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居民财富——一场跨越百年的财富分配游戏
居民财富是伴随一个国家百年甚至几百年的一场超级游戏，所有的人类都是在这个游戏中努力的生活下去，并希望自己和自己的后代能获得更好的财富分配能力并掌握更大的财富。人类的追求就是活得更好。但是基于同等时间可掌握的财富有限，将会不断的呈现二八分化，把贫富差距演化到一定极值，这种事要经历百年时间甚至是几百年的时间来完成这种极值。当社会二八分化达到极值，让大部分居民处于生存条件以下发生的就是改朝换代。我们历史上大部分的改朝换代是来自这场伟大的财富分配游戏达到了游戏阈值。一个金字塔形的社会顶层人群顶着一个很大的财富球，最终一定会压垮这个社会体系，社会的财富游戏格式化重新来过。
自古以来，历朝历代掌握财富的人都是从第一代移民开启，由于个人的努力和机缘的成分，他们赚取了财富的第一桶金，成为赚取财富效率最高的一群人，这群人赚了钱之后会干什么？大部分是买土地——也就是我们的房子。有多余的钱拿去投资，放到钱庄里（宋朝以后），或者投资经商，赚到钱后再去买土地。经过几代人不断的累计，最终他们掌握着社会绝大多数的财富乃至财富创造主体——土地。地主是如何形成，很大一部分的富农是来自几代人的辛勤劳作，然后从败家的土地主中购得了土地，是几代人进化来的结果，是一部分高效率的人获得了财富。各个王朝的后期都会出现各种的巨贪和庞大的权贵阶层掌握着大量的居民财富。这些财富土地的免税权让中央政府和财政收税陷入半瘫痪，当一次社会灾害（天灾造成土地歉收），中央国库的亏空无法通过财富的再次转移救济生存线以下的居民，最终的就是社会的动乱，《铁齿铜牙纪晓岚》里面和珅（王刚）的一段话十分深刻：吃观音土的灾民已经不是人了，为了生存他们能做出各种的事情。《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一书把历朝历代的情况总结的十分全面，朝代的更迭更多来自中央帝国的财政体系瘫痪，而权贵阶层和既得利益者又是阻挠财政体系恢复正常的主要拦路虎，最终到二八分化阈值，金字塔顶端的那个财富大球彻底压垮了社会的结构。
在1950年马克思看到了当时蛮荒工业化社会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书写了《共产党宣言》，这是社会结构本质问题。
当沙俄沙皇为了维持当时他的权力地位，偏向了能保住他皇位的权贵阶层，而庞大处于生存线以下的沙俄工人阶层受到了更加惨重的剥削，所以在欧洲率先爆发了“十月革命”。如果能活下去，谁也不会去做提着脑袋推翻政府的事情——灾民已经不是人了，庞大的群居聚集之后就是恶魔，支撑他们的信念是活下去，为了活命的信念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而德国当时的贫富差距也是悬殊，容克地主阶层在好大喜功莽撞的威廉二世带领下通过战争转移国内矛盾，然后就是我们知道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是由于贫富差距的扩大而带来的社会重新洗牌的过程。
东欧的各种巨变都是这个情况的翻版。再往前那就是二战前德国的“世纪大通胀”带来的全民生活的赤贫。
而美国的特朗普上台之后的减税政策就如同我们历朝历代中央帝国在末期权贵阶层阻挠财政系统恢复正常的一种行为，和沙皇一战前夕的做法有很多相似之处，保护权贵阶层的利益，而没有照顾底层人民，这是政治上的“保护那1%伤害99%”的民主式错误。
政府在整个财富分配过程中起到的是什么作用？保证社会体系的正常运转，摘除毒瘤，保障全国居民长期利益目标的实施，并在整个过程中做好财富的二次分配转移，建立起高效的转移体制来缩减这个社会的贫富差距的，让其变得缓慢，甚至不惜以养懒人的形式拖延“财富二八分化”的必然过程。中央财政体系能始终正常运转和维持下去，不惜借用国家的超级债务周期和央行的无耻行为（MMT）。
三、阶层的产生、政府的转移支付
我们不讨论阶级，只讨论阶层。阶层是一个人的生产效率高或者机缘好而获得更多的财富而形成的一种生活方式。这个没有任何的政治色彩，只是生活习惯方式的不同，喝惯了茅台的人已经和只喝散装白酒的形成了很大的生活方式的不同，看到的世界也是不同。
阶层的分化是来自社会的巨变，然后开始居于平稳，不断的固化，直至某些技术创新带了一次技术上的变革（康波周期），再产生一批新贵，之后再趋于固化达到某一个临界点
当社会从工业化准备阶段开始，在工业化起飞阶段会产生比较多的贫富差异，一部分人通过自己的高效率、机缘获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并不断的把这桶金做的更大、更多，也是阶层迁越的开始。工业化起飞阶段是社会的剧变期，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也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阶层迁越的开始。我妻子曾经问我为什么在2005年之前没有感觉到太多贫富差距，为什么2005年之后贫富差距这么大。是因为工业化起飞阶段的日新月异。尤其一部分头脑灵活、社会活动能力强、胆子大、赶上时代命运完成了很多神话般的财富积累。
