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尔均深情回忆七伯周恩来：圣洁的爱情，世人的楷模_

1964年10月，周恩来是在接见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职员时，宣布了原子弹爆炸的消息，当时现场掌声雷动。上文提到的周巍峙，正是《东方红》的总指挥之一

灼见（ID：penetratingview）

伯伯从来最喜欢同群众一起，但又最不愿扰民，最反对张扬。

作为20世纪有着重大国际影响的巨人，周恩来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一颗璀璨巨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不朽旗帜”。“周恩来”这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永远深深铭刻在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的心中。

周恩来的侄儿周尔均在《百年不了情：我与伯父周恩来相处的日子》一书中，生动真实地记叙了周恩来一些鲜为人知的人生侧面和工作情景。本书还对周恩来家族史及其他有关史实进行了考证和梳理，大多未曾发表，弥足珍贵，丰富了对周恩来的研究。周恩来精神将凝聚照耀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历史精神脉络、不忘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

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群众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七伯就说过：不怕战争失利，就怕战争失了民心。

1943年，四十五岁的七伯写下了《我的修养要则》，其中第六条写道：“ 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

七伯同我的谈话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 群众” 这两个字。他反复叮嘱我：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关心群众利益，要向群众学习，要爱护各兄弟民族群众，好事要先尽着群众，不能脱离群众，等等。

七妈在我入党时写给我的亲笔信中，突出地强调了：“你必须注意密切的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向群众学习，从而你才能更好的为人民群众服务。”

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困难时期，有一回在西花厅，七妈送给我和在军一个花生米罐头，说给孩子解馋。正巧被进屋的七伯看到了。七伯说：“现在群众生活困难，花生米罐头不要给孩子，留下换外汇，改善老百姓生活。”七妈解释：“这是出口苏联检验不合格给退回来的。”七伯这才点头作罢。在西花厅，我俩不时陪七伯、七妈散步。有时，七伯不让卫士跟随，同我们一起出后门，走进北海桥边人群中。安全起见，我俩有意遮挡一下，他不让。七伯感到在群众中很自在，很愉快。

七伯热爱文艺，他时常自己到剧场看戏，对他来说，这既是工作，又是休息，还能置身群众之中。每次，他都是自己花钱买票，从不给剧场或有关部门打招呼。他交代卫士，不要告诉剧场是他来看戏，位置要和观众挨着，不准特殊安排，并且要等演出开始、灯光熄灭后进场，结束前几分钟离开，以免妨碍他人。伯伯从来最喜欢同群众一起，但又最不愿扰民，最反对张扬。

关爱和尊重少数民族

七伯关爱与尊重少数民族，不仅因为他是国家总理，是职责所在，更是出于他对各兄弟民族怀有炽热的情感，也是他高尚的人格修养的自然流露。

我们看到，七伯在云南西双版纳泼水节上留下的镜头：他与傣族同胞互相追逐、嬉笑泼水，浑身上下都湿透了，笑得好开心啊！那是1961 年七伯在西双版纳的一次美好经历。卫士长成元功回来后告诉我俩，七伯说他在那里“度过了最高兴的一天”。他形容傣族的服装“头无顶，衣无领，鞋无帮，裤无裆，很有特色”，说在这方面“少数民族比汉族进步，穿得比我们好看”。七伯仔细了解了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听说有些地区还很落后、少数民族群众害怕汉族时，心情十分沉重，批评当地领导：“是我们的祖先把他们赶到了不毛之地，今天我们要替祖先赎罪。要在群众中进行广泛深入的教育，反对历史遗留下来的大汉族主义，从人力物力和财力上，从政策的优惠上，扶持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如果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得不到发展，群众生活得不到改善，就谈不上真正的平等。”

七伯还认为，我国的少数民族服饰鲜艳，能歌善舞，他们居住的地方虽然多属穷乡僻壤，却是没有开发过的处女地，河川秀丽、天然浑成，是难得的旅游盛景。他嘱咐担任电视文艺导演的在军，要把镜头对准少数民族地区，既要重视表现具有民族特色的音乐歌舞，也要重视介绍当地的风土人情和独特风光。

