珞珈山又下起了雨。
虽然已经完成了最大覆盖范围的核酸检测，但是武汉依旧在举办大型活动上很是小心。
6月20日，2020年的武汉大学毕业典礼在山下操场举办。用校长窦贤康的话说，这次毕业典礼的举办克服了重重困难，只不过是希望让这一届毕业生少留遗憾。
按照官方的说法，今年武汉大学的毕业典礼“线上为主、线下为辅”，严格控制在场的人数。被允许到现场观礼的毕业生仅有660人，校方甚至在典礼现场安排了救护车。
李凌是今年武大13938名毕业生中的一员，八年在校生活，没有参加毕业典礼，成为他永久的遗憾。
新冠带给他的遗憾，远不止于此。
但李凌总算有了一个暂时的归宿。与他相比，考研的汪辰，前途还很不明朗。
以下，为李凌和汪辰的口述。
规培时感染新冠的我
经历了最艰难的春招
我叫李凌，今年从武汉大学毕业，读的是八年制的临床硕士。
如果没有疫情，我应该会出现在毕业典礼上，在雨中最后和珞珈山说再见。学校当时给了毕业生四天的时间收拾东西，这期间不能离开学校。因为端午后就要去深圳入职了，剩下几天我借住在武汉的朋友家，我就是在朋友家在线观礼的。
我是2012年入学的，2015年国家对临床硕士学制改革的时候我大四，当时的方案是，可以按照原来的学制七年毕业，也可以选择“5+3”的模式，八年毕业。我选了后者，因为毕业时“四证合一”，就相当于完成了规培，这样比七年制毕业后再去工作单位少规培一年。
我和武汉医疗系统里的大部分人一样，在2020年刚开年就知道武汉出现了一种类似于SARS的病毒型肺炎。大家很警惕，不少同学请了假提前回家。
研究生期间我选了儿科作为专业，读研的三年基本上都是在医院科室度过的。连着两年的除夕和大年初一，我都在科室值班，已经习惯了。
我选择留在了武汉，说实话当时也没想到病毒传染性会这么强。今年除夕和初一两天我被排了班，连续值了48个小时。
那个时候，疫情已经很严重了，确诊人数不断上升，武汉几个定点医院的发热门诊排着长长的队。我所在的医院是武汉这次抗疫的主力。疫情不断加重，医院的防护措施也不断升级：从基本没有防护效果的普通口罩，到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再后来会做一些面部防护，但N95当时是很匮乏的。
住院病人的家属们多少能察觉到医院在防护上的变化，以及确诊人数的不断上升，他们也开始不安，会在就诊的时候注意防护。我在科室坐班，把门关着，算是一个信号，请各位家属尽量减少病房间的走动，避免交叉感染。但还是有的家属来看病或者是问病情，不敲门直接冲进来。后来，我跟自己的病区家属说，大家还是得先敲门，有问题我会去病房解决，这也是为了患者和家属的健康。
我是大年初六那天发现自己被感染的，下班回宿舍之后我出现了典型的症状：干咳、乏力、低热。一年前，基本上同一个时间我也得了肺炎，但是这一次发热不明显，乏力更明显。
我先后去做了两次核酸检测，也拍了ＣＴ。尽管两次核酸结果都是阴性，但是胸部的CT却有新冠肺炎的影像表现。我发病夹在国家发布第二版和第三版诊疗方案之间，那时候新冠肺炎的确诊还是以核酸为准，我就不能算是确诊病例，尽管我有非常明确的暴露史。
当时武汉已经停摆了，政府规定私家机动车不能上路。我的宿舍就我一个人，当时比较担心的就是一日三餐怎么吃。我当时的症状不是很重，我采取了自我隔离的方式，避免传染给别人。
好在学校帮我解决了吃饭问题，安排了专人每天给我送饭：饭放到宿舍门口就走，一天送两次，送了两个月。我到现在都不知道给我送饭的老师是谁、是男是女，长什么样，我还挺想对这位老师当面说声谢谢！
因为呼吸道疾病是儿科多发病，我对肺炎算是熟悉。这次的疫情，说到底还是一个因传染性很强的病毒所引发的肺炎，凭借我们现在的科学技术是可以战胜它。我当时的想法是，边吃药边观察，如果有情况就再采取其他措施，好在几天症状就消失了。
武汉解封前，我们去医院进行的常规规培暂停了，换了种形式，学校给我们安排了在线课程。现在的说法是，毕业后，还需要回武汉参加一个线下考试，才算是完成了规培。
我从很久之前就开始谋划应聘的事，一开始的计划是想留在我规培的科室，一开始机会不小。但是中间出了一些问题，我从去年年底就知道可能留不下了。但这期间就没有太看别的机会。
计划赶不上变化，我就只能从头开始，给一些公立医院投简历。紧接着就赶上疫情，这段时间就像是停滞了一样，之前投出去的简历像是一块石子投进大海，区别是连一点波纹都没有泛起来。
一般来说，三四月份用人单位会进行第二轮校招，也就是春招。今年最难的就是，公立医院的春招基本停摆了。
这主要是医院真没什么心思校招，尤其是一些大的三甲医院都忙着抗疫，招人只能往后拖，甚至直接取消。
更重要的是，今年医院从收入上来说挺困难的，没病人就没收入。虽然现在已经逐渐恢复了基本的诊疗秩序，但就诊量比之前差远了。包括老年人，很多知道自己是易感人群，也会减少看病的频次，更别提年轻人了。
那段日子挺焦虑，每天早上醒来，枕头上都是我掉的头发。我陷入了反复的自我怀疑，因为只有一个人在宿舍，就更容易胡思乱想。我也不知道是外部环境的问题，还是我自己的问题。我相信那段时间很多人都是这样的状态。
