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在两年时间里接连斩获了三项诺奖，产生了五位得主。科技研究的主导权正在从传统的学术机构向大型科技公司转移。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不久前公布了，今年颁给了三位物理学家——一个由导师、博士后和博士生组成的师门组合，以表彰他们“发现了电路中的宏观量子隧穿效应和能量量子化”。
什么是“量子隧穿”呢？
我们知道，在微观世界中，电子、原子这些小粒子经常会做出一些看起来“违背常识”的事情，很多在宏观世界里看来不可能的事，放到微观的尺度上，竟然能够实现。比如“量子隧穿”，它相当于微观粒子的“穿墙术”。
举个例子，如果我们在现实世界中对着一面墙去击打网球，网球会反弹；而在微观世界中，粒子却可能在并没有足够能量的情况下，直接从一个本不可能跨越的“高墙”中“穿墙而过”。
而这次获奖的三位科学家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就是通过一系列设计精巧的实验，将量子的这种“穿墙术”转化成肉眼可见的现象。为开发下一代量子技术，包括量子密码学、量子计算机和量子传感器，走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三位诺奖得主中，有两位和谷歌有关——德沃雷现任谷歌量子AI首席硬件科学家，马蒂尼斯也曾领导谷歌的量子硬件团队。
不仅如此，2024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哈萨比斯和江珀，凭借AI预测蛋白质结构获奖，两人也都是谷歌DeepMind的核心成员工；而去年凭借神经网络研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辛顿，也曾在谷歌任职超过10年。
这意味着谷歌在两年时间里接连斩获了三项诺奖，产生了五位得主，成为继贝尔实验室和IBM之后最具诺奖潜质的科技企业。这是不是非常惊人？
所以有一个说法是，谷歌正在成为“新时代的贝尔实验室”。从数据上看，贝尔实验室从1937年以来产生了10项诺奖，IBM获得了6项，而今天，谷歌成为了AI和量子时代一个新崛起的标杆。
你会发现，在过去几十年里，很多获得诺贝尔理科奖项的人，都是单纯的大学科研背景出身，而现在，越来越多拥有科技公司背景的科学家获奖。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科技研究的主导权正在从传统的学术机构向大型科技公司转移。
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第一，大公司拥有无可比拟的资金实力。它们能以百亿、千亿级别的投入，支撑那些短期无收益、却有长远价值的基础性研究，这是多数学术机构难以企及的。
第二，大公司本身就走在产业的最前沿，在很多“能落地的基础研究”比如AI算法、量子计算工程化等等领域，处在领先地位。
通过巨量的资源投入，攻克技术难关，再将商业上的收益回流到研发端，科技公司们由此就可能形成一个个自我强化的“创新飞轮”。这些“飞轮”在未来会飞出怎样的轨迹？我想应该是挺值得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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