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加
谚语说“谷雨三朝看牡丹”，意思是谷雨后三天看盛开的牡丹正当时。谷雨节气马上到了，而菏泽牡丹早已名闻海内外。
菏泽古时叫曹州，自明代中期以后曹州牡丹栽培崛起，到了清代取代了洛阳、毫州牡丹而独领风骚，赢得了“曹州牡丹甲天下”的赞誉。明清两代文人或吟诗作赋展示牡丹风雅，或作谱讲述牡丹源流,推动了曹州牡丹声名远播。
从今不数洛花红
牡丹原产于我国西北部，据史料记载，唐代以来我国牡丹种植中心逐渐向东移，先后由西安、洛阳转移亳州，再到曹州。明清时期曹州牡丹已经天下闻名，文人雅士的关注度日渐增高，描写曹州牡丹的诗歌层出不穷。
何应瑞，明代曹州府(今菏泽市牡丹区高庄集乡何庄)人，御史何尔健之子。何应瑞于明万历三十八年中进士，先后任户部主事、常州知府、河南参政、副都御史、工部尚书等职。明崇祯年间，何应瑞结束宦海生涯，返归故里曹州，接手了其父苦心经营的牡丹园“凝香园”，成为第二代园主。此时“凝香园”种植牡丹数十亩，品种多达数百个，尤其是培育了名贵的“何园红”“何园白”等牡丹品种，因而名声在外。
何应瑞有感而发，赋诗一首：“廿年梦想故园花，今到开时始在家。几许新名添旧谱，因多旧种变新芽。摇风百态娇无定，坠露丛芳影乱斜。为语东皇留醉客，好教晴日护丹霞。”何应瑞的儿子也写了《咏牡丹》诗：“纷纷姚魏斗春风，绣幢荆扉富贵同。无限异名添旧谱，因多奇艳出新丛”。这对父子的咏牡丹诗，成为明代曹州牡丹日见兴盛的真实写照。
“洛阳自昔擅芳丛，姚魏天香冠六宫。一见曹南三百种，从今不数洛花红。”这首诗是清代山东茌平人王曰高所写《曹南牡丹四首》中的第三首。诗中说，洛阳牡丹曾经独擅芳名，尤其是姚黄、魏紫品种名气最大，可是如今看到曹州培育出的三百余种新品种牡丹，洛阳牡丹就不值得一提了。由此可见，明代曹州牡丹的兴盛已经超过了洛阳牡丹。
王曰高，清顺治十五年中进士，进入翰林院，后升任工科右给事中，当过康熙皇帝的启蒙老师，后官至礼部掌印给事中。王曰高是山东人，他曾到洛阳赏牡丹，回到家乡后，他又多次到曹州赏牡丹。对比洛阳牡丹与日渐崛起的曹州牡丹，他感慨万千，写了多首曹州牡丹诗，对曹州牡丹予以高度评价，诗作影响很大。
还有一位朝野名士陈廷敬，清顺治十五年中进士，清康熙四十二年拜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尚书，后又担任过《康熙字典》总撰修官。当曹州牡丹大红大紫之时，曹州佐吏向云泽给他送来曹州牡丹，陈廷敬喜不自胜、赞赏不已。他当即赋诗一首《向云泽自曹州以牡丹见遗赋答》，以示谢忱：“春风料峭几枝斜，秾艳依然带露华。牧佐旧为芸阁吏，曹州今有洛阳花。写生银管曾修史，入席天香抵坐衙。茆舍竹篱还称否，凭君相赠到烟霞。”
冯溥是清康熙年间刑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也是一个朝野名士。冯溥辞官后，返归青州故里定居。闻听曹州牡丹天下有名，他就向曹州一个叫刘兴甫的朋友提起，刘兴甫非常高兴，并不辞劳苦，亲自封裹几枝名贵牡丹，送到冯溥府上。冯溥喜不自禁，赋诗《喜曹州刘兴甫送花》记录此事：“……我乞数株栽，君云无不可。不惮人力劳，千里亲封裹。策蹇君自来，惠我数百棵。”