当没有背景、没有胆识、没有很高的情商去在生活中左右逢源的时候，能帮助跨越阶层的只有通过学习、高考、谋职这一条路完成。
应该说我的同学们和我们这代人都是这个过程的受益者，初中同学由于时间和家庭的搬迁有联系的人不多，而高中同学和大学同学都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阶层的迁越。我们作为第一代的城市移民在各自生活的城市大部分完成城市扎根、获得了一个稳定、体面的工作，并且或多或少的看到未来更好的一个提升。尤其我的大学同学，很多是从农村等贫穷地区出来，然后走向了各自的工作岗位，逐渐成为了骨干，虽然有可能目前生活压力让其中一部分人成为了中年危机的一群任劳任怨的那批人，但是不妨碍他们脱离了父母一辈人从地里刨食的生活方式（阶层）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生活。人生阶层的迁越过程无外乎如下过程：第一代是农民，第二代是做高收入职业；第三代创业；第四代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学习艺术和哲学（有钱闲的）。我们只是改变了第一代的命运。
当从工业化起飞阶段到进入到工业化成熟阶段（也就是我们现在），能够实现人生迁越的机会就远远低于刚过去的那个时期——工业化起飞阶段。社会上预留下来的一个窗口也就是高考。90后、00后的孩子面临的压力和难度要比70后、80后的人们大了很多，而运气的是90后和00后是60后和70后那代充分享受工业化起飞两批人的子女，很多的父母已经为自己的子女准备好了一定的资金。这个时候财富开始了代际的传承，如同80后是这五代人中最苦的一代人，因为他们是最苦的50后的子女。
在工业化成熟阶段个人和富裕阶层开始自发的考虑财富的传承和延续以及扩大，由于他们依靠着社会发展红利短期带来很大的财富，所以他们希望能继续延续下去。过了拼命的年龄，那么传统稳健的保险方式和千百年农耕社会的传承一样——买土地、做稳健的理财。冒险主义者往往会在后面的社会发展中被不断的清洗、洗掉。
财富的传承在代际的守住和留存问题就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这个背后是财富拥有者对自身认知和财富把控力的认知。就跟炒股票一样，要知道自己赚的到底是什么的钱，真的是公司成长性好带来的股价上涨吗？不要以为运气赚的钱是实力。人的认知泡沫是要比一线房价更为大的泡沫，在杠杆的作用下把伤害发挥到极致。“自己多年运气赚的钱，凭着自己的实力终于输光了”。一句玩笑，却是很多人的真实写照，也是很多财富传承游戏最终失败的写照。
在二十余年的工业化成熟阶段的时间里，几代人都在做努力的突破自己的天花板，在这里除了努力还有悟性和天赋。而到了下一个阶段大众消费阶段（中国二十年后），除了能通过新科技、新技术产生新的阶层迁越，其他已经很难了。很奇怪的事情历史上大级别人口的国家在大众消费阶段对应的都是康波周期的回升期，是一个新的技术开始的时期。所以不要拿比尔盖茨、乔布斯大学没有毕业成为世界首富来安慰自己，他们正式处于康波周期的回升期。
而过了大众消费阶段，进入到国家生命周期的末期——帝国黄昏（四十到五十年后），这个可以是一个十分漫长、十分漫长的时间，英国在这个时期挺了一百年，现在还在努力的挣扎。到了帝国的黄昏阶段阶层的迁越已经逐渐成为稀缺品，只有极少部分的人也许能通过职业的转化——金融、医生等完成这种迁越。
政府在整个国家的生命周期起到的比较突出的作用就是保证财富分配的二次转移，用行政性命令保证中央财政体系的高效运转，在此基础上做二次收入分配转移，增加社会保障范围，缩短贫富差距的扩大化达到阈值，大部分政府都是想做社会主义在做的事情，采用的方式不同。
欧洲、日本是强政府、强民意、弱企业制，通过高税负完成二次转移。所以我们看到欧洲社会的贫富差距整体并不是很大，虽然社会的效率运行不高，但是依然能平稳的发展下去。
蔫坏的大英帝国，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70%，企业家是完全被压制，同时给与居民的各种保障制度是最全面和最丰厚，英国依靠这个方式成功的在国家生命周期最后阶段——帝国的黄昏，拖延了上百年，知道今天还能继续的推延下去，至少没有因为贫富差距产生的社会分裂。
欧盟广义财政收入占欧盟GDP比例也在60%。居民人可以拿着政府发的各种补助，悠闲地过着日子。
整个欧洲的社会更像老子在道德经里面所讲的社会：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智，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吃饱喝足，快快乐乐，舒舒服服变成动物）。
这个方式也不是没有弊端，弊端就是，由于对企业的限制过于严重，两次的技术创新都不是在欧洲，当然了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而后来在技术应用层面，欧洲的公司往往只是跟随或者某一个技术做到极致，没有世界性的巨头公司存在。
