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黑箱》到《裸泳》,治愈伊藤诗织的是行动而非时间 | 专访

从《黑箱》到《裸泳》,治愈伊藤诗织的是行动而非时间 | 专访
2024年01月17日 10:01 界面新闻

采写 | 尹清露

编辑 | 黄月

自25岁起,伊藤诗织已经在斗争中度过了八年。她如今在哪里,过得还好吗?

让我们快速闪回此前的故事——2015年,在一次商谈工作的晚餐后,身为记者的伊藤诗织被山口敬之(前TBS电视台华盛顿分社社长,与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私交甚密)性侵,检方以证据不足为由不起诉山口。2017年,伊藤提起民事诉讼,这是日本历史上首个女性公开实名指控职场性侵的案例。伊藤也被认为是日本反性侵运动的代表人物,著作《黑箱》与BBC纪录片《日本之耻》披露了大量日本司法体系中的漏洞,以及背后讳莫如深的性羞耻文化与日本社会的性别不平等现状。

2019年12月,法庭裁定民事索偿胜诉,山口赔偿伊藤诗织330万日元。伊藤在深冬披着围巾高举“胜诉”标语的画面,自此定格于历史之中,成为了一个对无数女性而言相当重大的时刻。

2019年12月,法庭裁定民事索偿胜诉,山口赔偿伊藤诗织330万日元

这也是伊藤为数不多真正表露情绪的时刻。在《黑箱》中,即使伊藤保持着记者的客观冷静,尽量将自我抽离以俯瞰全局,但在判决还未明朗的2017年,读者仍能从字里行间读到她的恐惧与焦灼。为了不被牵着鼻子走,伊藤刻意避免以性暴力受害者的面目示人,内心的呼喊都被宣泄在了日记里。在日记中,她称“这是一场灵魂的杀戮”,疑惑着为何痛苦绵绵不绝,就连时间也无法治愈。

不过,时间终究还是改变了些什么。这一转变的过程被写在了随笔集《裸泳》中,这本集子收录了伊藤写于2021-2022年间的文章。她的语气逐渐变得放松,尽情书写着“作为伊藤诗织”的感受,她说这是重要的“自我救赎”过程——在西表岛吃油炸甜面果,每日早晨绕着家门口穿睡衣散步。伊藤为逃离日文生态下的诽谤谩骂去到英国,终于稍稍感到安全,她的勇敢发声也聚集起了许多互相支撑的朋友。正如书名所展示的那样,此时的伊藤终于能稍微褪去“新闻记者”与“受害者”的双重身份,而只作为自己,纵身大海,悠游其中。

《裸泳》 [日] 伊藤诗织 著 匡匡 译中信出版集团·雅众文化 2023-9

这些随笔如此动人,因为重建生活是如此不易。在案件过后,伊藤仍要承受网络诽谤造成的二次伤害,相当一部分就出自女性之口,漫画家蓮見都志子声称伊藤的行为是“枕营业大失败”,自民党的议员杉田水脈说伊藤借助女性身份撒谎,这些都毫不意外地被她怼回去,并提起了名誉损害诉讼。伊藤个人生活的波澜也远未结束,她仍要遭受失眠的困扰,做着被年长男性穷追不舍的噩梦;即使吃着炸面果,想起的也是被性侵后的第二天和妹妹在甜品店见面的场景。

于是,《裸泳》并非是“迎接新生”的童话故事,更像是一个人学着如何在游泳时呼吸,而生活总是好一点又坏一点。在更广阔的现实中,日本的反性骚扰运动也缓慢行进着,事实上,这片土地从未迎来任何成规模的“运动”,仅有零散的抗议者,但是改变毕竟发生了——2019年,以名古屋一例父亲性虐待女儿无罪的判决为契机,“花朵运动”开始在各地蔓延,人们手捧鲜花聚集在法院或车站抗议日本释放性侵者的判决传统。日本娱乐界也掀起了指控导演等上位者性骚扰的风潮,最为著名的是对杰尼斯事务所创始人喜多川的指控,2023年事务所发表报告正式承认其性侵过多名年轻男孩。

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回到“伊藤诗织”这一原点,伊藤曾为喜多川事件的BBC纪录片提供过帮助,她也长期以独立记者的姿态,关注和报道着世界范围内的性暴力与人权议题。

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曾于2019年对伊藤诗织进行过专访。以《裸泳》中文版面世为契机,我们再次重访伊藤,聊到了她的近况,以及她如何看待东亚及日本范围内的反性侵运动与女性主义流变。视频连线那边的伊藤表情放松,神采飞扬,任由家中的小狗叼着玩具跑来跑去,她的语调也一如既往地热情而充满感染力,令人在安心之余毫不犹疑地感叹:果然,正是传说中的伊藤诗织小姐。

与其说时间治愈了我,

不如说行动治愈了我

界面文化:从《黑箱》到《裸泳》,中间已经过去六年,是什么启发你写下这些随笔?另外,书中关于你在星空下裸泳的片段非常令人受触动,为什么会以“裸泳”为题?