由此可见，在清代，曹州牡丹可以作为风雅礼物馈赠，一些朝里官宦和外地文人雅士也以得到曹州牡丹为荣。
除此之外，一些从其他地方到山东任职的官员也对曹州牡丹赞誉有加。河北任丘人李中简是享誉清乾隆年间的著名诗人，他曾担任山东主考和山东学政。他在担任山东主考时，到过曹州，在欣赏了曹州牡丹后，写下了《曹郡牡丹知名旧矣，余来以闰三月，正值花时，赋诗志慰》一诗：“胜游著处系征鞍，香国来寻币月欢。长路雨风偏错综，故家池馆莫摧残。锦帷春晚归余好，金带名高见似难。可得应图红一捻，鬓丝相对卷帘看。”后来，李中简再次担任山东学政，并来曹州试院主试生徒，得以再次欣赏曹州牡丹，遂又赋诗四首，更是高度赞赏曹州牡丹胜过洛阳牡丹，其中一首广为流传：“十郡年芳最此都，奇观真逼洛阳无……”
这些明清文人雅士的诗作，极大地提高了曹州牡丹的地位和文名。
曹州牡丹谱
明清以来，曹州牡丹之所以为人熟知，也与清代举人苏毓眉、余鹏年等人写谱作记分不开。
为牡丹作谱录，对于总结梳理牡丹栽培历史、渊源与品种，展示一个地方、一个时期的风俗和文化，尤其是曹州牡丹文化，作用巨大。正如洛阳牡丹天下闻名，得益于北宋文学家、名吏欧阳修写作《洛阳牡丹记》加以褒扬一样的。
为曹州牡丹作谱的主要有清康熙年间曹州儒学学正苏毓眉的《曹南牡丹谱》、乾隆年间曹州重华书院教习余鹏年的《曹州牡丹谱》、道光年间赵孟俭原著以及宣统年间赵世学增补的《新增桑篱园牡丹谱》。
苏毓眉是山东沾化人，清顺治十一年中举人，康熙七年担任曹州儒学学正。苏毓眉不仅文章写得好，能为歌赋，还善于画山水，《曹州八景》《雪霁园十景》等画作非常著名。苏毓眉在遍游曹州牡丹各园后，对曹州牡丹赞不绝口，之后就撰写了《曹南牡丹谱》，苏毓眉根据其亲身所见，描绘了清初曹州苑囿遍布的盛况：“新花异种，竞秀争芳，不止于姚黄、魏紫而已也。”各园牡丹“多至一二千株，少至数百株”，“即古之长安、洛阳，恐未过也”。苏毓眉还按绛红、倩红、粉红、银红、素白、墨紫、黄、绿、间等九色分类，共著录七十七个名贵品种牡丹。
余鹏年是安徽安庆府怀宁县人，清乾隆年间举人。乾隆五十六年，他来到曹州重华书院任教，清初大诗人翁方纲当时正担任山东学政，来曹州督学，见到余鹏年时，嘱咐他一定要撰写一部曹州牡丹谱录。余鹏年遵嘱两个月便完成了书稿，提交翁方纲阅览，翁方纲阅后，专门赋诗以嘉其事。
在余鹏年所著的《曹州牡丹谱》中，他历数牡丹花谱源流以及曹州著名花品。尤其是在讲述牡丹栽培技术的时候，余鹏年针对曹州牡丹栽培的实际，指出牡丹种植要特别注意结合实践，不盲从古人书本经验，要因地因时制宜，才能培育出适合当地的优质品种。
赵孟俭和赵世学原本就是清代曹州著名牡丹园“桑篱园”的园主，他们精通园艺，精心培育牡丹新品种。“桑篱园”共有牡丹两百多种，尤其特别的是，“桑篱园”非常善于培育黑色牡丹，他们培育了九种黑色牡丹，超过其他任何牡丹谱录中关于黑牡丹的记载。
有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后，赵孟俭和赵世学先后联袂撰著的《新增桑篱园牡丹谱》，把牡丹分为黑色、黄色、绿色、白色、紫色、红色、粉桃红色、杂色八类，已基本等同于今天牡丹九色的分类，对于曹州牡丹的传承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清时期，还有一些文人以诗歌的形式为曹州牡丹撰著谱录。晚清曹州知府赵新的《杂咏牡丹》组诗就是代表作，这组诗描述了姚黄、魏紫、豆绿、墨魁、冰清、梨花雪、一品朱衣、葛巾紫、红巾、掌花案、瑶池春、花牡丹等十二种名品的形貌特征，其谱录意义重大。
