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4日的早晨，气温逼近零度，刚刷完10km的我突然想起来，这一天，是加缪的忌日。
1960年1月4日，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之一，法国文学家加缪，因车祸去世，年仅47岁。
他的遗物里有尼采的《快乐的知识》、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和自己未写完的书稿（《第一个人》），去世前两天寄出三封给不同女性的情书。
如果说前半生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是王小波，那么后半生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就是加缪。
“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
前后半生的划分依据来自于但丁35岁写的《神曲》。
但丁将人生比作拱桥，而拱桥的顶点，是35岁。出处是《旧约》：我们的一生的年日是70岁。
“在人生的中途，我发现我已经迷失了正路，走进了一座幽暗的森林，啊!要说明这座森林多么荒野、艰险、难行，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啊！只要一想起它，我就又觉得害怕。它的苦和死相差无几。”
读加缪的第一本书是《西西弗神话》，其实是一本散文集，而且是偏“说教”意味的。感触最深的是加缪对西西弗反反复复把巨石推到山顶的心理描写，应当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
这打破了我对幸福的认知。
后来再读《局外人》，那种抽离感，让我欲罢不能。
在结尾，默尔索被执行死刑的前夜，他向世界敞开了心扉：
“面对着充满信息和星斗的夜，我第一次向这个世界的动人的冷漠敞开了心扉。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爱，我觉得我过去曾经是幸福的，我现在仍然是幸福的。为了把一切都做得完善，为了使我感到不那么孤独，我还希望处决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来观看，希望他们对我报以仇恨的喊叫声。”
是的，这个世界是荒谬的，而我，是幸福的。
不要用人类的道德枷锁来绑架我：“我知道这世界我无处容身，只是，你凭什么审判我的灵魂？”
至于结局，并不重要。
加缪是INFP，和所有INFP一样，他喜欢写日记。
如今，市面上有两个版本的《加缪手记》（浙大出版社黄馨慧译）和《加缪笔记》（译林出版社郭宏安译）在售。
我先买了浙大版，翻译质量一言难尽。后来在一只INFP的建议下，又买了译林版，阅读体验提升了很多。
加缪喜欢仪式感，在自己生日，会在日记留下很有哲理的名句。
比如他写三十岁：
“一个人到了30岁，应该要对自己了如指掌，确切知道自己有哪些优缺点，晓得自己的极限在哪里，预见自己的衰颓—做他自己。
尤其是接受这些，我们会变得很积极。一切有待实践，一切也有待抛却，不再造作，但仍戴着面具。我已经见过够多的世面，几乎能够抛开一切，剩下的，是一种每天持续不断，不可思议的努力。
能够守密的努力，不抱希望，亦无怨尤。
再也不会去否认什么，因为一切都能够加以肯定，凌驾伤痕。”
简单总结下：做自己，抛开自己，不抱希望，亦无怨尤，凌驾伤痕。
我在读加缪24岁写的作品《快乐的死》的时候就发现，他在24岁就步入了高阶。
再比如他写40岁：
“我们40岁时死于一颗我们在20岁那年射进自己心里的子弹。
人到了40岁，便能接受将自己的某一部分加以销毁。”
射进自己心里的子弹，最近几年网上特别流行，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句话的出处。
加缪这样写，是有他的原因的。
21岁那年，年少的加缪和一生的挚爱西蒙娜结婚。婚后不久，加缪发现西蒙娜吸毒并且在用身体和药剂师交换毒品。
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遭受到人生中最痛苦的一次打击，…我的生活也因此而彻底改变，我只想告诉你们一个事实，一回到阿尔及尔，我就会彻底地一个人生活”。
这段失败的婚姻对加缪的影响是贯穿一生的，在他去世前一年的信件里写道：
“我所热爱和忠实的第一个人逃离了我，缘于空虚，缘于对更深刻痛苦的恐惧，从那之后，反过来，我逃离了所有的人，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想要所有人都逃离我”
其实加缪一直关心着自己的前妻，1940年12月22日，在前妻再婚后不久，加缪也步入了新的婚姻的殿堂。
1942年，《局外人》大获成功后，加缪通过资助前丈母娘的方式继续帮助西蒙娜。1943年，加缪结识了萨特，后者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并做出了惊世骇俗的决定：拒绝领奖。
当然，二者最终反目，那是后话。
此时的加缪已经实现了从INFP高阶的进一步升华，我称其为：神性（尤其是《反抗者》）。
1947年，《鼠疫》出版；1951年，《反抗者》出版；1956年，《堕落》出版；1957年，出版《流亡与独立王国》，同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58年，《反与正》再版... ...
（1957年诺贝尔奖获得者们，杨振宁坐在加缪身边，众星闪耀）
在出版高质量的小说和散文集的同时，加缪还在创作了大量剧本，引起轰动。
1953年，加缪40岁，加缪终于对西蒙娜放弃了希望。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下：人到了40岁，便能接受将自己的某一部分加以销毁。
事实上，西蒙娜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1954年开始戒毒并在1959年加缪人生的最后一年戒毒成功。
得知这一消息的加缪真诚地邀请西蒙娜担任自己作品的阅稿工作，西蒙娜答应来年年初再谈这件事情。
这对曾经的眷侣没有等到来年再相见。
加缪去世后，他的情人“20世纪伟大的悲剧演员”玛利亚·卡萨莱斯评价他：
“他对什么都好奇、对什么都开放、在各方面都特殊、对什么都陌生，好像一棵离开土地和阳光的树，它在土里伸展它的根，为了找到或重新找到与那些和它一起室息的树共同呼吸的空气——既自我保护又相互呈现——在一种对世界和人的认识中挣扎……普罗米修斯选择了西绪福斯的命运，点燃了伊卡洛斯的翅膀。”
加缪一生中最后的作品是写给她的情书。他写道：所以我没有理由不去想你的笑容，想我们的夜晚，以及我的祖国... ...
他们的通信持续了12年，加缪的女儿整理了他们的情书集并出版。
连公开反目的萨特，也给了加缪极高的评价：
“他在本世纪，顶住历史潮流，独自继承了源远流长的警世文学。他以他那执拗而又纯粹、严峻而又放荡的人道主义，对当代大量的丑行劣迹进行一场没有把握的战斗。但是反过来，通过他顽强的拒绝，他却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与马基雅维里的信徒们和现实主义的偶像崇拜者们背道而驰，确证了道德行为的存在。”
40岁那年，加缪修订《夏天集》并在次年出版。
《夏天集·重返蒂巴萨》里，加缪写道：
“在隆冬，我终于知道，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