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周年教授专访 | 贾建民：以数据驱动，做“顶天立地”的研究

学术研究：

在交叉学科研究中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本科学习机械学的贾建民教授，兴趣始于力学和数学。而数理逻辑，正是他打开管理学以及大数据研究的钥匙。“有应用数学和力学的知识储备，一直是我在后来研究中值得庆幸的事情。”

获得上海交通大学工业管理硕士后，贾教授任教于西南交通大学管理工程系，三年后破格晋升为副教授，次年又公派前往卡内基梅隆大学和杜克大学做访问学者。

初来乍到，他发现，在国内自以为创新的研究别人早就做过了，接受的学术训练也远远不够。“当时不好意思跟别人说我是副教授”。于是，他选择回归学生身份，在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潜心攻读博士。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博士论文研究中，他建立了标准风险测度以及风险-价值理论。毕业时，学校共有800份博士论文，仅6人获得博士论文优秀奖和名誉提名奖——贾教授的博士论文就位列其中。博士论文的部分工作还获得了美国INFORMS决策分析学会研究生论文竞赛最佳论文奖。

在贾教授眼中，做学术研究必须创新，就像去沙滩捡贝壳：不能只盯着人多的沙滩苦苦寻觅，“去没人涉足的沙滩，到处是贝壳” 。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自然地，他的沙滩不再局限于“市场学”和“决策分析”，他早早将目光投向“大数据”的研究。

早在2005年，他就与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合作，结合营销模型和顾客数据，提升企业的数据与客户关系的管理能力；他还对接成都市公交集团、成都市铁路局、广铁集团、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以及IBM公司等单位，通过数据洞察，预测消费行为、提升企业效益。

2009 年，贾教授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市场学系系主任，推动数据驱动的管理研究和学科发展，他继续坚定了从大数据切入行为研究的想法，“融入交叉学科，开展更有影响力的研究。” 同时，步入移动通讯时代后，将大数据与人类行为以及自然实验相结合的交叉研究，成为一片学术蓝海。

贾教授回忆，2009年后真正转入数据驱动的相关研究，为此还专门补了很多课，包括社会网络等。结果，经过多年努力自以为达到发表要求的研究，投稿评审时却吃了不少闭门羹。“一些稿件甚至在节前被拒稿，成为‘节日礼物’。” 他有些无奈，毕竟 “学者的生活就是被拒绝。”

只是，他的脚步从没停下。

即便是在疫情期间，他和团队也在持续不断地开展研究，关注疫情传播以及对人们数字行为的影响、开展疫苗接种对行为影响的实验调查、提出新冠疫苗“接种悖论”与“免疫平衡”等相关问题，多次向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提供相关政策分析报告。

2020年4月，关于采用人口流动大数据追踪疫情的研究在《Nature》成功发表，而后贾教授又于2021年、2023年分别在《Nature Communications》（Nature子刊）和《PNAS Nexus》（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子刊） 发表关于应急风险条件下的社会网络研究文章。十年磨一剑，这些大数据研究真正的起点，要追溯至十年前。

一直以来，贾教授对学术创新都有着严苛的标准。“如果一项研究不是首先提出并实证，那只能称得上‘完善’和‘修补’，不能算创新。”

至于自己，他依然相信数据是客观有效的研究资源。他将坚持对数据的热爱，以此继续探索人类社会的行为规律。

 社会贡献：遇见风险

学者做研究，最终的落脚点在哪里？在奔波的许多个日夜里，贾教授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2003年遇到SARS，出于自身对风险管理的研究兴趣，贾教授想了解SARS环境下人们的感知风险和应对行为。

当时，他兼任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频繁往返香港和成都。一次，“刚下飞机便被隔离在成都的酒店，过了几天才能出去。”

接下来，他接连设计多份问卷，与中科院和相关学校合作，请同事帮忙，在上海、北京、广州、成都、香港5个城市研究人们对SARS的感知风险。

基于问卷调查结果，研究显示：人们面对SARS风险表现出群体恐慌，对感染率和死亡率产生非理性的过高估计。也是因为这项研究的影响力，他受到人民日报的专访。

除了对SARS风险的研究，作为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贾教授，关注地震风险对人们的影响以及应急管理的相关政策。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和学生一起奔赴前线了解受灾群众的感知风险和应对行为以及应急管理的相关问题，将调研得到的第一手数据反馈给四川省政府的相关部门和全国人大。

2013年雅安地震后，贾教授调研灾民在灾难发生时的反应和应对行为，以及震后的风险感知。“通过手机app数据，发现数字娱乐节目对人们的心理恢复起着关键的作用。” 相关成果还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心理科学》上，为世界各地的灾后重建提供依据。

贾教授及其团队基于对风险感知和大数据的多年研究经验，在新冠疫情期间继续延伸。

新冠疫情初期，贾教授就参与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的疫情政策分析小组，为政府部门开展应急管理政策研究。贾教授运用大数据分析，通过对人口流动的监测数据来预测疫情发展的走势，帮助决策者在抗疫时有效地评估风险，分配有限资源。“我们形成政策分析报告之后，先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相关领导和政策分析小组内部进行汇报讨论，然后基金委再把报告提交给中办和国办。”

在为国家开展疫情应急政策分析之后，再总结提炼形成学术论文。利用电讯运营商掌握的海量手机用户位移数据，并结合疫情爆发前武汉输入到全国各地的人口流动数据，以此构建了 “人口流动-风险源模型”，得以检测人们的流动性特征在多大程度上捕获传染病的时空传播规律。这一成果对各地确诊病例预测、高传播风险地区早期识别、新冠病毒社区传播风险评估等具有重要意义。也由此，贾教授获评“2022年深圳市科技进步一等奖”。这也是我校首次获得政府类别的科技进步奖。