清代学者顾嗣立《曹县》一诗和刘大绅《牡丹行》一诗，同样具有花谱和花史意义。其中，顾嗣立在诗中更是点明了当时牡丹种植的中心已经由洛阳转到曹州：“牡丹数洛阳，花谱佳名富。迩来地气迁，曹南为独秀。”
地方志中多牡丹
明清曹州牡丹的广泛兴盛，也与文人著书立说、撰文修志大有关系。其中最为出名的是清代小说家蒲松龄，他在志怪小说《聊斋志异》卷十葛巾篇中，就记述了曹州牡丹仙女葛巾、玉版远嫁洛阳的故事，实则写的就是葛巾和玉版两种罕见的牡丹品种，只不过将其神化了而已，这为曹州牡丹声名远扬出了大力。
曹州牡丹早期缺乏文献记载，到了明代嘉靖、万历年间之后，曹州牡丹培育、种植、销售繁荣起来，文人雅赏牡丹，并作文修志以记之的日渐增多。
明代官员谢肇淛的《五杂俎》记载了万历年间曹州牡丹的普及程度，描述当地花农像种菜一样种植牡丹，“濮州、曹南一路，百里之中，香气迎鼻，盖家家圃畦中俱植之，若蔬菜然。”他称，当时曹州一士族的牡丹园“可五十亩，花遍其中，亭榭之外，几无尺寸隙地，一望云锦，五色目”。
曹州牡丹也使得地方官员引以为傲。明代万历年间曹州兖西道佥事胡廷宴专门撰写《兖西道公署园亭记》一文，对曹州牡丹大加赞赏：“曹故饶于牡丹。诸亲友觅曹南土物，吾即夸牡丹之繁，园亭之盛。”
明清一些地方志也对曹州牡丹多有记载，明万历年间《兖州府志》记载：“曹州唯士人好种花树牡丹，红药之属，以数十百种。”
清康熙《兖州府曹县志》中记载更为详尽：“尝考洛阳《牡丹谱》及欧阳文正公《牡丹谱》，不逮《亳州谱》远矣。彼时已有六七百种，分五色，排次序。至于今，亳州寂寥，而盛事悉归曹州。县距州仅百里，当昔盛时，而姻亲往还，童仆联络，故佳艳时，获怡赏，亦重价多相购置。李悦心诗云：‘生憎南亩课桑麻，深坐花亭细较花。闻道牡丹新种出，万钱索买小红芽。’盖实录云。”
这表明作者认真考证过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谱》以及其他洛阳《牡丹谱》，他认为，这些都没有薛凤翔的《亳州牡丹史》记录详尽。亳州牡丹盛时，已经有六七百种牡丹，到了康熙年间，亳州牡丹花事渐渐消歇，曹州牡丹则日益天下闻名。通过该志的记述，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清代初年，天下牡丹盛事已经悉归曹州了。
有了大批明清文人雅士赋诗、作谱、撰文的加持，曹州牡丹被捧红起来。据清代曹州任、书法家毛同苌《毛氏牡丹花谱·弁言》记载，当时曹州牡丹已经行销全国，“北至燕冀，南至闽粤，东则沿海一带，普遍苏杭等处，南洋群岛，贩运几遍中国。”清光绪《菏泽县志》则记载，曹州人已经靠种植牡丹发家致富：“牡丹、芍药多至百余种，土人植之，动辄数十百亩，利厚于五谷。”有了这样红火的局面，明清文人雅士的居功至伟，不能忽视。
（本文作者为枣庄市台儿庄区融媒体中心编审委员会编审、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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