日本是属于税收并不高，但是贫富差距做得十分好的国家。日本财政收入占GDP的是18%，但是日本政府有日本央行的伟大后盾。日本央行每年单独的给日本放的债务就是有财政收入的40%。从1970年之后的日本政府就在农业等低效率产业加大转移支付，对中低收入形成转移支付。同时对高收入人群、企业主高额征税。所以我们在回忆日本企业家的时候，只能记得他们是如何把管理做到极致，而不是因为他们多么富有。
正式因为欧洲、日本的弱企业的社会政治体系，才有了中央财政收入的持续运行和贫富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韩国、美国两国政府就是两种不同的体制，韩国、美国是强财阀、弱政府、弱民众。所以到目前韩国、美国已经开始出现了割裂的社会，在民主之外衣下行窃财阀之实。
韩国的十大财团已经掌握了韩国全国绝大部分的财富，这些财团还对政治加以各种的限制，乃至所谓的民主却是最为黑暗的财阀傀儡。过去的二十多年时间里面，韩国社会企业利润占GDP的比重在不断的提升，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却在不断的下降，这个直接反映出的情况就是韩国财阀集团对中央政府税收体系和财富支配转移系统的阻挠。
美国也是拥有这样的问题，虽然所谓的民选，但是在选举的过程中无非是口号式的宣传，改变不了美国财团、拥有最大财富的财阀的背后各种阴谋，当特朗普对高收入人群的减税也许就是向这部分人换取政治筹码。
美国的财政支出中医疗和医疗保险达到25%，这个有可能是在享受民意选举情况造就了一个畸形。以全民医疗保险支出加大仿佛能让全体人员享受医疗来贿赂选票，再从全国的财政收入中进行补贴看病的人员。虽然出发点是好意，但是最终实施下来的情况确实让美国的医药企业获得了全球最好的生存空间，美国医疗体系的低效和高收费也许不是什么秘密。没有医保控费的强大压力，医生体系联合医药公司进行各种药品的超高费用，进入医保范围的人可以享受中央的转移补贴，但是还有没有在医疗保障体系内人群却要面对超高的收费。一个出发点是解决大部分人医疗的问题，但是却催生了新的利益集团。所以不要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医药公司中能去对标美国的辉瑞公司，因为没有那个医保控费的土壤。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让中央财政支出中有25%是投入到医疗体系。假借民主之手，窃全国之财。政客没有改变现状，因为他们要通过这个条件来贿赂大部分的得到医保的选民，进而能当选。
而应该加大的“收入保障体系”在美国整体财政支出只有7%。
所以美国社会目前出现的是严重的割裂。是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割裂，从1970年开始，美国引以为豪的纺锤体中产结构就不断的下沉，成为现在的金字塔结构。各种数据显示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达到二战前水平，而这个问题也是达里奥在努力给社会和政府传达的意图。当美联储做过一项调查，比例比较高的居民拿不出400美元你的存款，我们也就知道为什么美国的个人信用卡占比在居民负债中是比较高的水平——要靠着信用卡度日。精英人群代表希拉里被底层居民代表的右派人物特朗普打败是美国社会双重割裂后的直接体现，而其所有的政策和宣传的出发点都是针对扩大中低层居民的收入，不管怎么样，就是有选民效果。
当然韩国、美国模式也有一定好处，就是能催生出很大的巨无霸式的公司，以及世界的财富巨头。
我在我的“国家生命周期”从工业化成熟就开始讲财富的分配，二次转移，政府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开始加大整个体系的建设，因为到二十多年后的大众消费阶段和四五十年后的帝国黄昏阶段再去完善这个体系已经来不及了。
我们最大的优势是行政系统的高效，以及中央的决心，当总大领导提出的“五个凡是”更是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最高指示，我们已经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我们现在仅仅进入国家生命周期中最为辉煌的阶段——工业化成熟阶段，这二十年打造中央财政税收体系和转移支付是最没有障碍、伤痛的的二十年。
（ 本文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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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估值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