“把中国的抗疫经验跟世界分享。”贾教授倍感欣慰，“算是为国家做了一点事情”

研究落脚在这样一项项与风险为伴的社会实践中也有了答案，他说：“总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对社会有用。”

十年前，他提出大数据的“时空关+”框架。“时空关+”，就是通过大数据从时间、空间和关联三个基本维度，再加上场景或内容等，洞察人类行为和商业机会。

这既是对近十余年大数据营销的研究进展进行归纳和总结，也为数字化和AI时代的营销研究提供新的框架和视角。而“时空关+”在时空上更加高效率的接近消费者，在社交关联上创造更多的消费者互动，在内容场景上也能制造更多的商业资源和转化机会。

教育贡献：参与改革立新章

选择香港、选择港中大，对贾教授来说，不仅能在学术中更方便汲取中西双方的优势，还能“有机会为内地做一些事情”。

贾教授的母校是西南交通大学。2001年，他被邀请任职西南交通大学经管学院院长。当时港中大亦有意协助西部高校建设。于是他以兼职形式去西南交大履新。

在西南交大的日子里，贾教授得到一个“铁腕院长”的外号。

在这位新任院长看来，当时西南交大的博士生教育，严抓论文质量应是头等大事。“若博士生的教育质量无法保证，何以担当教育责任，何以产出科研成果？”

而贾教授坚持力排众议，在整肃学风和质量提升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也由此间接地影响了四川乃至全国其他高校的“博士论文质量保证体系”的建设。

良药苦口，许多博士毕业生在顶尖高校找到教职，多年后还会回来感谢贾教授的高标准严要求。担任国家自然基金委管理科学部评委并参与评审时，他也能常常看到西南交大毕业生成功申请到项目。“我看到西南交大的毕业生，刚工作不久就拿到了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为他们感到高兴。”

在此期间，贾教授还连续三届担任全国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参与教指委的各项工作。彼时，中国的MBA管理教育才刚刚起步，“要向国际学习，但也不能让国际的标准左右中国的管理教育发展。”

他着手组织起草我国的MBA教育标准。在前期调研环节，不仅积极学习国际上的既有经验，还吸收国内一百多所高校商学院的意见，争取做到“博采众长”。 “当然，一些基本的教育规律还是要遵循”。

在贾教授和小组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历经四年漫长筹备，我国高质量 MBA 教育论证体系最终问世。中国的MBA教育有了自己的认证体系，就能更好地与国际接轨，得到外界认可。

贾教授对国家MBA教育建设的贡献不仅于此，他还多次组织全国MBA培养院校《市场营销》师资教学研讨会，旨在培养一批又一批新鲜的教学力量。

贾教授表示，“那些年，我做了一件让我一辈子欣慰的事情，就是顶住压力将规范化、方法论、教育质量保证体系建立起来。”

另外，过去二十多年，贾教授持续参与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的各种评审工作，见证了一批又一批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的成长，以及内地管理科学研究的发展，并担任过两届基金委咨询委员会委员。

加入港中大（深圳）：扔掉包袱启新程

“扔掉包袱启新程”这是贾建民教授对港中大（深圳）的新生寄语，也是他对自己的要求。

来到新校园却留恋过去的成绩，无益于带来新的进步。同样地，对贾教授自身而言，来到港中大（深圳）这个年轻的校园，不能拘泥于曾经的成就，“要立新功，为这个学校做出新的学术贡献。” 贾教授说道，港中大（深圳）还是一所年轻的学府，需要以学术立校、以创新强校。

2018年来港中大（深圳），对于贾教授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他笑着说：“新领域建设相当于白手起家，当时根本没几条枪。”此前在香港中文大学开设的大数据营销硕士项目，如今，他又与相关校领导一起努力为港中大（深圳）争取来开设资格。

2019年项目从香港到深圳，并非简单照搬。顺应时代发展和市场需求，“大数据营销”转向“人工智能营销（AI Marketing）”，AI专业方向的内容被有机整合至新开设的硕士项目。这也让港中大（深圳）成为亚洲最早一批推出AI Marketing课程的高校。

然而，新领域的背后也离不开强大的配套师资。贾教授不仅重视教师候选人产出高质量研究成果的能力，还要求其能开设相关课程。每位老师基于自身的研究领域贡献相应课程，让学院AI方向的课程变得细分而多元。

从三十多人到一百三十多人，贾教授见证着经管学院队伍逐渐壮大。未来，他还想打造亚洲领先的营销系和营销研究队伍，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和优势领域。“这是我们的梦想。”

而在领域建设的同时，贾教授仍依旧在与学术研究“较劲”。去年，他带领青年同事成功申请到AI营销研究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当下，贾教授还看到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应用的蓬勃发展，“很多事情，学者要向实践学习，通过洞察再形成理论”。国家重点项目的研究也是与阿里合作开展的。

“港中大（深圳）是我的学术福地”，贾教授感慨的说。来港中大（深圳）之后，大数据研究相关的论文得以发表，2019年获得“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2022年获得深圳市科技进步一等奖，2022年还获得我校首届“科研杰出贡献奖”。

作为曾经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他提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有‘顶天立地’的说法：顶天，就是做顶级水平的学术研究；立地，就是解决实际的问题。”

贾教授以此与经管学院的各位师生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