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 聂琳
后疫情时代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才能有效帮助经济恢复是政策制定者不断思考的问题。对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近日撰文指出，短期内，控制疫情最为重要，这是经济恢复的前提条件。后疫情时期，在美国等经济体利率已经接近零，甚至已是负利率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刺激效应有限，这种情况下，应该主要依靠宽松的财政政策来实现向绿色经济和知识经济的转型，实现社会和种族平等，以及改善公众健康。
以下为斯蒂格利茨7月1日刊载于Project Syndicate的《新冠肺炎经济的当务之急》（Priorities for the COVID-19 Economy）一文，经界面新闻翻译整理。
在新冠疫情暴发初期，大部分人预期经济将很快出现V型反弹，但现在已经是7月，看上去V型反弹只是一个美好的幻想而已。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可能依然会疲软无力，不仅仅是在那些没能控制住疫情的国家，比如美国，甚至在那些已经很好控制了疫情的国家也是如此。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到2021年底，全球经济可能将略高于2019年底，而欧美经济将比2019年底的水平低约4%。
眼下，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审视未来经济前景。宏观经济层面，支出将下降。原因是家庭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出现恶化，而对疫情发展和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则导致人们产生强烈的预防行为。微观经济层面，新冠疫情像是对人们的行为征税，会导致消费和生产模式发生极大改变，这反过来将导致经济在更大范围内发生结构转变。
从经济理论和经济史可知，仅靠市场处理不好这样的转型，尤其考虑到这种转型发生地如此突然。比如，我们很难将航空业雇员转成软件工程师。即便可以，与那些正在被淘汰掉的行业相比，眼下正在扩张的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并不那么多，反而对技术的需求更高。
我们也清楚，由于经济学家所说的收入和替代效应，广泛的经济结构转变一般还会导致出现传统的凯恩斯问题。即便非人与人接触行业的扩张使得相关支出增加，但这部分支出的增幅会被萎缩部门支出减少抵消掉。
此外，疫情下还出会出现第三种情况，那就是不平等问题将变得更严重。因为机器不会被病毒感染，雇主因此会更加青睐机械作业，尤其在那些正在经历萎缩的行业，这些行业通常会雇佣相对更多的初级工人。此外，与高收入人群相比，低收入人群必须将其收入的大部分花在生活基本品上，因此，任何由自动化导致的收入不平等都会令经济萎缩。
另外还有两个令人悲观的问题。首先，尽管货币政策能够帮助一些企业解决临时的流动性紧缺，但不能解决其债务问题。此外，在利率已接近零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也不能有效刺激经济。
其次，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反对赤字率和债务水平上升的保守意见将阻碍实施必要的财政刺激。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人非常乐意在2017年为亿万富翁和企业减税，在2008年拯救华尔街，在今年帮助大型企业，但在扩大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障，在对弱势群体提供额外帮助方面，他们的态度就不一样了。
短期内的政策重点从这场疫情危机一开始就很清楚，那就是首先必须解决健康危机，比如保证个人防护设备和医疗资源的充足供应，因为，疫情控制不住就谈不上经济恢复。与此同时，必须保护最需要帮助的人群、释放流动性以防止不必要的破产，以及维持工人和企业之间的联系，以保证一旦经济重启生产能迅速恢复。
但即便是这些显而易见的必须采取的措施，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都是艰难的选择。我们不应该救助那些早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危机重重的企业，比如旧的零售业企业，这样做会制造出僵尸企业，最终有损经济活力、限制经济增长；我们不应该救助那些已经负债累累的企业，美联储购债计划中支持垃圾债的决定几乎就是个错误的决策。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中，道德风险的确值得关注，政府不应该为那些因为自己的愚蠢行为而陷入困境的企业埋单。
现在看来，新冠疫情将长期与我们共存，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确保支出能够覆盖到我们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新冠疫情到来时，美国社会已经因种族、经济不平等、健康水平下降以及对化石燃料的毁灭性依赖而四分五裂。现在，政府在进行大规模支出，公众有权利要求那些接受救助的企业为社会和种族平等、改善公众健康、向绿色和知识经济转型做出贡献。
正如我与合著者在最近的一份研究中指出的那样，公共资金如果流向正确，尤其是用于向绿色经济转型，这样的公共政策就是及时的，不但能解决失业问题，对经济也会起到强有力的刺激，这样的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刺激效应要比减税大得多。
那种认为美国等国家不能采取大规模的、可持续的经济复苏计划的观点在经济学上是讲不通的。要知道，这些措施会确保美国和其他国家实现其所希望实现的那种社会，或者让他们靠这一目标更近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