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方在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编｜马修
核心观点：
托马斯・库恩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由他划时代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产生出来的“范式”和“范式转换”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生活用语。一方面，库恩自认在哲学上的最大贡献是“不可通约性”，但这一点遭到多方非议。另一方面，当他被认为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强纲领的思想先驱时，他却拒绝承认SSK的主张；也在学术上的同路人少得可怜，与他在思想界的巨大影响完全不成比例。库恩从登上学术舞台开始，就遭到不同程度的误解，他一直在寻找自己的身份定位。本文试图通过梳理矛盾的库恩形象，他与学生的关系以及影响他的思想形成的几大事件，从“误解”与“被误解”的角度来阐释库恩的心路历程。我们的目的不是“祛魅”，更不想树立新的偶像，而是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库恩。
今年是著名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 1922-1996）诞辰90周年（编者注：此文发表于2012年，2022年是库恩诞辰100周年），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以下简称《结构》）一书问世50周年（编者注：2022年是该书问世60周年）。与当代的那些懂得在公众面前如何表现的“公众知识分子”不一样，库恩一直没有找到或适应自己的身份定位。一方面，库恩生前最希望得到承认的哲学家身份，却遭到包括哲学家阵营在内的多方非议，为此他一直进行抗争。另一方面，他又不能接受那些自称是他的同盟者的主张，拒绝承认自己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强纲领的思想先驱。他在学术上的同路人少得可怜，这与他在思想界的巨大影响完全不成比例，而且也不存在一个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界的所谓“库恩学派”，库恩“基本上是个独立战斗的游侠骑士”［傅大为1996］。
与这个矛盾现象相伴随的，是库恩终生所遭受的误解。“库恩如此经常地被他的批评者和那些自许的同盟者恶意地误解，以至于任何关于他的新的论文的注释都注定成为下一个新的误解传统的开始。”［Kitcher 1983, p.698, n.2］库恩本人也说：“我想我过去一直被很糟糕地误解了……我一点儿都不喜欢大多数人从我的著作中所得出的东西。”（作者注：“我的著作”系指《结构》，参阅Kuhn 2000, p.308.）无论是库恩学说的“赞成派”'还是“反对派”与“中立派”都承认库恩不是被“误解”了，就是被“误判”和“滥用”了。（作者注：学者多用“误解”（misinterpretation、Missverständnisse）、“误判”（misread、misreading）和“滥用”（misused）等词。）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库恩在批评面前的抗压能力。库恩受到了哲学家、历史学家、自然科学家，包括著名的诺贝尔奖得主的批评，但他至死都坚持自己的“不可通约性”观点。他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必要的修正和精致化，比如，从“范式”（paradigm）到“学科母体”（disciplinary matrix），从“格式塔转换”（Gestalt-switch）到“局部不可通约性”（local incommensurability），再到“词汇分类学”（lexical taxonomy），从方法论层面，退到世界观层面，最后再退到本体论层面，其核心主旨并没有变。在他看来，除极少数学者外，其他人根本没有说到点子上。这可能是他坚持己见的另一原因。
模糊不清的库恩形象。库恩究竟是怎样的一位学者？
如果误解是不可避免的，那么真相能否被揭开？库恩究竟是怎样的一位学者？为什么他基本上是一个人孤军奋战？他的命运与他独特的个性是否有关？在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有哪些因素对他影响最大？他的思想对中国的现实有何意义？本人不揣鄙陋，试图通过梳理矛盾的库恩形象，他与学生的关系，以及影响他的思想形成的几大事件，从“误解”与“被误解”的角度来阐释库恩的心路历程。在《结构》问世50周年之际，追问库恩的身份认同（Identity）是完全必要的。我们的目的不是“祛魅”，更不想树立新的偶像，而是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库恩。
（一）
“库恩的烟灰缸”
库恩的人品常被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用来说事，尤其是他与学生之间不太亲密的关系。“游侠骑士”果真这么孤独吗？没有形成“库恩学派”，是库恩的性格使然，还是什么别的因素？思想史难道也遵从“人多势众”的原则？有必要人为地划定学派吗？回答这些问题，不但可以让我们弄清库恩的真实形象，也能促使我们对国内学术界的一些怪现象进行反思。
有一个未经证实、但多年来一直在国内流传的说法，说库恩生前“人品不好”，他死后居然没有一位同事出席他的葬礼。有关库恩“中年辉煌，晚年落寞，身后寂寞”的说法更是甚嚣尘上。[纪树立1997] 笔者对于这些传闻和说法将信将疑。“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为此，我专门与库恩的大弟子海尔布伦（John Heilbron, 1934-）取得联系。后者用非常坚决的口吻否定了上述说法。（作者注：据海尔布伦2012年8月15日给笔者的电子邮件，他对这件事的评论是，“没有直接证据”。）
从去年开始，美国电影和纪录片导演埃洛莫里斯（E. Morris，1948-）开始炒作他与库恩之间的故事。这个被冠以“库恩的烟灰缸”之名的事件，让人自然联想起“维特根斯坦的拨火棍”事件，尽管两者的性质完全不同。
莫里斯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历史学学士学位之后，申请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都没有成功。后来哈佛大学的希伯特（E. Hiebert，1926-）教授为他给库恩写了封推荐信，于是他得到普林斯顿的入学许可，跟库恩读硕士学位，做物理学史研究。由于他缺少必要的物理学知识，库恩让他去听一些最基本的物理学课程，这让他非常头疼。按他自己的说法，他本来是想好好去听课的，但发现班上有一帮中国血统的少年天才在课堂上踊跃地提问，根本没有他发言的机会，实在学不下去。那时他23岁。
莫里斯在进普林斯顿的头一年与库恩的关系还不错。据他的说法，他与库恩关系变坏，是从库恩不让他去听逻辑天才克里普克（S. Kripke, 1940-）的课开始的。虽然那时库恩的“范式”和“范式转换”已进入平常人的词汇系统，不时有世界各地的朝圣者慕名前来拜访，但莫里斯认为库恩还是感觉到了克里普克急速上升的名望，因而“心生嫉妒”不让莫里斯去听课，但他还是执意要去。
