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临清运河钞关及漕运税收_

作者|李学朴

临清运河钞关，坐落在临清市运河西岸的后关街，是明清两代派驻临清督理漕运税收的直属机构。它始建于明代宣德四年，宣德十年升为户部榷税分司，下设五处分关。

《临清县志》记载：“漕运商舶，皇华冠盖之所必经，户部分司榷关在焉。”当时，户部分司能设在临清，与运河的畅通、经济的发展是有直接关系的。历史的发展证明，没有运河的畅通，就没有临清运河钞关。

临清地处山东西北部、卫河西岸，古为清河郡，后赵始称临清县，属清平郡，元明以来归属东昌府，交通与军事地位比较重要。元代废黜胶莱海运，于是凿建东平到临清的内陆河道，称会通河。明代永乐年间迁都北京，需南粮北运以满足北京与北方各地的需求。明代永乐九年春，朝廷命工部尚书宋礼疏浚会通河，同时疏理御河，开通会通南河。

临清处于汶河、卫河交汇口，可以“关察五方之客，闸通七省之漕”。它有“北控燕赵，东接齐鲁，南界魏博，河运直抗京师”“扼九省之咽喉”的地理优势，为其成为“舟车络绎，商旅辐辏”的商业重地提供了条件。明永乐二十一年春，山东巡按陈济上疏，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是商贩所聚之地。

明代实行禁海政策，京杭大运河成了南北商品流通的主干道。当时的八大钞关有七个设在运河沿线，由北至南依次为：崇文门(北京)、河西务(清代移至天津)、临清、淮安、扬州、浒墅(苏州城北)、北新(杭州)。其中临清、北新两个钞关征收船料与货税，其他钞关只征收船料。

到了明代万历年间，运河七大钞关商税共计31万余两，到了天启年间增为42万余两。清代前期，运河七大钞关被全部保留下来，至康熙二十年清廷废除海禁，原由运河展开的南北商品流通格局，变为运道和海道并行，运河七大钞关的税收因此远不如以前。

清乾隆十年，临清知州王俊，奉山东巡抚喀尔善令，对钞关进行重修。现原址存有仪门、正堂、南北穿厅、舍人房等三十余间，面积六千多平方米，内存明清时期石刻数通。户部榷税分司置署之初，建有“玉音楼”。“玉音楼”是把皇帝的圣旨比作“纶音佛语”加以保护的地方，楼上刊刻明宣宗专为各地钞关颁布的圣旨。

为防止越关逃税，明清时期运河钞关阅货厅前设置“河内为铁索直达两岸，开关时则撤之”。明万历二十四年闰八月，又“于关前建浮桥”，并另设七处分关，分别稽查水陆船货。密度如此大，看出了朝廷对漕运税收的重视。

明代及清代前期，临清水陆交通两便，作为远距离大宗贸易中转之地，和各地域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流通枢纽。分合于临清的三条水路，北达京津、南抵苏杭、西及开封，是商品流通的主脉。以这三条主干再与其他水路、陆路相连接，就构成了一张广袤的商品流通网。商品运销之地，除了山东各府州县外，还有直隶、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广东、江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以及辽东等地。

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临清经济进入全盛时期。其时，临清关河雄峙、甲第联翩、舢舻千里，“商贾往来日夜无休时”。在临清的市场上，活跃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其中徽商势力最盛，其次为江浙及山陕商人。当时临清的繁华程度不仅大大超过与其平级的州城，也超过府城，甚至在北方的省城中也是十分罕见的。

据文献记载，其时临清有布店73家、绸缎店32家、杂货店65家、纸店24家、辽东货店13家、大小典当百余家、客店数百家以及其他大小店铺、作坊共计千余家。明代大学士李东阳的诗《过鳌头矶》，就形象地描绘了临清钞关周围的繁华景象(钞关的卸货码头距离鳌头矶约百米)：“十里人家两岸分，层楼高栋入青云，官船贾舶纷纷过，击鼓鸣锣处处闻。”“折岸惊流此地回，涛声日夜响春雷。城中烟火千家集，江上帆樯万斛来。”

明代临清商业的繁荣，带动了本地手工产品，主要有丝织产品和绒毡产品。城内机房有百余家，生丝来自山东、河南、江南，产品有手帕、帕幔、汗巾等，其中尤其以帕幔最为精美，堪称第一流的佳品，府志称“临清工丝织，帕幔备极绮丽，转鬻他方”。明代小说集《拍案惊奇》就有对“临清帕”的描写：“……两个女子，一个头扎临清帕，身着青绸衫，且是生得美丽。一个挽发髻身着青布袄，是个丫鬟打扮。”由此可见，当时“临清帕”的名声已传遍大江南北，也说明“临清帕”的使用相当普遍，成了妇女的必需品。

商贸的繁荣促进了临清钞关关税额的增长，据万历《明会典·钞关》条记录，当时临清钞关的额税已占全国榷关课税额的四分之一。钞关的主管人员，因时间不同而有区别。明代宣德十年，临清钞关升为户部榷税分司，以御史领之。明弘治初年“户部出主事一人莅之，一年更替……景泰以来屡以文武重臣奉敕临莅。天顺年间以中官镇守”。到了清代，顺治年间设满汉各一员并莅；乾隆二十一年“专委临清州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