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生长于农村的“80后”，教育社会学学者谢爱磊曾在世纪交替之际，凭借做题改变命运，而“出身”二字犹如烙印，一直塑造着他，并在冥冥之中引导着他的人生轨迹。如今，世纪初的社会流动大潮渐渐远去，两代“小镇做题家”的命运，有着何等的相似与不同？面对逐渐弥合的社会缝隙，精英高校的农村学子将面临哪些挑战，又将经历怎样的挣扎与蜕变？在新书《小镇做题家：出身、心态与象牙塔》中，谢爱磊给出了自己的观察、研究与思考。
谢爱磊 著
北京贝贝特｜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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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00个样本
近几年，“小镇做题家”一词风靡全网。公众普遍将其理解为：出身于农村或小城镇，埋头苦读，擅长应试，高考进入一流高校，但缺乏一定视野和社会资源的贫寒学子。这一称呼蕴含的无奈与自嘲的情绪，引发了大量年轻学子的共鸣，甚至有人感叹：“我们都是小镇做题家。”
对于进入精英高校的农村和小镇学生，不少新闻报道突出这一群体面临的学业问题，如沉迷游戏、挂科退学甚至自杀；以及经济问题，如生活开销压力。而这是否是故事的全貌？怀着这个疑问，学者谢爱磊将目光投向步入精英高校的农村与小镇青年。
在书中，谢爱磊给“小镇做题家”都加上了双引号，因为他认为，“小镇做题家”或多或少地带了反思、协商和反击的成分。谢爱磊不主张将“小镇做题家”看作一种客观的能力叙述（只会做题），又或者一种客观的绝对的生活状态（没有物质资源和社会网络）。“小镇做题家”也并不喻示注定更糟糕的人生结果，毕竟大学是一段人生征程的结束，也是下一段人生征程的开始。
谢爱磊初次见到吴悦，是在上海某大学的一间自习室里。吴悦略显拘谨，说自己不善言谈。但当对话渐入佳境，她又变得很开心，并对自己能通过努力进入一所全国一流大学倍感骄傲。随后，谢爱磊试探着问吴悦，会不会“经济上有些紧张”，她回答说“不会”，因为除了大学提供的各类奖学金、助学金外，“还有其他钱”。吴悦出生的广东省西部，宗亲观念浓厚，“当初考上名校，家乡那边给了数万元奖励”，这些钱让她“不用打工挣钱，出去消费都没有什么问题”。
这多少有点让谢爱磊感到惊讶。因为和同期的很多研究一样，在访谈工作开始前，谢爱磊会假设像吴悦这样的农村与小镇学生，在经济上会面临较大压力。但在完成对吴悦和后来其他相似背景学生的访谈后，谢爱磊才发现，他们的故事和自己预想的不太一样。例如，在交谈时，吴悦说自己主要的问题并非经济问题，而是存在于社交方面。两人最近的一次交谈，已经是吴悦毕业后。当时，她在深圳一家科技公司入职一年多，后来因为不太喜欢公司的文化又跳槽到另一家。这一次，吴悦显然已经更加健谈，但仍然告诉谢爱磊，自己“不善社交”，与同事相处或聚会，总有难以名状的隔膜，融入有点困难，还问谢爱磊的研究对象“是不是都有这种情况”。
自2013年开始，谢爱磊在上海、广州、武汉和南京的四所“双一流”高校，选择了近2000名学生开展追踪研究。包括吴悦在内，这些学生中有近２８％来自农村和小镇，他们凭借优异的成绩进入精英大学，大多数逐渐适应了大学的学习和生活，最终在城市找到一席之地，并成就自身的励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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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文化边界
不过，励志故事并非全貌。初入大学时，他们大多因家庭出身以及社交能力方面的不足，而出现适应受阻的情况，情绪上往往有不同程度的煎熬，轻者“不适”，中等者“迷茫”，重者则觉得“抑郁”。谢爱磊直言，“出身卑微”就像是“苦役犯”这张名片之于雨果小说《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时常让“小镇做题家”在精英环境中进退维谷。
吴悦的经历并非个例。尽管面临诸多学业和生活方面的挑战，这些农村和小镇青年，大体能够保持和城市籍学生相当的学业水准。时常让他们觉得有些难以招架的，是在大学的“社会适应”。
比如在接受访谈的数年间，大学生周深反复提及自己社交能力一般，“和人合作不来”“朋友圈很小”，觉得自己大学的生活“不完整”。谢爱磊调查的近2000名学生，大一参加各类型学生组织的比例和大二成为学生干部的比例，都明显低于城市籍学生；在学生会等半官方学生组织的参与方面，则低于城市籍学生14个百分点。他们往往不轻易报名，因为觉得自己“没有能力胜任相关的工作”，或者“没有城市的同学那么自信”。
谢爱磊强调，“小镇做题家”并非被动接受的标签，而是这些学生自己的主观建构。在研究中他发现，这个词之所以能引起农村和小镇学生的共鸣，是因为它表达了一种自我嘲讽，说明“做题家”们已经厌倦单靠学业来实现救赎。谢爱磊直言，“改造自己”显然是一项更为全面和宏大的人生工程。
2014年，在武汉一所名校学习的吴超接受访谈时告诉谢爱磊，学业之外，休闲、娱乐、交往以及在城市场景中能够大方得体，都是这项工程不可或缺的环节。同校的学生李哲也告诉谢爱磊，让她觉得开始变成城市这个陌生世界一员的仪式，是自己试着去逛公园、旅游，试着欣赏这个新世界，而这些都不是自己曾经的生活常态。