莫里斯参加了库恩主持的19世纪电磁学的研讨班，按规定他必须提交一篇论文。问题就出在他提交的那篇在库恩看来完全没入门的论文上。他的论文是关于麦克斯韦位移电流的，用双倍行距写了30页。库恩的评语同样也是30页，而且用的是单倍行距——写得密密麻麻，一点空隙都没有！足见库恩有多么生气！另外，也可见库恩是多么认真！莫里斯认为库恩误解了他的论文，找库恩理论。
“你都没有用我的望远镜看”（没有理解我的思路），“埃洛，这不是望远镜，是万花筒！”后来他们争论起来。莫里斯挑战库恩的不同范式之间不可通约的说法，让库恩“恼羞成怒”，随手拿起手边堆满烟灰的烟灰缸扔向莫里斯。
美国电影和纪录片导演埃洛·莫里斯（Errol Morris，1948－）
莫里斯在普林斯顿的求学生涯自然结束了。他认为是库恩动用权力让他离开普林斯顿的，所以当时对库恩恨到极点。后来他到伯克利，试图攻读哲学博士学位。三年后，他发现自己根本不是做哲学的料，伯克利充满了“学究气”，他不得已只好弃学了。在社会上经过一番磨练后，他终于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工作：拍纪录片。2004年，他的影片《战争迷雾——麦克纳马拉一生的11次教训》（The Fog of War. Eleven Lessons from the Life of Robert S. McNamara）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在库恩生前，莫里斯并没有提到这段恩怨，只是在去年才将这段故事放到网上。由于目前只有事件中一方当事人的“证词”，要弄清事情的真相，恐怕还需时日。从莫里斯发表的一些文章来看，他到现在也没有理解库恩的思想。当时，库恩正忙于《黑体理论与量子不连续性》（以下简称《黑体理论》）的写作。他教导学生一定要弄清所研究问题的历史背景，切忌用当代的概念去理解历史[Buchwald 2002, p. 281]。莫里斯没有下工夫看原始文献，很可能根本读不下去，因而只好用现代概念来理解麦克斯韦。这种辉格式的套路其实是一种偷懒的做法，与库恩倡导的方法格格不入，库恩当然要生气了。再说，库恩花了如此多的精力，逐字逐句反驳莫里斯“无一句不错”的论文，莫里斯应该感到汗颜才对，但他反而理直气壮找库恩理论，想不发生冲突也难。莫里斯后来承认，在“位移电流”的看法上，库恩是对的。
库恩在伯克利的大弟子约翰·海尔布伦（John Heilbron）库恩在伯克利和普林斯顿共带过七位博士生，指导过几位本科生，在麻省理工学院没有带任何学生。在库恩晚年的一次自传式谈话中，他提到了与这些学生之间的关系，但没有半句提到莫里斯。（作者注：我本人对“烟灰缸事件"持怀疑态度。）虽然库恩与学生的关系不能用亲密来形容，但他对学生还是非常关心的，也为学生取得的成绩由衷高兴，尽管他不一定同意学生的观点。
在伯克利时只有海尔布伦一人在库恩的名下获得博士学位。福曼（Paul Forman, 1937-）听完他的所有课程，但因库恩工作变动，福曼没在他名下获得学位。库恩在普林斯顿带过六名博士生，他们分别是：马霍尼（M. Mahoney，1939-2008，1967年获得学位），卡内瓦（K. Caneva，1975年获得学位），塞尔维尔（D. Serwer）、迈尔哈多（E. Melhado）、外斯（M. Wise，以上三人均在1977年获得学位）以及威顿（B. Wheaton，1978年获得学位）。除了马霍尼研究数学史，迈尔哈多研究化学史外，其他人基本上还从事物理学史研究。布赫瓦尔德（J. Buchwald，1949-）当时在普林斯顿读本科，是库恩把他引入科学史研究的。在他做库恩的研究助理时，他们每周或每两周见一面，讨论经典物理学中的问题。库恩强调一定要找到当时具有典型特征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是如何与数学和物理结构相关联的［Buchwald 2002, p. 280］。1992年后，布赫瓦尔德到挂靠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迪布纳科技史研究所（Dibner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t MIT）工作，后来任所长。库恩曾多次参加该所每周一次的研讨会，每月与布赫瓦尔德共进一次午餐［Buchwald 2002, p.281］。在所有的学生中，布赫瓦尔德可能是与库恩交往最密切的少数几人之一。与大多数科学史同行不同，他赞成库恩的《黑体理论》中的观点，赞赏库恩对不可通约性的固守。
保罗·福曼（Paul Forman，1937-），跟库恩修完所有博士课程，但没有在其名下获博士学位。对库恩持强烈的批评态度。
在库恩的学生中，大弟子海尔布伦名气最大。“我想没有其他学生拥有保罗所具有的权威和名声。”［库恩2012，页308］他与福曼等人一起参与过由库恩主持的量子力学史研究项目，1990-1994年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副校长，曾任牛津大学伍斯特学院（Worcester College）资深研究员，耶鲁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访问教授。他最为人称道的是担任《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的历史研究》（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Physical and Biological Sciences）杂志的主编长达25年。库恩写《结构》一书时，海尔布伦出力不少，属于库恩所言“对我贡献最大最有决定性”的四人之一，库恩在“序”中专门感谢他：“海尔布伦在我准备最后定稿时，经常与我紧密配合一道工作。”虽然同样从事科学史研究，但海尔布伦并没有遵循库恩的研究风格。他在库恩去世后写的悼念文章中，对库恩也是“赞扬中带有很大的保留”，（作者注：据海尔布伦2012年8月15日给笔者的电子邮件。）认为库恩研究历史的“三板斧”太简单，对库恩关于黑体辐射史的研究评价不高。但这并不妨碍他承认库恩是个伟大的学者。这也许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具体体现。
库恩虽然很喜欢福曼有关魏玛文化与量子理论的研究［Forman 1971］，认为是他“发现柯瓦雷以来最激动人心的作品”，但同样持强烈的保留态度。“这本书不可能完全正确，”“有点从批判主义往后退”，“放弃了太多的东西”［库恩2012, 页308］。福曼在研究进路上更接近SSK，这是库恩对其评价带有保留的原因。反过来，福曼对库恩评价也不高，认为他的观点早就过时了。师生之间观点不同，也属正常。
外斯（M. Wise, 1940-）目前任教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前些年的那场“科学大战”中，他攻击了格罗斯和列维特的那本引发了“索卡尔事件”的《超级迷信》一书，成为论战另一方的主角。他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两次任职申请均被否决。他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与人合著了一本开尔文勋爵的传记：《能量与帝国》［Smith & Wise 1989］。另外，他还研究了19世纪下半叶德国如何利用蒸汽机这种工业文明来提升景观设计水平。他对欧洲科学史非常熟悉，在科学史领域成就斐然，没有辱没老师的名声。