我当时主动联系了去年冬天投过简历的一家深圳的三甲医院。但凡有点希望，我都要试一试。他们又重新评估了我的简历，联系我说可以继续面试。因为没办法去深圳，武汉还是封城状态，解封之后也不能任意出城，还是要层层审批，所以院方就安排我在线面试。一轮轮面下来，我拿到了这个工作机会，这个艰难的毕业季算是告一段落了。
到现在我都很难想象，我要是没主动去联系这家医院，会发生什么？我还能找到工作吗？
深圳的分级诊疗做得很好，基本上就是按照各个区块划分核心医院。政府每次想重点发展一个区域也都会提前做好医院这些配套。还有一点，深圳没有特别好的医学院，就区域而言人才供不应求。所以我才能在招聘基本停摆的情况下在深圳找到这个工作。
疫情也对升学产生了影响，我身边不少选同学选择了继续深造。但是，今年我们班所有选择在国内读博的同学都留在了本校，这是往年不曾出现过的事情。
和留在国内的同学相比，选择出国的同学遇到了更大的困难。我的一位同学拿到了欧洲一所学校的录取函。谁知道，没多久欧洲疫情就爆发了，后来学校那边说只能延迟一年入学。这一年不知道他怎么办。
差一分被华西录取的我决定二战
我叫汪辰，今年从南昌大学江西医学院毕业，我读的临床医学，五年制。南昌大学有江西省最好的医学院，附属的两家医院也是江西省内最好的，所以高考分数不低。
五年毕业的本科生，想进个三级医院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在本科毕业后选择读研是一个规定动作。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水涨船高。
我从进到这所大学就决定要读研。而且力争要读个更好的。保研时，我的成绩不行，只能参加统一的招生考试。我最后决定考华西。当时已经是2019年的夏天了，按照惯例，我也要轮换科室大实习。因为决定要考研，我选择了一个相对没那么忙的医院，为的就是能有更多时间复习。
出分之前，正是赶上了全国抗疫最艰难的时候。因为自己未来也想成为一名医生，所以时时刻刻关注着，还挺感同身受的，感觉在见证自己未来要亲历的事情一样。这期间情绪也有波动，对我来说一个触动比较大的事情，就是医院在一线医生认定上的“摇摆”，这其实涉及到最基本的医生待遇问题。
当时是三月份曝出来，有的医院根据相关要求，把已经下发的抗疫补贴又要回去了。我当时觉得挺愤怒的，觉得怎么可以这样？
现在想起来，还是有点遗憾，我离华西就差了一分。
因为疫情的影响，今年研究生的招生总体上延后了不少，一定程度上是完全打乱了。往年，有的学校动作快，会在春节年前公布考研成绩，再往下就是公布国家线和自主划线学校的分数线，算上面试、录取，基本上四月也都结束了。而今年，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学校的最终录取名单没公布。
今年就是全靠猜，到底是哪天，谁也不知道。说不焦虑是假的，这种命运被外力掌控着的感觉不是很好。
川大真正公布成绩是2月20号，我的成绩是364。这个成绩很尴尬。因为去年川大临床医学硕士的分数线是355，如果分数线上涨10分的话，我就和华西无缘了。
五天之后，国家出了政策说今年的研究生要扩招。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在疫情下如果考研失败再去找工作，成功的可能性很低。
4月14号公布国家线，医学类普遍降了五分，不管是学硕还是专硕。但是这个分数线，对我这样考985的同学来说没什么意义，因为基本上能数得上的医学院大多是自主划线。
一天后川大公布的临床医学硕士分数线，还就真的涨了整整10分。怎么说呢，命运弄人，我从哪找不出这一分？
复旦的临床医学涨了15分、北大也涨了20分，扩招对于顶级的医学院来说可能……基本上是那些不那么优秀的高校在扩招。
当时对我来说，有三个选择：找工作、调剂到其他学校、再考一年。我感觉我的同学大部分都选择了调剂。
现在考研成功叫“上岸”，这其实很准确地描述了考研的过程：一个人慢慢从水里向岸边游，游不上就一直在水里泡着。
今年正好赶上疫情扩招，很有可能调剂成功的。当然，大概率就是去读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专业或者是不理想的学校。今年年景也不太好，既然能走，大家就不追梦了，直接走了。
我的选择是二战，我没想那么多，家里人也还算支持。其实考研这件事，专业课大家都差不了多少，反而是英语和政治决定了大家的成绩。我英文一直以来不错，这可能也是我决定二战的原因。
从我来说，执着于顶尖院校，是因为未来很想去国外读个博士，然后留在国外做医生，国外的执业环境还是更好一些。想申请到国外的博士资格，有一个国内一线院校的硕士文凭是基本条件。
当然，现在想这些事情太早了，我还是得先把研究生考下来。经济压力、疫情变化，未来还有很多不可知的因素，但是人还是要有念想，不然怎么支撑自己走下去？
文中李凌、汪辰为化名。
来源：健康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