴；进城农民、产业工人、引进人才等特定群体，可享6万元购房补贴；双职工教师和医务人员，享12万元购房补贴。

叠加计算，三娃家庭最高可以拿28.51万元。

效果是：2024年出生人口同比增加1050人，增幅17%，远高于全国5.8%的增幅，出生人数8年来首次由降转增。

黄文政的观察总结是：天门市领导较重视，理解也深刻，还有促进房地产等消费用意；天门市刺激生育的补贴资金力度占GDP规模的0.87%，对生育率的提升约为0.1。

这符合一般规律。综合多个国家生育补贴效果估算：每投入GDP的1%可以带来0.1的生育率提升幅度。

黄文政认为国内人口生育率应该从1.0提升到2.1以上，也就是说，总投入力度可能是GDP规模的5%—10%。

这一庞大的刺激生育的国家级补贴力度，能否完全落地，有待长期观察。

除了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力量外，小巴也发现：不少企业在主动发挥一定激励生育的作用，值得鼓励与推广。

比如，两会期间，“设妈妈岗（管理模式弹性、工作时间灵活）”的话题冲上热搜。

而北京市房山区举办的2025年“春风行动”首场大型招聘会上，来自北京的5家家政服务、护理服务公司便设置了17个工种几百个“妈妈岗”；

“妈妈岗”招聘专区

图源：房山人社

一些大企业，以携程为例：2023年7月1日起，入职满3年的全球员工，不论性别，每新生育一个孩子，获每年一万元现金补贴，发放至孩子满5周岁；从2025年4月起，家有18周岁及以下子女的员工，增加3天“陪伴日”。

“中国经济下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而发钱给育儿家庭有利于刺激消费并促进就业。生育率的提高，也有利于提升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预期。”人口学者何亚福对小巴分析说道。

也就是说，刺激生育与企业未来发展息息相关。

“要让企业有足够动力，应该给予税收方面的减免，帮助提升企业形象。”另一位受访专家强调。

值得一提的是，杨静蕾们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身边的人。

“我妹妹已生了一个。年前来这一趟，发现特别热闹，觉得还是孩子多点好；还有一个朋友，女儿三岁，到我们家后回去第一件事是备孕，这次还真怀上了。”她对小巴补充道。

中央发力、地方重视、企业跟进、个体参与，或许才能形成刺激生育的最大的社会合力。

大头、小头有话说

最后，我们邀请了几位大头，以及三娃宝妈杨静蕾，进一步表达他们的核心观察与观点。

大家觉得，现在这么卷，人少了就不卷了，实际上是相反的关系。

人开始大量减少，企业是不敢投资的，市场上大小企业不敢投资的话，潜在的工作机会变少，岗位与求职者的供需更难匹配。

比如，东北生育率是长期少子化是最厉害的，它的就业比不上生育率更高的地方。当规模效应下降，人均GDP增长更慢，投资的预期收益下降，大家就不敢去投资，技术创新水平也就较低。

我们有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比如中西部修的很多高速公路、高铁，如果按照现在的趋势下去，边际效用会越来越低，别说赚钱了，维护都很难。

政府要想明白，现在把钱投到养小孩上，未来的收益是最大的。从0到16岁开始去补贴，而从0岁一直到60岁，人都是给社会创造需求、价值、税收的，对GDP是巨大的促进作用，可以估算出来。

我认为，政府如果大张旗鼓地鼓励生育，结果会立竿见影，对社会经济预下行的预期会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我认为，现在中国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低生育问题，其他问题都好解决。

大多数地方出台的育儿补贴政策，只补贴二孩和三孩，不补贴一孩，也不补贴四孩。我认为，所有孩次（包括一孩和四孩以上）都应该纳入育儿补贴的范围。

一般来说，补贴金额越高，愿意生的人也越多。无论补贴金额是多少，育儿补贴从来不指望会有100%的人都愿意生孩子，只要有一部分人因为育儿补贴而愿意多生孩子，就是有效果的。

整治“内卷式”竞争，以及缩短工作时间，这对刺激生育有正面影响。中国和韩国的生育率远远低于西欧和北欧国家，这与中国和韩国就业人员的工作时间比西欧和北欧国家更长有关。

因为工作时间过长，不可避免会减少育儿时间，抑制生育意愿。

前两年媒体有报道说，日本大型综合商社“伊藤忠商事”自2010年开始宣布禁止加班。

在过去的十年里，这一做法带来了惊人的效果，不仅利润大幅提升，员工的生育率也实现了惊人的提高——截至2022年3月的数据，几乎每名女性员工都生育有2个孩子，远超日本的全国生育率（约1.3）。

从未来发展大趋势看，推行15年免费教育势在必行。就连发展水平比我们差不少的越南，也将从今年开始推行15年免费教育了。

如果把幼儿园小小班纳入免费教育，就是16年免费教育。全面推广的话，有利于提高生育意愿。

从刺激生育效果上看，政策应适当向“不敢生”的群体倾斜。他们才会对补贴比较敏感，能被刺激起来。“不想生”的群体，比较重视个人幸福，即便给了政策也未必有用。这两个群体之间并没有严格界限，每个家庭每个人在不同年龄阶段，会有不同的想法。一些准备丁克的家庭，可能在某次意外怀孕后改变想法。所以，保持政策刺激力度非常有必要。

推广低成本、少鸡娃的育娃观，前提是完善社保、收窄不同岗位之间收入差距。西方国家，父母很少鸡娃的根本原因，一是社保完善，兜底效应比较强；二是蓝领收入可能超过白领甚至高级知识分子，比如卡车司机比大学教授收入高。蓝领收入上升，前提是科技创新不断进步，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地位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