廉洁自律，伙食标准要同群众一样

廉洁自律的七伯、七妈，在三年困难时期对自身要求格外严格。西花厅的基本食材就是白菜、豆角、豆腐等，其中不少是七妈的劳动成果。主食中增加了红薯干，七伯说：河北上交公粮中红薯干比例很大，调剂给各地一些，顶粮票用。

有一次，七伯从杭州开会回来，吃饭时见有南方的蔬菜，他把卫士长成元功叫来，问这道菜是从哪里来的。元功说：回京时市交际处送了筐蔬菜，他谢绝了，飞机起飞前才发现后舱装了两筐菜。交际处的同志向他解释，这不是送给总理，是送给中央领导同志的，附有发票，到时候付钱就是了。元功不得不带回上交给管理局，局里把菜分给各位首长，都收了钱，其中也有总理的一份，钱已照付了。七伯听后十分生气，严厉批评成元功“自作主张”。“付了钱也不行。”他责问元功，“这样的菜北京老百姓能不能吃得到？”元功回答：“吃不到。”七伯说：“我能吃到，群众吃不到，他们会怎么想？”“自己定的规矩自己不遵守，让下面遵守，让别人遵守，这不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这和国民党有什么区别？”那天，七伯放下筷子，饭也没有吃。

这期间，七伯去外地出差，特地嘱咐成元功向地方交代：伙食标准必须同群众一样，不准吃肉，不准吃蛋，不准吃油炸的东西，油炸的东西耗油。元功告诉我，伯伯冒着暑热到上钢一厂和三厂调研，穿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在火热的炼钢炉旁同钢铁工人长时间交谈；爬上吊车，同司机一起升空，亲切询问；到幼儿园、食堂问候老师、孩子们和炊事员，详细了解生活情况，亲自做笔记。厂里为他准备了晚餐，七伯没去，自己到食堂要了副碗筷排队买饭，工人们让他先买，七伯笑着谢绝了。排到他跟前，花五分钱买了个白菜，二分钱买了个馒头，一分钱买了碗汤，跟工人一起边吃边谈，七伯吃得很开心。

对待金钱的态度

七伯同我们侄儿辈讲家史时，不止一次地提到，当年我们的七祖母（七伯生母万冬儿）为中彩票遭遇的种种烦恼，最终导致人财俱殁，九岁的他不得已苦苦操持破败家务的辛酸过去。正因为如此，七伯在自己的生活中从来远离金钱，他和七妈把工资交给卫士长管理，除生活必需的开支外，用于资助有困难的身边工作人员和亲属，其余全部作为党费上交。

成元功告诉我：“总理经常在各部门讲话或作报告，有很多次是在报刊上发表的，但总理从来不让收稿费。就有那么一次，好像是在一次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事后报社给寄来了一笔稿费，有位同志收下了，存进银行。过了几年以后，那位同志把钱交到了总理处，总理指示将款全部退回。可是已经过了好几年，机构已经变动了，无处可退，大家为难了。还是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出了个主意，说，这样吧，就作为咱们办公室的文体活动经费，以后就用这笔钱买了一些文化用品和体育器材作为公用。”

七伯的卫士、后来任七妈警卫秘书的高振普，把他保存的最后一份工资单送给我们举办的“缅怀周总理珍品展”展出。他说：“周总理的工资每月人民币400元8角，邓大姐的工资每月347元5角。从1958 年到1976年，两人工资共16万多元。其中近5万元补助亲属和工作人员。邓大姐说：这样做，既解决了他们的实际困难，也给国家减轻了负担。另外决定，多余部分，凡够5000元就交党费。周总理1976年去世时，两人总共积蓄5100元，所余积蓄都交了党费。”

这就是七伯、七妈对待金钱的态度。

七伯在同我俩交谈时笑着说：“陈毅同志把他写的一首《七古·手莫伸》送给我，让我提意见。这首诗的前几句给我印象深刻：‘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和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写得好！”