这些仪式往往宣告，跨越社会阶层者进入了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新世界。问题是，并非所有人都能相对顺利地融入新环境。谢爱磊研究的农村和小镇青年，经常在访谈时提及“觉得自身的社会能力不足”，在新的环境中难以自洽。由于不知如何经营自己的大学课余生活，上海某大学的李一同学在访谈时说，他时常觉得自己的大学生活有所欠缺，因此，寄情于学业是不少农村和小镇学生的选择。
农村籍学生在探索社会生活领域时，产生的特殊生存心态与实践困境，与一些结构性因素有关。谢爱磊尤为关注的，是他们迈进精英大学后需要跨越的那道文化边界。文化边界的特殊性主要体现为具有双重结构：一方面，它是家庭和精英大学的文化边界；另一方面，它是高中和精英大学的文化边界。
高等教育机构常被视作精英阶层的“守门人”。当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学生进入高等教育机构时，可能会经历较差的情绪体验，例如容易有压力感、意志消沉，在陌生的大学环境中难有归属感。《小镇做题家》指出，脱离一种地位文化并进入另一种地位文化，意味着思想和行动，甚至身体的调适。农村和小镇青年持续的内心冲突，往往是地位文化的二元分裂和身份认同缺失所带来的结果。
从某种意义上看，“做题家”是阶层跨越者的一种独特探索，包含了一些新奇、迷茫和无力。它又是一种对人生成长经历的反思，是处于社会流动中的农村和小镇青年，对既有社会结构和自身社会化过程以及教育经历的反身性思考，而这正蕴含了改变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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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如何更公平
近年来，大学生群体涌现的一些现象日益受到社会关注，诸如：学生学习趋于目标导向，过于追求高绩点，过于注重逻辑和能力导致知识的空洞化，无法建立亲密关系，对世界麻木无感……这些现象困扰着一些高校师生，也反映出当下教育面临的现实问题，值得深思和解读。
谢爱磊充分肯定“小镇做题家”向上社会流动的积极意义，但同时又指出，倘若只从经济或职业维度描述社会流动，则有可能使社会流动本身的意义狭隘化。在他看来，关注农村籍学生在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主观体验和其背后的社会结构成因，有助于更好地推进高等教育的公平。
正如社会学家史蒂文·布林特提到的，虽然在当代社会关于怎么办大学已有多重想象，但其典型含义依然是：为十八岁以上的青年人提供有意义的人生经验。它有物理依托，即校园环境，更有社会依托，即教授和学生面对面的互动。正是这双重依托带给学生智力成长和个人发展。学生不仅要去教室、实验室和图书馆学习，还要通过参与类似学生组织、积极社交等社会活动的机会发展自己。
大学教育的目的不只是简单地指向就业，还要让所有学生都能够发现自己，发展兴趣，获得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获得思考力、行动力，为他们持续地探索人生打下基础。布林特还提到，大学教育发挥作用的前提，当然是学生都有动机和精神力去探索大学环境。正如《小镇做题家》所揭示的，动机和精神力有其社会结构和文化内涵，带着不一样的生存心态探索大学环境，自然会有不同的探索结果。因此，改变势在必行。
首先，持续扩容。要继续推进更多农村籍学生进入高等教育机构。当高等教育机构中有着大量拥有相似流动轨迹的人，流动中的个体才可能较少需要应付各类社会压力和心理压力。
其次，文化增益。可以通过有针对性的入学教育等形式，帮助农村籍学生了解高校的文化内核，让他们克服参与重要类型学生组织、学校各类活动的文化障碍。《小镇做题家》认为，文化资本的积累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农村学校，除正规的学科教学课程外，可以考虑开设兴趣班，为农村孩子培养个人才艺创造机会。同时，要推动城乡文化资源的供给平衡，为普通农村籍学生创造接触图书馆、文化馆、科技馆等文化资源的机会。
最后，文化赋能。地位文化的高低等级关系，是阶层跨越者心理和感情代价的重要来源。长期以来，乡村被赋予了落后、贫弱等更为负面的文化内涵，这种观念的逐步消解，对于改变农村籍学生能力的自我认知至关重要。谢爱磊表示，既要肯定作为文化机构的大学，在传递主流价值观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要认识和研究乡村文化与价值观在大学中的地位，及其对农村籍学生教育体验的影响，赋予乡村以正面的文化含义。
谢爱磊想告诉大家：“不要被这个时代的节奏牵着走，不要用单一的成功学标准衡量自己，觉得一定是怎么样才是成功，一定是怎么样才是失败。在宏观的历史背景当中，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这些学生的反身性指向，可能就会有一些可能的社会工程，恰恰可以促成一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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