伊藤诗织(以下简称伊藤):哇,已经过去这么久了吗!这本书是我的编辑提议的。我们最早在一次采访中认识,因为年龄相仿,觉得彼此很投缘,自那以后,我们就经常分享看到的新闻和资讯、听过的播客等等,成为了要好的朋友。她知道我是个思维特别发散的人,就对我说:“要不要把你每周写的东西发给我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习惯,但我们小时候经常会写交换日记,仅限于朋友之间传阅。

我平时也会写私人日记,那是我唯一能够远离新闻书写的地方,但肯定不会拿出来分享,因为写的是最赤裸诚实的心情和生活。所以把它们公之于众还是有点困难,不过我也很开心我做到了,毕竟上次写《黑箱》时,我是完全以记者的姿态出现的,尽可能剥离了自己的感情,因为我那时觉得记者不应该太感性,但这次我可以把所有想到的都写下来。

《裸泳》一章写了我在夏威夷参加朋友婚礼时在海中游泳的经历,那也是我那一年中的高光时刻。我感到自己和自然深深相连,是一个活生生的存在,既是“无我”也同时是所有人,那是一个特别美丽的时刻。说回到书的标题,有一次,我们在和书籍封面的设计师开会讨论该用什么封面和标题,大家想了好几个方案,但都不太合适,我就想到了那天晚上在漆黑的海水中仰头看着满天繁星的画面,想到我今年做过最棒、最值得纪念的事就是裸泳!

书封设计师觉得这想法挺酷的,但是我的编辑有点犹豫,当时场面一度陷入沉默,大家都有点面面相觑。不过,我们还是把它作为方案之一提交给了岩波书店出版社,我听说有些年纪比较大的人对这个提案很不满,毕竟我是一名性侵害事件的幸存者,用“裸体”这样的字眼好像不太好。但我还是想抛开他们的顾虑,最终推动编辑通过了提案。我认为,“赤裸”并不一定要跟性联系起来,它也意味着最真实的自己。

伊藤诗织近照。Photo by Hanna Aqvilin

界面文化:你写到自己终于有了“活着”而不是“活下去”的感觉,这些年心情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另一方面,案件的诉讼过程持续了五年之久,它也贯穿着这本散文集的写作,现在的你和事件保持着怎样的距离感?

伊藤:如今我的心态和以前虽然相似,但已经不完全相同了。写完《黑箱》之后,我为了校对重读了大概四次,但是自那以后就再也没有翻开过它了。所以每当它被翻译出版成新的语种,我都会有一种新的体悟,发现自己的心情已经和2017年写这本书时不一样了。2023年,《黑箱》出版了斯洛维尼亚语版本,我也去了当地的图书活动进行了发言,但是事情已经过去5、6年了,社会——尤其是日本社会,对于性侵害相关事件的态度也有很大的变化,所以这让我对事件拥有了更强的距离感。现在我做噩梦的次数少了,也不太经常恐慌症发作了。

其实,我从来不相信“时间会治愈一切”的说法,虽然我经常从别人那里听到这句话,他们也是真心想让我振作起来。但是对我来说,与其说是时间治愈了我,不如说是我采取的行动治愈了我,这些行动也包括讲述自己的故事。通过分享故事、聆听他人的故事,我也遇到了更多可以信任的人、与他们产生了联结。

除了撰写《裸泳》,我还即将完成一部关于自己的纪录片。那个过程比写书更加残酷,因为我必须在录像里看到自己,还得面对实时监控摄像头,这都会唤起过往的痛苦,但是经过这些年,我意识到虽然我不愿意直面它,但我的确有能力讲述自己的故事,这也让我每天都能变得更勇敢一点。

界面文化:可以展开讲讲这部纪录片吗?它是关于什么的?