威顿（B. Wheaton）写过一本《老虎与鲨鱼：波粒二象性的经验根源》［Wheaton1983］，库恩亲自作序。库恩给自己的学生写序，这还是第一次。
卡内瓦（K. Caneva）目前任教于北卡大学格林斯博罗（Greensboro）分校。出版过《罗伯特迈尔和能量守恒》［Caneva 1993］。发表了30多篇文章，此外，还出版了《科学发现的形式与功能》的小册子。
库恩到麻省理工学院之后，没有带任何学生。曾经有学生对他的工作感兴趣，后来发现他远离哲学研究的主流，只好作罢。
库恩与学生之间不太亲密的关系，更多地是与库恩的性格有关。他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别人也有不低的期许。“看到我喜欢做，也教别人去做的事情无法往向推进，往往是我烦恼的根源。”［库恩2012，页309］
与库恩的美国学生同他保持一定距离相比，来自东亚的“学生”却对库恩有着美好的回忆。日本学者中山茂和佐佐木力都自称是库恩的学生，尽管他们都不是在库恩名下拿到博士学位的。中山茂（1928-）1960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那时库恩早已去了伯克利。中山茂是《结构》的日文版译者。在库恩专为《结构》日文版写的后记中，称中山茂为“多年的朋友”。《结构之后的路》日文版译者佐佐木力（1947-）则是从库恩的学生马霍尼手中拿到博士学位的。他曾饱含深情回忆与库恩的交往，对库恩多有褒论。
我国学者纪树立、范岱年、金吾仑、吴以义以及台湾地区的傅大为等人都与库恩有过交往。吴以义著有《库恩》一书，据说，“为写《库恩》，吴以义与传主本人聊得很多，每写一章都送给库恩看，得到他的认可。此书并非全是赞扬，但是即使是客观的批评，也是库恩本人看过的。”［姜炯2009］
库恩不喜与人交往，不愿抛头露面，更愿享受孤独，沉湎于自我世界之中。“他什么事都做得很好，就是不会交朋友。”［Heilbron 1998，p.506］另外，他也不善于表达感情。在他离开伯克利前往普林斯顿时，同事为他办了一场告别会。当主持人表达对他的“喜爱和感激”时，他被“深深地感动了”——很吃惊同事能这样说。如何将内心深处的感受表达出来，对他来说是一大难题［Heilbron 1998, p. 514］。“尽管还不是个隐士，但在大型的国际活动中不常见他。”［Edge et al. 1997, p.486］他对新闻采访深恶痛绝。“库恩是一个腼腆而又十分认真的人。他每做一次报告，在此之前一周和在此以后一周，他都会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反复思考、斟酌、推敲他自己的讲话和听众的反应。”（作者注：范岱年转述科恩的话，参见［库恩2004，页382］。）
库恩后来对教学和带学生失去了热情。他说，即使他不离开普林斯顿，他也不会再带学生了。原因很多也很复杂。学生不是真心喜欢科学史，研讨班上提前布置的阅读也没有人认真准备，学生上课时更多的是应付，课堂上一问三不知，这些都影响了库恩的心情和兴趣。
如果一个学术共同体幸运地拥有玻尔（N. Bohr，1885-1962）这样具有战略眼光的“学术带头人”，能将众多年轻才俊凝聚在一起，形成具有深远影响的学派，那是件非常值得庆幸的事。如果有幸拥有像库恩这样的“独行侠”，同样也值得庆幸。这些“独行侠”孤军奋战，不在意是否有同伴和追随者，对他们来说，最大的乐趣是智力上的进展。能有众多追随者固然可喜，但这并不能保证其本人在学术上就能有所突破。学者最可贵的品格就是求真和坚持原则。做不坚持原则的“乡愿”很容易，但对学术进步没有任何帮助。在这一点上，库恩与爱因斯坦非常相似。
（二）
“我就是想弄清真相！”
库恩对待学术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与他跟人打交道的方式是一致的。无论遇到多少困难，遇到多大的误解，也不管有多少自称的“同盟军”相拥，都不能阻止他求真的步伐。海尔布伦曾复述过库恩自己讲的一个故事，足可以说明库恩为人和为学的认真态度。
“追求这些问题（指科学如何变化等——引者）成为库恩的工作。他是在哈佛读研究生时的一次鸡尾酒会上向世界宣布这一使命的。当时一位年轻女性问他都做了些什么。正当他准备回答时，整个酒会不知什么缘故突然静了下来。每个人都听到了如下回答：‘我就是想弄清真相！’这就是库恩，一位过时的‘求真的人’（truth-seeker），充满热情、缺乏耐心、才华横溢、过分自信，但也如他自己所说，神经质、焦虑，不自在。”［Heilbron 1998, p. 506］
随着时间的推移，库恩的观点发生了多次的改变，但他作为一个“求真的人”的形象却没有变。无论是遭受攻击和“围剿”，还是被捧为同道，他寻找隐藏在事物背后真相的激情都没有变。
让我们按时间顺序探讨一下影响库恩一生的几大事件，看看是否能从中找出一些可供说明的线索。
01
从物理学到历史学，但志在哲学
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说法，认为库恩之所以做出影响整个20世纪的成就，首先是因为他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后才转行。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全对。事实上，库恩从物理学转行到科学史研究，有很大的偶然性。
库恩仅用了三年时间，就以最优异的成绩（summa cum laude）从哈佛大学物理系本科毕业了。由于在大学时选修了一些哲学和历史学课程，毕业后，他就不太想从事物理学研究了。“我曾经是一位‘物理学家’。我现在把它放在引号里，因为从所发生的事情来看，我在某种意义上没被训练成一名物理学家，但它却引着我走到了这里。而我觉得它相当枯燥，这份工作没有趣味。”“我开始怀疑从事物理学研究是不是我真正想要的——特别是理论物理学。”“我曾经为没有去研究哲学而感到沮丧。”［库恩2012，页271、272］
在哈佛读研究生时的库恩，烟瘾很大。“二战”结束后，库恩回到哈佛继续读物理学研究生。“我那时学的是范弗莱克（J. van Vleck，1899-1980）的群论。我觉得这门课有点混乱。”“范弗莱克不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他对范弗莱克和固体物理学“都不感兴趣”。他更感兴趣的是朱利安・施温格（Julian S. Schwinger，1918-1994）（作者注：施温格与费曼、朝永振一郎共获1965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但他“不想再去做大量的额外训练”。这时，他在物理专业的成绩已不太好，“开始拿一些B了。”［库恩2012，页273] 他想去别的学校学别的专业，但至少要多花一年时间。为了尽快拿到博士学位，他最后还是选择跟范弗莱克读博士，但他知道，他“自始至终的目标是从历史中研究哲学。”[库恩2012，页273、274] 正当他在研究取向的十字路口不知朝何处走时，哈佛大学校长柯南特（J. Conant, 1893-1978）邀请他做“自然科学4：论理解科学”（Natural Science 4: ‘On Understanding Sciences’）， 也就是后来的“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课程的助教，同时也不中断他跟范弗莱克做博士论文。