圣洁的爱情，世人的楷模

七伯、七妈既是做人的楷模，也是恋爱和婚姻的典范。抗战期间，他们在“红岩”南方局青年夫妇的婚礼上，多次应大家要求，介绍他俩恩爱夫妻多年的宝贵经验，作为赠送新婚夫妇的礼物。谈话内容最终归纳成“八互”：“互爱、互敬、互勉、互慰、互让、互谅、互助、互学”。这“八互”，是事关恋爱和婚姻大事的一份珍贵教材。在这方面，七妈为我们做出了最好的榜样。

长征过草地时，七伯患了重病，随休养连行动、身在远处的七妈，急忙赶来照顾，途中陷入了沼泽，半个身子埋在泥里，幸好被后面来人救出。她精心照顾昏迷中的伯伯，把他身着背心里的虱子一个个拣出来，一共挤死了一百七十多个虱子，双手指甲都被染红了。伯伯醒来才发现七妈在身旁，一下子安心多了，病也慢慢好了。

七妈与七伯情深意笃，爱意深沉。回想1946年在上海他俩到东照里住处看我，从汽车里下来，走过一条长长的弄堂，两人手牵着手，一个英俊潇洒，一个清秀端庄，引起过往人们注目。我心里暗暗骄傲，七伯、七妈就像是一对神仙伴侣。

在西花厅，有次七妈当着七伯的面对我俩说：“你伯伯每天要工作到凌晨。我身体不好，只能按正常时间作息。常常我起床时，你伯伯刚要休息。匆匆见上一面，说上三两句话，互相间也是一种安慰。”七伯回应说：“是啊！你七妈体弱多病，为了照顾我的习惯，常常影响她休息。”他俩说话时充满了爱意，洋溢着幸福的感受。何谦秘书还告诉我，在重庆曾家岩，七伯和七妈住在几平方米的阁楼里，七伯外出工作回来得晚，怕吵醒七妈，每次上楼前都要把皮鞋脱下拎在手里，光着脚走进房间。在西花厅还是这样，七伯从正门进卧室要经过七妈住的房间，他晚间办完公事回房，都从后门绕着走，久而久之，这条路被大家称为“周恩来小道”。

不过我回忆，我俩在西花厅就餐一般是在午间，七伯、七妈大多同时在座。想来，他俩一定主动调整自身的作息时间，争取两人既能在一起，又能与晚辈一道吃顿饭。这也可以看出，他俩心心相印，难舍难离。

七伯和七妈之间的爱情，有如他俩喜爱的西花厅年年盛开的海棠花，岁月轮回，依然美得让人落泪。在这世界上，没有比他俩信仰更坚定的生命的种籽，也没有比他俩的深爱更强大的力量。

为崇高誓言奉献全部心血与生命

我曾经有一个疑问：根据现有资料，七伯在1972年5月就已经发现尿里有癌细胞，1973年3月检查确认为膀胱癌，1974年6月做了第一次膀胱部分切除手术。也就是说，从发现癌细胞、确认膀胱癌到进行第一次手术，历经了两年时间。为什么手术做得这样晚呢？

带着这个问题，1997年，我向曾担任七伯保健工作的卞志强大夫请教，他的回答是：“小平同志告诉我们：‘请求了，保守治疗。’这时我们都哭了。”

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我不清楚。当时也可能还有许多复杂的因素招致最终不治的后果。他在病重时说：“既然把我推上了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七伯用他全部心血与生命，实践了自己的崇高誓言。

七伯逝世后我才得知，他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做了大小13次手术，几乎平均40天就要动一次手术。在这期间，他除了批阅、处理文件，还同他人谈话216 次，会见外宾63批，在医院召开会议20次，出院开会20次，外出看望或找人谈话7 次。他仿佛是一台为人民工作永不停歇的“永动机”。

但是，世界上并没有“永动机”。七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所面临的痛苦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总理叫我进去，说实在太痛了，我能不能哼一哼。听到这里，我的眼泪都掉出来了。我说，总理，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说完了，他还是没哼哼。”用坚强意志对抗病魔的伯伯，最终把自己的体重耗到了只剩下30.5公斤。

这就是我们在最终告别时见到的七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