伊藤:纪录片的名字是《黑箱日记》(Black Box Diaries)。影片将会呈现我和警察问询时的秘密录音、我做过的一系列调查,以及我在撰写《黑箱》期间写过的日记等等。

作为一名拍摄他人的纪录片导演,仅仅是看到自己出现在屏幕上都是很难的,而我还得选择如何呈现自己在影片中的身份,因为如果说我只是一名记者,那肯定是在撒谎,我也是人,有着人的情感,所以我在这部影片里的声音也是更加私人的。

《黑箱》 [日] 伊藤诗织 著 匡匡 译中信出版集团 2019-4

界面文化:说回到你最近的生活,你在书中写到许多在面对记者会和法庭后能量耗尽后,依靠辛辣的食物、睡衣散步、见朋友“补充能量”的故事,尤其是有关食物的部分特别多。对于同样需要在遭受创伤后给自己打气的读者来说,有什么可以分享的经验吗?

伊藤:其实我很不擅长做这种事,尤其是当我刚刚把自己的经历公之于众,就像是把自己直接扔到一场风暴里,我也花了好几年才从刑事诉讼、网络诽谤中恢复过来。不过,正因为我分享了自己的故事,才能拥有许多有着相似经历的朋友,或者即使我们的经历不同,也都同样遭受着心理上的抑郁和折磨。是这些朋友告诉了我怎样活下去,比如,要是你想自杀,那该怎么办?这种念头其实是谁都有可能遇到的。

我跟着他们学到了许多,比如在我家的河边散步,煮一杯茶或者咖啡、喝杯红酒,都是些特别简单的建议,但因为它们来自真正受过创伤的人,所以也特别管用。我以前还在墙上贴过一个清单,上面写着我能做的一些小事,要是感觉自己走进了死胡同,我就照着清单去做。不过帮助我最多的还是朋友和家人,我的猫和狗,当然还有热辣的食物,那是我最常用的应对机制之一(笑)。

总之,我想对那些还在遭受折磨的人说,无论如何一定要活下去,这是最重要的。我知道你现在可能感觉很差劲,以后还可能会更差,但是请相信,一定有什么方法能让你感觉好过一点,哪怕只是一点点。我觉得身边有人、有小动物的存在就能让人安心很多。

界面文化:在书中,“家”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它好像既指向心灵归属,又指向一个人的身体——就像你说过的,性是身体的地基,破坏了它就破坏了灵魂的基础。另外,为了离开在日本受到的诽谤,你不得不去往伦敦居住,这些都让家的含义变得复杂起来。你觉得家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伊藤:它就是我的家呀(指指身边汪汪叫的小狗)。当我们还小的时候,是很难去选择家人的,我们的确拥有血缘家庭,但是我不太相信血缘的唯一重要性。我认为在亚洲,来自家庭的压力是类似的,因为家人们的意见和想法,我们往往没法活成想要的样子。我很感激我的母亲、父亲、妹妹和弟弟,也很爱他们,但是我认为我可以自由地选择和谁一起生活,这并不意味着我被婚姻束缚了,它仅仅意味着我想和谁共度每一天、希望身边被谁所环绕。

这个想法对我的帮助很大,因为当事件发生时,我感觉自己失去了“家”,失去了心安之地。我那时也想通过在公共场合发言来和家人保持一定距离。但我也很幸运地找到了其他朋友,他们比家人更了解我,知道我更多好玩的秘密。所以我现在可以自信地说,家人不一定要有血缘关系,如果你的家人让你感到痛苦,有时也需要保持一定距离。我也不会把什么都告诉他们,如果我的家人知道我要去乌克兰或者战时地区采访,他们肯定会疯掉的。

破冰者正在出现,

日本反性骚扰运动落后于韩国

界面文化:媒体经常会提到,伊藤诗织是日本反性骚扰的第一人和引领者,然而日本在你之后并没有形成具规模的运动。不过,这几年来也陆续兴起了花朵运动(注:日本2019年3月连续四起性侵案被判决无罪,引发各地民众的怒火,许多女性手拿花朵和标语上街声援被害者),以及最近的杰尼斯解散事件。你如何看待日本这几年来在反性侵犯方面的变化,情况是否有所好转?

伊藤:是的,我从没觉得日本形成过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比如与韩国相比,我们是远远落后的。当然,在我之后出现过一些破冰者,尽管不太多,但仍然是有的。

我是在反性骚扰运动兴起的半年前公开自己的故事的,所以,虽然人们都说我是日本反性骚扰运动的代表人物,但我其实从没用过这一标签。不过,这场运动也帮了我许多,以前的日本民众和媒体都不明白为啥受害者要讲这么一个故事,但是现在大家知道还有好多人像我一样。