库恩的博士导师约翰·哈斯布鲁克·范弗莱克（Johan Hasbrouck Van Vleck，1899-1980），197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范弗莱克后来获得了1977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但在当时，与库恩年龄相仿的施温格风头更劲，更令库恩心仪。如果没有柯南特，美国可能多了一位物理学家，但世界历史上却少了一位影响整个人类思维的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
02
柯南特的助手
作为哈佛大学历史上最伟大的校长之一，“曼哈顿计划”的参与者，美国科学政策的先驱，柯南特敏锐地看到了哈佛毕业生与当时社会需求之间的巨大差距。他下决心改变哈佛毕业生的素质。他认为美国未来的社会栋梁应该能够理解科学，而达到这一目的的最明智的办法就是研究科学史。像法学院和商学院那样，通过相对简单的科学史案例研究，让普通人更好地理解科学。一开始，柯南特亲自开课，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后来，他在全校范围内找了三位助手，库恩有幸成为其中之一。（作者注：另两位为学天文学出身的沃森（F. G. Watson, 1912-1997）和学化学出身的纳什（L. K. Nash, 1918-）。两人后来均成为著名学者。参见Conant 1970, pp. 372-373.）
詹姆斯·柯南特（James B. Conant，1893-1978），任哈佛大学校长时开设通识课程，让库恩有用武之地。
一向以不善交际著称的库恩，被同样生性腼腆、相当内向的柯南特发现，这件事本身也是历史的机缘巧合。善于利用机会者，或可成就一番事业。如果没有柯南特为了让大众了解科学研究的真谛，而在哈佛学院开设通识课程的雄才之举，库恩就不可能被其选为助教，从而踏上探寻科学的历史与本质的学术之路。
这件事当然与库恩身为《哈佛深红报》（Harvard Crimson）主编的身份有关系。性格木讷的库恩居然“被选举”成了主编（本身就是小概率事件）！在柯南特的大作《理解科学：历史的途径》[Conant 1948]一书出版后，《哈佛深红报》上发表了一篇书评。当柯南特需要找助手时，别人就推荐了库恩。库恩的人生轨迹由此改变。在柯南特的推荐下，他后来又成为受人尊敬的哈佛研究员学会（Society of Fellows at Harvard）的年轻成员（W. 蒯因也是成员之一），得以有三年的时间，自由自在地做自己感兴趣的事，他大部分的时间是在“与科学史无明显关系的研究领域”里度过的。“没有那段自由的时期，要过渡到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将会是非常困难的，也许就不可能成功。”［库恩2003a序，页2］正是由于没有思想禁忌，他的最有名的顿悟，以及许多至今影响着我们思维的原创性思想都是在这段时间形成的。
1957年，库恩基于他在哈佛通识课程上的教案，出版了第一本专著：《哥白尼革命》。柯南特亲自为之写序。库恩后来更是将《结构》一书献给柯南特。他在《结构》的序言中说，“首先是柯南特，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是他导引我进入科学史并因此而促发了我对科学进步本质的观念的转变”。他认为，在他自己的学术生涯中“留下最深或最有意义印记的当算柯南特大使。与他一起工作，使我第一次相信历史研究会产生出对科学研究的结构和功能的崭新的解释”。
库恩在71岁时仍非常敬佩地称“柯南特是他见过的最聪明的人”。富勒（S. Fuller，1959-）认为，柯南特实质上充当了库恩的教父角色。
值得一提的是，在《结构》出版之前，库恩把草稿寄给了远在联邦德国当全权大使的柯南特。尽管公务缠身，柯南特还是花时间看完了全稿，很中肯地给库恩提出了许多意见，认为“使用（同时也误用）了一个你似乎深深地爱上，并能解释一切的神奇的词：‘范式’”。他对库恩将科学上的进展看成是一种“新的世界观”的看法感到震惊，觉得太夸大了。他认为库恩用“范式”一词其实是一种逃避，将科学共同体中的问题简单化了。比起库恩后来的那些批评者来，柯南特的看法可谓一针见血。可惜库恩并没有采纳，他当时还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范式”概念本身的含混会造成多大的困惑。［Hershberg 1993, p. 860. n. 84］
03
1947年炎热夏天的顿悟
关于这次顿悟，库恩本人曾多次讲述过。在《必要的张力》序言中，他是这样说的：“我自己是在1947年才开始彻底醒悟的。当时要我暂时中断我的当代物理学的研究项目，准备一组关于17世纪力学起源问题的讲演。为此我首先要查看伽利略和牛顿的先驱们对这个问题已知道些什么。工作开始才不久，我就接触到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对运动的讨论以及由此以降的各种著作。……亚里士多德……那特有的才能为什么一旦用到运动问题上就一败涂地呢？他怎么会对运动问题发表那么多明显荒谬的论点呢?而且更为重要的，对这种错误观点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后继者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却视之正确的呢？……亚里士多德当然会犯错误，对此我并不怀疑，但是怎么能想象他会错得那么离谱呢？在一个难忘的（也是炎热的）夏日，这些困惑突然消失了。我一下子领悟到，可以采取另一种方式阅读那些我一直苦苦攻读的文本，从而理解有关的入门途径。……我提出一条原则：在阅读重要思想家的著作时首先要找出文本中明显荒谬之处，再问问你自己：一位神志清醒的人怎么会写出这样的东西来。如果你找到了一种答案，我还要说：有些段落虽然讲得通了，但你会发现还有更多的重要段落，以前你自以为懂了，现在意思却全变了。”[库恩2004, 页III-IV]
阅读文本，进入写作者的头脑，理解写作者的意图。这种被冠以“进入写作者的头脑”的研究方法，可归于解释学传统，在欧洲有很长的历史。罗素就说过：“研究某一位哲学家的正确态度，既不是顶礼膜拜，也不是嗤之以鼻，首先需要一种假定的同情，直到真正弄清楚他的理论要人们相信什么为止。”[Russell 1945, p.58]
而按库恩的学生布赫瓦尔德的说法：“要对以往的观念进行重建，历史学家必须像人类学家接近一种不同的文化一样接近坚持旧观念的那一代人。也就是说，他们从一开始必须准备好发现土著居民说着一种不同语言，并且把经验对应于与历史学家所持的完全不同的种类里去。同时，他们还必须把发现那些种类和吸收相应的语言作为自己的目标。”[Buchwald & Smith 1997, pp.361-376]
库恩在写给布赫瓦尔德的一封信中曾这样自许：“我认为我那种来之不易的解读文本并找到其意义的才华，在发现隐藏在背后的概念结构时派上了用场。”[Buchwald 2002, p.281]
文本的不可读，并不意味着文本的所有的语句都不可读，而是需要做通盘考察才可以理解。当他从伽利略的力学世界观中突然顿悟出亚里士多德的力学世界时，他完成了一次格式塔转换！
04
哈佛和伯克利教职任命风波
在教过几年“通识教育”课后，踌躇满志的库恩准备按照惯例向哈佛申请终身教职席位。为了能给自己的申请增加分量，库恩提交了《哥白尼革命》一书的手稿。尽管写书并不是他主要想做的事，但由于他上过课，手头又有这方面的材料，如果将其整理成一本书，将不会很难，也不会很差。遗憾地是，他的申请在1955年11月初被拒绝了。给出的理由是这部书“优点不多”。他被认为“没有在任何一个领域表露出是一位被认可的专家的潜质。”[Fuller 2000, p. 219] 这时，柯南特早已到联邦德国做大使，哈佛通识课程中科学史的分量开始下降，几近不被重视的地步。事实上，细心的库恩业已注意到，当柯南特不再亲自上这门课后，选课的人数明显下降了。后来“科学史案例”被“自然科学基础”取代了。伤心的库恩这时接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哲学系的邀请，接受哲学系与历史系合设的科学史教职。
1956年，库恩来到伯克利，在这里一直呆到1964年。按照海尔布伦的说法，伯克利明知库恩在哈佛没有得到终身教职，还甘冒风险向他伸出橄榄枝。库恩既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历史训练，也没有受到专业的哲学训练。库恩之被聘用，更多地得益于当时的大环境，而与库恩的成就没有太大关系。当时冷战正酣，美苏之间在各个方面都展开了竞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由哲学系和历史系联合设立的这个职位，与哈佛的“通识教育”计划具有同工异曲之妙，弄清科学的本质，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有效地增加美国的科研能力[Heilbron 1998, pp. 508-509]。
1962年，库恩的《结构》作为《国际统一科学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Unified Science）系列丛书之一出版。按照正常升等程序“因在历史方面的研究”，资深教授对库恩的“晋升都无异议地投了赞成票”。但正因为是“历史方面的研究”，而非“哲学方面的研究”，让库恩非常沮丧。虽然库恩没有受过成为一个哲学家的严格训练，但他的目标却是要让人们承认他是一个哲学家。当《结构》在所有不同的领域产生了众所周知的巨大影响时，库恩最看重的恰恰是职业哲学家对它的兴趣。显然，库恩因伯克利那些资深哲学家们对他的态度而受到了极大的伤害。《结构》所依据的资源首先是历史学，其次是心理学和社会学，最后才是哲学。读《结构》一书，人们很难相信这是一本哲学著作。由于库恩没有受过正规的哲学训练，他很少使用专业的哲学术语，引用的哲学著作也很少。专业哲学家对它评价不高，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却是库恩心头永远的痛。
《结构》一发表，在普林斯顿任教的好朋友吉利斯皮（C. Gillispie，1918-）就发表了一篇书评，对库恩的思想大加赞扬[Gilliespie 1962, pp. 1251-1253]。也正是在他的运作下，两年后，库恩从伯克利来到普林斯顿。
1963年，科学界开始注意到《结构》。施莱格尔（Richard Schlegel）在《今日物理学》（Physics Today），霍金斯（David Hawkins）在《美国物理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s）上相继发表评论。1964年，加勒特（A. B. Garrett）在《化学教育期刊》（Journal of Chemical Education）上发表书评。
1965年5月，《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发表了一篇匿名书评，对《结构》给予了很低的评价，认为“这本书成功地呈现对科学性质的一些熟知的反思”，但并没有多少自己的创见，无非是老生常谈（much ado about very little） [Anonymous 1964]。（作者注：《科学美国人》的这一批评，让库恩非常恼火。“这是我能记得的最糟糕的评论！”27年后，当《科学美国人》的记者霍根（John Horgen，《科学的终结》一书的作者）想采访他时，他还怒气未消。）
1964 年，哲学家夏皮尔（D. Shapere, 1928-）发表了一篇书评[Shapere 1964]，代表着哲学界对库恩关注的开始。夏皮尔充分肯定了《结构》，认为它“对于科学变迁是知识持续增长的线性过程的流行观点，无疑是有力的重创”。对库恩的论证过程，尤其是对“范式”概念的运用，则不敢恭维。“他使得这一概念最终变得如此含糊不清，以至于不能轻松地据之立论；如此普适通用，以至于不能轻易具体量度；如此神秘难解，以至于不能被解释说明；如此迷惑误导，以至于它成为理解一些关于科学中心问题的正面阻碍。如此一来，这些过度的方面最终又需要被相互矛盾的规定加以平衡。”[李创同2006, 页84-85] 对于一些受过严格哲学训练的人来说，想从库恩那种过于随意、不加定义引用他人观点为己所用的风格中挖掘出宝藏，十分困难。夏皮尔的批评让想尽快得到哲学界承认的库恩颇为难堪，但他还是认真听取了夏皮尔的意见。这在他随后发表的文章中体现出来。
05
伦敦会议的“围剿”
《结构》在学界日益增加的影响，在大西洋另一边也得到了反映。1963年10月25日，《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imes Literature Supplement）发表书评，高度评价了《结构》。赫斯（M. Hesse，1924-）高度赞扬《结构》。“作者将以前互不相关的各种真知灼见熔于一炉，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展现出来，从而彻底改变了我们过去的科学观。”[Hesse 1963, p.286]
也有人忧心忡忡。批判理性主义的代言人波普尔就对库恩的影响感到不安。1964年，他派拉卡托斯（Imre Lakatos，1922-1974）到伯克利专程拜访库恩，邀请他参加1965年在伦敦举办的向波普尔致敬的会议。
1965年6月11-17日，在位于伦敦摄政王公园（Regent’s Park）的贝德福德学院（Bedford College）召开了国际科学哲学研讨会。会议的目的并非如后人所说的那样，是专门针对库恩的。它是在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学会的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分会的赞助下，由英国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学会与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联合召开，是专门献给波普尔的。库恩是来参加其中一个名叫“批评与知识的增长”分会（session）的。除库恩外，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 1924-1994）和拉卡托斯原本也是主要的发言者，但因种种原因，两人没有与会。这样一来，库恩就成了主要发言者，波普尔的大弟子沃特金斯（John W. N. Watkins, 1924-1999）取代费耶阿本德和拉卡托斯成为另一个主要发言者。波普尔主持研讨会，并作了报告。图尔敏（Steven Toulmin，1922-2009）和马斯特曼（Margaret Masterman，1910-1986）分别提交了论文。