即便如此,很多日本人依然觉得这是西方的事,与自己无关。我自己也受到过来自本土的网络诽谤,我不想成为一个不好的榜样,所以会尽量在公共场合保持镇定,但是恐惧感仍然挥之不去,而且诽谤是真的能置人于死地的。每每看到有人站出来发言后遭受言语中伤,我都特别难过,因为我知道,他们其实非常清楚这样做的后果,可还是不得不做,因为他们无法寻求其他帮助,也没有合理的司法系统给予支持。

的确,我们的意识更加进步了,日本媒体也比以前更关注此类事件了,法律层面上也有所更新,但是更新得还远远不够,很多人还是不得不勇敢地站出来,在聚光灯下谈论自己的噩梦,而这本不应该是寻求帮助的正常途径。我希望终有一天,我们不必再大声疾呼,而是能在这之前就获得帮助。

日本地铁站的女性专用车厢。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界面文化:在反性侵犯方面,日本的法律最亟需改进的地方是什么?

伊藤:近来,日本把性同意年龄(注:未成年人同意与他人进行性行为的最低合法年龄)从13岁提高到了15岁,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而比起世界上其他国家,以往的13岁实在是太低了。但是,对于何为“同意”的判断标准却仍然没变,为了证明自己被强奸,你必须出示被威胁或被侵犯的证据,即使你说自己没有同意,那也是不算数的。

我认为这就是问题所在,也根本就说不通。在那样的场合,你很有可能什么也做不了,瑞典的科学家已经研究过,70%的人在遭受强奸时身体会僵住,这是正常的身体反应,所以你也自然无法证明自己曾受到过暴力威胁。除此之外,有关性同意的教育也需要更新,日本有一个俗语是“嘴上说讨厌,其实很喜欢”(嫌よ嫌よも好きのうち),日本的学校还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大意是“老师只能教给学生精子遇到卵子以后的事情”,也就是说,老师是不能教授跟性有关的知识的,那你怎么指望13岁的孩子明白何为性同意?

现在的性同意年龄提高到了15岁,但仍然亟需去探讨和普及到底什么是口头同意,而我们的教育和法律在这方面是有很大缺失和误解的。

界面文化:另外如你所说,你在成为公众人物后承受了许多中伤,一部分诽谤正是出自女性之口,你自己也经常被认为是日本人中极少数敢于公然反抗的女性。一路走到现在,你会偶尔感到孤单吗?

伊藤:我以前会的,但是现在不会了,因为我足够幸运,能够与日本之外的人建立联系。所有这些威胁、诽谤、中伤都是出自日本人之口,吓得我甚至不敢走出东京的家门,但如果我还能搬走,就能找到安全的地方,找到可以倾诉的人,而我知道,如果他们经历同样的事情,也会做出和我一样的举动的。

上次的中国之行就特别激励我。每次我在日本出席相关活动,出面支持我的都是50岁以上的老年女性,她们大概是经历过70-80年代学生运动的那群人吧,但是我看不到现如今经受着创伤的人们。但是在中国,我看到许多同龄人来到活动现场,激动地分享着自己的故事,这让我感到一切都是值得讲述的。

日本有这样一个说法:“枪打出头鸟”(注:日文直译为“出头的钉子最先被打下去”),这就很能说明日本人的心态。但是我认为,如果所有人都站出来,所有钉子都能出头,那也就没有钉子能被打下去了,这也是我的希望。

2019年,伊藤诗织来访中国时的活动现场。摄影:豆桑

界面文化:我记得你曾在采访中提到过,“日本只有老年女性前来支持自己”这件事是一个未解之谜,我在查阅花朵运动的现场照片,以及看《日本之耻》纪录片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你现在找到谜题的答案了吗?

伊藤:我不太确定……这倒让我想到一件事。上周日我在宝塚市发表了一次演讲,现场来了大概250名听众,都是看上去很年轻的女性,活动组织者超级兴奋,因为这种事从来没发生过。结果到了最后的问答环节,我才发现,她们都是来自中国的交换学生,因为我原定的中国行延后了,所以有些人是特地赶来的,还有女孩拿着中文版的《裸泳》给我看。

所以,我的确遇到过一些关心社会运动的(日本)人,但是在学校和日常生活中,性侵害的议题并不经常被谈论,可见度也不高,对许多人来说还是很可怕的,比如对我的妹妹来说就是这样。但是这类议题和她们也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尽我所能,用我的书和纪录片触及到更多人。

界面文化:这几年来,东亚三国的女性主义迎来了一些变化和发展。比如你在《裸泳》中提到中国台湾地区之旅,意识到女性主义也可以是令自己愉悦快乐的;韩国兴起了激进女性主义的浪潮,《她厌男,她是我女友》的作者闵智炯也在日文版的后记中提到了你,从中能够看到女性主义的接力和传承。就你的观察而言,日本在其中位于怎样的位置?可以聊聊你近来有关女性主义的心得吗?