库恩、费耶阿本德、霍伊宁根-许纳（摄于1985年6月21日）正是在这次会上，波普尔等人对库恩的理论进行了严厉的抨击。波普尔在那篇《常规科学及其危险》中，抨击了库恩的“常规科学”概念。认为库恩的学术进路是相对主义的，其整体结构的神秘性导致其进路亦是非理性主义的，同时又具有严重的社会学和心理学倾向。
沃特金斯认为库恩的“科学共同体”类似于宗教团体；拉卡托斯不满意库恩的范式概念，“按照库恩的观点，不可能有什么逻辑，只有发现的心理学。”“按库恩的概念，科学革命是非理性的，是暴民心理学。”
图尔敏抵制库恩的看法，尤其是“不可通约性”概念。他指出，对范式持久不断地进行一些小的调整和修正，就可以让它看上去不那么不连续，更能通约，而不必像库恩那样，需要使用宗教式的“改宗”[Lakatos & Musgrave 1970, pp. 39-47]。
费耶阿本德与库恩曾是伯克利的同事。库恩曾将《结构》的草稿给费耶阿本德看过。他在看完库恩的手稿后，就提出了许多非常坦率的批评意见，认为《结构》“是以一种很过时的方式写的”。他不同意库恩对常规科学的看法，认为“如果我们用‘有组织的犯罪’来代替‘常规科学’的话，库恩所说的有关‘常规科学’的每一个陈述都同样成立”。（作者注：费耶阿本德与库恩的关系较为复杂。当库恩还没有成名时，费耶阿本德到处替库恩宣传即将问世的《结构》，扩大库恩的影响。之后与波普尔一道批判《结构》。在他晚年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与库恩观点之间的差距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转而同意库恩的观点。参见[Hoyningen-Huene 2002]。）
玛斯特曼是会上唯一没有攻击库恩的人。她原来是一个计算机专家。也正因这个特长，她重构了库恩的研究，指出库恩以“诗一样风格”描述了至少21种不同意义的“范式”概念。这些概念又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形而上学的”、“社会学的”和“人工的”。玛斯特曼称库恩“是本世纪最卓越的科学哲学家之一”。后来她与库恩成为好朋友。
1965年的伦敦会议让库恩一下子成名，同时也让他饱受批评的煎熬。之后数年，他一直在消化会议上的批评意见。1969年，库恩为日文版的《结构》写了“后记”，以回答批评者。
06
不愿当SSK强纲领的思想先驱
《结构》一书对许多学科领域，当然也对大众的意识形态产生了影响，激发了大量的讨论，同时也对一些新的机构的成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尽管库恩一直要与科学社会学这一研究传统划清界线，但一些新的研究机构就是在他的思想影响下成立的。比如，1965年在爱丁堡大学成立的“科学研究小组”（Science Studies Unit）；欧洲、北美、澳大利亚等部分高校成立的新的研究机构“科学研究”（Science Studies）系，以及前些年闹得沸沸扬扬的“科学大战之争”（Science Wars Debate）都与他的著作的广泛影响分不开。1976年，SSK的强纲领出现，布鲁尔（D. Bloor，1942-）出版《知识与社会意象》（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1982年，巴恩斯（B. Barnes）对库恩思想的社会学解释专著：《库恩与社会科学》（T. S. Kuhn and Social Science）出版。
库恩并不以此为荣。1983年在接受“科学社会学研究学会”（4S）的“贝尔纳奖”时，他就已经看到了这种后果：新领域的研究者们把利益看成是解释科学活动的支配性因素，他们把兴趣集中于社会利益方面。这让他非常担心：“对我来说，这是个灾难……《结构》总体上倾向于建议人们，知识并不可以按这种方式还原为社会利益。”[Brush 2000, p.43]
1991年11月19日，库恩在哈佛的“罗斯查尔德高级系列讲座”（Robert and Maurine Rothchild Distinguished Lecture Series）上发表了《历史的科学哲学之困扰》（The Trouble with the Histor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的讲演。他再次抱怨SSK研究趋势的蔓延。他反对强纲领所主张的权力和利益就是一切，认为“强纲领的主张是荒谬的，是一个发了疯的解构实例”，在他看来，“当前力图替代它的更有资格的社会学表述和历史表述都不能令人更加满意”[库恩2012，页104]。
库恩相信自然界在发展科学知识方面起着一定的作用。坚持科学知识同自然界之间的某种关联是他的一贯立场，也是他坚决否认自己是相对主义者和非理性主义者的重要原因。
面对那些打着他的旗号的强纲领的研究者时，库恩曾公开对他们说：“我可不是什么库恩派！”[刘钝2002；Dyson1999, p.144]
07
《黑体理论》不被学界承认
库恩的《黑体理论与量子不连续性》（以下简称《黑体理论》）出版于1978年。其实，他从1971年起就开始这项长达七年的艰苦工作了。对于熟悉他的人来说，这项工作非常清楚地表明他研究科学史的特殊进路，以及他看待科学发展的特别观点。就像他写的任何文章一样，这本书一出版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克莱因（M. Klein, 1924-2009）、希莫尼（A. Shimony，1928-）和平奇（T. Pinch，1952-）各自发表了一篇书评［Kleinetal.1979］，合在一起，用一个总标题：“范式消失了？”批评库恩没有运用自己在《结构》中所运用的观点，看不到像“范式”、“危机”等词汇，另外还对库恩的一些具体主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库恩的《黑体理论》封面。这是库恩唯一没被译为中文的著作对于前一类批评，他根本不在意，但对于具体细节方面的批评他非常在意。他有从分散的材料中找出在很大程度上仍不清晰的结构的冲动，这是引导他做研究的强大动力。细节方面的批评让他非常不安，恰恰也是因为它与库恩的历史任务的核心任务有关，即发现过去的科学中隐藏着的整体。
针对克莱因的批评，库恩提出了反驳［Woolf 1980, pp. 186-191］。他的总的观点是，普朗克并非是“量子理论”的真正提出者，他只是“量子”概念的提出者。对于“量子”概念背后的含义，普朗克并不清楚，因为他还沉浸在旧理论的框架中。爱因斯坦和埃伦费斯特（P. Ehrenfest，1880-1933）才真正在现代意义上使用了量子概念。
库恩的观点，得到了少数科学史家，如丹麦的克劳（H. Kragh, 1944-）的支持。但总体而言，在科学界和史学界应者寥寥。库恩自己的学生海尔布伦就持反对意见。他认为库恩的《黑体理论》一书“简直没法读”［Heilbron 1998, p. 515］。1979年，在纪念爱因斯坦诞辰100年的大会上，库恩又提出了《黑体理论》中的看法，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维格纳（E. Wigner，1902-1995）在没有看库恩论文的情况下，直接反驳了库恩［Brush 2000］。
尽管有这么多的批评，库恩坚持认为，《黑体理论》是他写得最好的科学史著作。随着对普朗克原始文档的解读，赞成库恩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的科学史家逐渐多了起来，尽管从人数讲，仍属少数。（作者注：赞成库恩观点的科学史学家，除了前面提到的克劳外，还有科恩（I. B. Cohen，1914-2003）、达里戈尔（Olivier Darrigol）、戈德堡（Stanley Goldberg）和基普尼斯（Naum Kipnis）。参见［Brush 2000, p.51］。）
这一学术争论也引发了人们的深思：在有关科学史的研究方面，究竟谁说了算？是否诺贝尔奖获得者就具有资格来做科学史研究的裁判呢？
08
坚持“不可通约性”
在《结构》中，库恩采用了隐喻性用法，用格式塔转换来描述科学革命前后不同范式支持者之间的不可通约状态。1969年以后，他将注意力集中在语言方面，侧重于理论、词项、词汇表的不可通约性。由于不可通约性涉及科学进步的本质、理论的选择、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争论以及关于真理的看法，这个概念遭到了各方的反对和憎恨。科学家阵营认为它似乎暗示科学没有进步，哲学家阵营认为它似乎暗示不存在真理，实证论者认为它似乎暗示科学是基于非理性的决定。
不可通约性至少有三个层面的存在，即方法论、世界观和本体论。在方法论和世界观的不可通约性方面，库恩做了一定的修正和让步，从不可通约性到不可翻译性，“不可通约性的许多不愉快推断是对它作了语义学解释的结果。不可通约性不是意义、指称、翻译等问题，而是一个本体论问题，涉及相争理论陈述的真值地位问题。……只有在科学理论的实在论解释下不可通约性才有意义”。[王新力2004]
库恩在《结构之后的路》中说，“自《结构》写成之后30年来，还没有任何别的问题像不可通约性那样深深萦绕着我”。在他的晚年，他认为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不可通约性”是科学范式得以形成的必要条件。
尽管库恩在“不可通约性”论点上不断退却，但还是不能赢得反对者的赞同。他对别人不能理解他的思想没有耐心，他不能读别人对他的书的评论。这种过于敏感的天性，从另一方面讲当然也有好处，那就是更加加深了他对“不可通约性”概念的坚持。
沉湎于自我世界中的库恩随着时间的推移，库恩发现做历史研究越来越困难。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他发现看二手文献有困难。他用分析一手文献的手法来分析二手文献，往往一无所获。另外，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无法亲自查档案了。《黑体理论》之后，库恩就再也不做科学史研究了。
库恩晚年转入哲学和语言学研究，也算遂了年轻时的心愿。他将精力完全放在对自己的概念的精致化过程中，有点像牛顿之后拉普拉斯、拉格朗日所做的工作。
曾经壮志凌云、活跃在科学史研究第一线，通过自身的努力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于科学和科学变化的看法的英雄，晚年不得不退守在语言学的象牙塔中，多少让人有点惋惜。（作者注：李创同先生是青年库恩的支持者。他对库恩晚年不断向分析哲学家们“投降”的行为感到可惜。详见[李创同2006]。）
库恩的工作是需要精致化。要取得真正的突破，还必须先从观念本身的突破开始。我们需要在更多详实的科学史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新的关于科学变化的模型。科学不只是理论体系，它是一个包括理论、经验、实践和其他诸多要素在内的整体。
（三）
库恩的遗产
库恩逝世已经16年了（编者注：2022年，库恩逝世26年）。与所谓的“身后寂寞”的说法恰恰相反，关于库恩的研究最近这些年又开始热闹起来，“库恩产业”日益兴旺。大量的库恩研究专著和传记得以出版，研究范围不断向深度和广度拓展。科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以在世界范围内建制化，也是库恩和其他先驱们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
1996年库恩去世后，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就出了《结构》的第三版，增加了索引。2000年，由柯南特（J. Conant）和豪格兰德（J. Haugeland）编辑的《结构之后的路》（The Road Since Structure）出版。之后，又有许多专著和论文发表。比如，富勒的《库恩：我们时代的哲学史》（Thomas Kuhn. A Philosophical History of Our Times）；伯德（A. Bird）的《库恩传》（Thomas Kuhn）和安德森（H. Andersen）的《论库恩》（On Kuhn）。弗里德曼（M. Friedman）的《理性的动力学》（Dynamics of Reason）以及霍伊宁根-许纳（Paul Hoyningen-Huene，1946-）和桑基（H. Sankey）编辑出版的《不可通约性及其相关问题》（Incommensurability and Related Matters）。
2002年，《结构》出版40年之际，研讨会论文集《库恩的遗产》（The Legacy of Thomas Kuhn）得以出版。2012年，为配合《结构》出版50周年纪念，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结构》50周年纪念版，邀请著名科学哲学家哈金（Ian Hacking）写了篇“导论”。许多国际期刊也纷纷出版纪念专刊。
近年来，国内也出版了不少有深度的关于库恩思想的系统研究论著，如王巍的《相对主义：从典范、语言和理性的观点看》；李创同的《论库恩沉浮：兼论悟与不可通约性》；王书明、万丹的《从科学哲学走向文化哲学：库恩与费耶阿本德思想的后现代转型》；何兵的《后期库恩科学哲学思想研究》以及宋志润的博士论文《库恩的不可通约性论题研究》。这些论著无论在资料掌握方面，还是在分析论证方面，都表现出不俗的水准。国外的华裔学者，如陈向、王新力等，在这一领域也都有精妙的见解。
与此同时，对库恩的研究又向纵深方向发展。起因之一是发现了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 1891-1970）给库恩的两封信。在信中，卡尔纳普盛赞库恩的《结构》“提供了科学史对哲学不可或缺的范例”，并鼎力促成该书的出版。有些学者试图做些修正的工作，把库恩与逻辑经验主义者之间的对立形象变成相互补充的形象[Friedman 1999]。因为“逻辑实证主义者并不认为哲学可以撇开科学成果来加以研究”[Reisch 1991], 只不过他们没有将精力放在这方面。当然，这部分学者的观点也受到很大质疑。从1971年至1973年，美国物理学家斯尼德（J. Sneed，1938-）和奥地利出生的德国哲学家斯太格缪勒（W. Stegmüller，1923-1991）用结构主义对库恩的理论进行重构以来，形式化表述库恩思想的努力就没有停止。尽管库恩生前对此表示过自己的不同看法。另外，重构科学变化的模型，以期将科学活动的各个方面，以及科学变化的全过程都包括进来的努力，也一直没有停止。寻找一个关于“科学变化”的“第一原理”成为研究者的动力。
一些著名的科学家也参与到“库恩产业”中来，比如温伯格。尽管他高度评价库恩及其《结构》在历史上的地位，“《结构》比任何一本关于科学史的著作都有着更为广泛的影响”，但他对库恩的一些具体观点感到不安。他认为，《结构》里所得出的“现在的标准和过去的标准之间完全无从比较”的结论是“太离谱了”。“尽管从事物理学研究的人员构成上发生了变化，现在从事物理学研究的女生和亚裔人员越来越多，但我们对物理学的认识的本性并没有变。”[Weinberg 2001, p.136]