伊藤:我不是特别清楚你说的激进女性主义是指什么,不过对我来说,女性主义意味着无论你想成为怎样的人,想做怎样的事,性别都不应该成为负担或阻碍,这就是底线。许多人对女性主义存在误解,认为女性主义就是仇视男性之类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当然,男人们也有自己的问题,尤其是在亚洲,他们觉得男人就应该强大、应该是家庭的顶梁柱等等,这些是需要讨论的。

如今,女性主义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过去,女性主义者们要烧胸罩,为女性获得权利奋力抗争,多亏了她们,我们已经拥有了这些权利,今天我们拥有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也有各种新问题涌现出来,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现在的女性主义是没有固定形状的。

我非常有共鸣的一点是,这些女性对自己的感受更加坦诚,也更愿意谈论这些感受了,虽然这在日本还是比较困难。所以,我也很开心《她厌男,她是我女友》这样的书能被翻译成日语,近来也有许多韩国文学引进日本和中国,反过来也是同样,我的确感受到了这种积极的变化。

很多时候,站在自己的立场发声是很难的,但是由于我们拥有相似的社会环境、相似的目标,也就能够通过互相对话,用不同的方法去达成共同的目标。激进的方式也是其中一种,但我认为,通过文学或纪录片这样的媒介,我们更有可能扩大影响和联结的范围。

《她厌男,她是我女友》[韩] 闵智炯 著 黄莞婷 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23-5

界面文化:这几年来,你一直在关注性暴力和其他人权问题,比如塞拉利昂的女性割礼习俗,以及秘鲁“毒谷”的少年们。你是如何选择值得报道的选题的?自身的经历又怎样影响了你此后的工作呢?

伊藤:在我为了自己的性暴力案件进行调查时,我总是在想,一旦做完报道,我就再也不想再去思考性暴力了,也不想再回忆自己的创伤了,但是它的确改变了我的工作方式。我以前总是那个掌镜的人,但是自从来到镜头前,谈论起自己的噩梦和惨痛教训,我就再也不能满足于简单的拍摄了,我希望知道为什么他们想讲出自己的故事,也想尽可能地平视他们,思考他们的处境。2023土耳其大地震后我去到了现场,遇到了一个十岁的小男孩,让他跟我一起拍摄了他看到的一切,这件事也给了我很大启发。塞拉利昂女性割礼的系列报道是一个巧合,我本来是去做其他报道的,然后就遇到了那些女孩。

很多新闻报道比较直接,更资讯化和数据化,但是纪录片可以加入更多本人的生活细节和情感,这样就有了一个沟通交流的空间,这是我喜欢的工作方式。我发现人人都有一些很棒的故事可讲,这些故事也真实地反映了社会问题,所以,我从来没有“决定”过要拍什么,一般都是先见到那个人然后再决定,我也不想陷入固定的工作模式里。而我也发现,每次完成拍摄后,它们的主题往往都是基于性别和人权,这也是我最近最感兴趣的主题。

界面文化:“裸泳”意味着真实的自己,但是对你来说——或许尤其是对你来说,身上又有着各种身份和标签,比如“记者”、“幸存者”、“战士”。在这个仍然要求完美受害者的社会,你是如何在这几年来尽量不受影响的呢?褪去标签的伊藤诗织,到底是谁呢?

伊藤:谢谢你,这个问题很重要。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个装满标签的抽屉,而你拿着抽屉的钥匙,无论别人怎么称呼你,你都有权力决定何时贴上标签、何时放回去,保留哪些又扔掉哪些,就算自私一点也没关系。现在的我已经能更游刃有余地做这件事了,在日常生活中也不必再付出那么多努力,这也是因为我不像之前必须贴着这些标签了。我也不觉得拥有标签是一件坏事,有时它的确能帮助你做成一些事或者给你鼓励。

关于我是谁,我还在不断发掘的路上。但是说到底,我感觉自己……谁也不是(I'm just no one),没有被任何东西所依附,所以也会觉得有点孤独(笑),但是现在,我真心为自己获得的力量感到高兴。有时我也会迷失自己,不得不打开抽屉重新贴上标签,就这么来来回回,但最重要的是,我知道我拥有选择的权力。我也建议,人这一生至少应该在星空下的大海里游一次泳,即使不是真的游,你也可以想象一下那种感觉,请记住你只是万千生物中的一员,记住最本真的自己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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