科学家直接参与到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研究中来，是件值得庆幸的事。当然，他们的观点也只是众多观点中的一种。由于他们同时又活跃在科研第一线，对当代的科学变化有着切身的体会，他们的观点会带来更大的影响。
作为《结构》的核心概念，“常规科学”、“范式”和“不可通约性”曾遭到严厉的批判。现在是到了重新反省的时候了，尤其在目前中国学术界浮躁的现实状况下，更应该深刻反省。
库恩与他的批评者之间最明显的分歧就在于对“常规科学”的看法不同。人们之所以对常规科学存在误解，与那个主张不断革命的波普尔有很大的关系。在饱受革命洗礼的中国，人们很容易接受波普尔的主张，以为常规科学就是保成守旧，循规蹈矩，没有创见。其实大错特错！只有“常规科学”得以成立，迄今为止获得成功的研究传统才能得以保存。现在科学界最缺的就是让科学新人接受严格的训练，使他们懂得做科学的规矩，不要投机取巧。科学其实是最老实的事业，“大量科学实践是复合的、消耗性的扫尾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巩固由最新的理论突破所建立的基础，并为以后继之而来的突破作必要的准备。”[Kuhn 1970, p. viii] “范式不只给科学家一张地图，也给了他们制图指南。在学习范式时，科学家同时学到了理论、方法及标准，它们通常以难分难解的形式进入学者的脑中。因此当范式变迁时，通常决定问题及解答的正当性的判准，也会发生重大改变。”[库恩1989，页181] 很少有人看到“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之间的关系，以为直接跨越到“科学革命”才是正途。殊不知，只有做好“常规科学”，才有可能走向“科学革命”。指望有捷径可走的心态，其实是不成熟的。
新闻媒体为了争取轰动效应，最希望有革命性的事件出现，这也让一些想迅速出名的科研人员产生不良动机。前些日子关于所谓“上帝粒子”的报道，就充满了这样的喧嚣。不要整天幻想着科学革命马上就会到来。如果科学革命要来，它自然会来。在此之前，会有危机的迹象，会有不能解释的地方。历史告诉我们，科学革命总是在致力于解决前一个范式无法解释的现象时才出现。迄今为止，所有关于“希格斯玻色子”的发现还没有违背“标准模型”。谁也不知道下一场革命何时到来。现在是到了必须重申“常规科学”的重要性的时候了。
我们今天究竟应该如何评价《结构》？
当刚刚三十出头的库恩充满激情地写下对哥白尼的《天球运行论》的评价时，肯定没有想到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他的《结构》：
所以《天球运行论》的意义不在于它自己说了些什么，而在于它使得别人说了些什么。这本书引发了它自己并未宣告的一场革命。它是一个制造革命的文本，而不是一个革命性的文本。这样的文本在科学思想史上是相当常见而又格外重要的现象。它们可以说是转变了科学思想的发展方向的文本；一部制造革命的著作既有旧有传统的顶峰，又是未来新传统的源泉。[库恩2003a，页133-134]
《结构》50周年纪念版的封底上则有下面一段话：
一本好书或许能改变我们看世界的方式，而一部伟大的书，则会改变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概念，实际上会变成我们日常思维的一部分。
作为一位学者，库恩的一生可以说是相当成功。他是英文世界里很少见的科学史学术领域的畅销书作者。不算26种语言的译本，《结构》一书光英文版就出售了140万册。1990年5月，麻省理工学院召开了一个为期两天的专门向库恩致敬的会议。由逻辑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维也纳学派当时唯一在世的成员，已85岁高龄的亨普尔（Carl G. Hemple, 1905-1997）代表与会者亲自向库恩致颂辞。美国科学哲学家卡特莱特（Nancy Cartwright，1944-）、哈金，库恩的学生海尔布伦、布赫瓦尔德和外斯等人在内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史学界的顶级人物，以及来自全美各地的近百位同事出席研讨会。当库恩迈入会场时，全体与会人员一起起立，长时间鼓掌。此刻库恩“都不知该说什么了”。[Heilbron 1998, p.514] 然而，在享受表面的荣耀时，他内心深处的忧虑却始终挥之不去。后来出版的经过修改的论文集，收录了他的“后记”，作为对发言者的回复。尽管他充分肯定了发言者的工作，但认为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他。[Horwich 1993](作者注：
库恩很少说别人真正理解了他, 唯一的例外是霍伊宁根-许纳。他在给后者的书写序时说：“霍伊宁根-许纳比我更了解我的工作。”参见[Hoyningen-Huene 1993, p.1]。) 他希望自己在哲学上的贡献能被普遍理解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库恩的学术知已保罗·霍伊宁根-许纳（Paul Hoyningen-Huene），被库恩誉为“比我更了解我的工作”库恩生前不被人理解，并非是由他的写作风格造成的，也与他的所谓人品和个性没有太大关系。在写作方面，“他是一位大师”，在同事眼里，“他和蔼可亲，相当迷人”[Edge et al. 1997, p. 499, p. 486]。不被理解的更深层的原因可能是读者中的大多数还没有完全理解他语言背后的真正含义——他本人对此也要负一定责任。为了尽可能让饱受分析哲学浸淫的哲学家群体理解他的思路，他不断改变对概念的界定，试图用语言哲学来精致化自己先前从活生生的科学史中提炼出来的粗糙概念。对自创概念的精致化成了库恩晚年生活的主要内容。是否能用被语言哲学改造和准确定义过的新概念来更好地说明科学变化的动力学过程，其实是非常让人怀疑的。不同的语言体系背后体现的是不同的世界观和本体论承诺。他深知这一点。因此他在谈到达尔文和普朗克当年的处境时，很有点“夫子自道”的味道：
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结尾处，有一段极有洞察力的话：“虽然我完全相信此书观点的真理性……，但是对于观点与我完全相反的博物学家，我并没有期望能使他们信服，他们的心目中已充满从他们的观点去观察到的事实……，但是我有信心面对未来，面对那些年轻的、正在成长的博物学家，他们将毫无偏见地去看这个问题上的两种观点。”而普朗克在他的《科学自传》中回顾自己的生涯时，悲伤地谈到“：一个新的科学真理的确立与其说靠使它的反对者信服和领悟，还不如说是因为它的反对者终于都死了，而熟悉这个新科学真理的新一代成长起来了。[库恩2003b，页136]
在新一代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完全理解库恩之前，让我们先充分挖掘库恩及其《结构》给我们留下的丰厚的学术遗产。
©️此文曾发表于《科学文化评论》第9卷第4期（2012）页32-55，原标题为《库恩的身份认同》。《赛先生》获授权转载。
参考资料：（滑动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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