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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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5岁的张伟（化名），在四川药店圈算是位业界老人，其所经营的药店曾颇有点地头蛇的味道。即便是一心堂、老百姓这些上市连锁药店进驻当地，在选址上都要对张伟的店铺“退避三舍”。
原本生活过得很滋润的他，却在两年前做了一个令同行颇为不解的决定。2017年，张伟在绵阳开了一家DTP（中文简称“直接面向病人”）药房。
“直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这到底是对是错。”张伟对自己的这个决定显得颇不自信。
张伟疑虑重重的背后，其实与处方外流的现实处境有极大关系。
DTP，是英文名Direct to Patient的缩写，DTP药房就是直接面向患者，提供更有价值的专业服务的药房。患者在医院开取处方后，药房根据处方以患者或家属指定的时间和地点送药上门，并且关心和追踪患者的用药进展，提供用药咨询等专业服务。DTP药房也被称为高值新特药直送平台。
“DTP药房生存的基本逻辑就是处方的争夺，如果处方一直停留在医院内，那么DTP药房就没有了存在意义，如果处方能够外流，DTP药房的价值就会立竿见影。”
曾担任多个大型连锁药店顾问的张楚文（化名）告诉无冕财经（ID：wumiancaijing）特约研究员，DTP药房只是一个商业模式的转化形式，真正能够搅动市场的是处方外流，“处方外流是新医改的核心内容，很多人都寄望于此，分一杯羹。”
2016-2018年间，多个政策文件中，均有提及处方外流。如今，已有广东、江苏、浙江、四川、山东、辽宁、福建等18个省份出台政策落地文件，积极布局“互联网＋医疗”，推动处方外流。
有媒体预测，若是处方外流真的全面铺开，预计将有6000万元的红利“蛋糕”砸向零售终端。
▲国内部分DTP药房概况，数据来自“动脉网”。
张伟就是瞅准了这个商机，上了DTP药房的车。
“DTP药房的投资不小，要有冷链技术，要配置药学专业人才，选址上还要离医院尽可能近。”连同进货装修，张伟的DTP药房投资将近200万。
“现在也就是勉强收支平衡。”开业两年多，DTP药房并没有实现盈利，按照业界通用的开张一年回本、两年盈利的规则看，张伟的投资不可谓不失败。
事实上，想通过处方外流实现红利转化的，远不止张伟一人。截至今年3月，全国共有11个地区的药店对处方外流跃跃欲试，有些药店甚至明确成为当地处方外流的试点。
无冕财经特约研究员就此对各省的主流药房进行了一番走访，得到的结果却是诸如“不方便谈”、“现在不好说”、“情况你也能想得到”等说辞，至于原因，大家都心照不宣。
“DTP药房就是瞎胡闹。”在张楚文看来，“政策是利好，但要真正落实下来，必然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做前期布局谋划可以，但要总想着先人一手，很可能阴沟翻船。”
顾客与药店被看作是处方外流的最大受益方，但在多方力量的裹挟下，原本的受益方并没有享受到应有的惠利。
福建福州的袁云（化名）是当地一家小有名气的科技公司负责人，其团队正是福州电子处方流转平台的承建方。
“我接触到处方外流也是从做这个项目开始的，了解以后发现确实很方便。”2019年4月，作为福州处方外流工作团队的核心成员，袁云应邀出席了电子处方流传平台的启动仪式，在活动上，袁云第一次体验到了处方外流的便捷。
袁云第二天就把处方外流的消息告诉患有高血压的父亲。一周后，袁老爷子按照袁云的说法体验了一把处方外流，但结果并不如袁云那般顺遂。
▲不同处方外流模式对比，图片来自兴业证券。
“所有的流程都是对的，结果到结账刷医保卡的时候，却显示余额不足。”袁云对这样的结果颇为不解。为此，他还专门投诉到了福州市医保局。
三天后，福州市医保局给出了回复，“目前的电子处方流转平台仅支持医保个人账户。”
袁老爷子购买高血压用药费用约为1500元，在过往的门诊药房可通过医保卡直接支付，费用通过医保统筹账户进行实时报销。
但通过电子处方流转平台进入药店的处方用药支付，目前只能用个人医保账户的费用，虽然福州市人社局在两年前取消了个人医保账户消费限额，但对于袁老爷子这样的慢病患者来说，个人医保账户那点钱始终是杯水车薪。由此看来，袁老爷子在药店消费显示余额不足，也就不足为奇了。
面对这样的结果，袁云只能呵呵一笑，带着父亲去了离家最近的社区医院。
“类似于袁老爷子这样的顾客很多，对政策有所了解的顾客，往往是一声叹息，如果遇到脑子转不过来的顾客，就会觉得我们药店的服务水平不够，甚至破口大骂。”在今年的药交会上，福州一位药店负责人向无冕财经特约研究员大吐苦水，“满载希望而来，带着怨气离开，面对这种严重的伤客状态，药店也是有苦难言。”
相比于全国各地“张伟们”的踌躇迷惘，来自广西梧州的韦超华却实实在在享受到了处方外流的福利。
2017年5月，广西梧州红十字会医院启动全国首家处方信息共享平台，以“梧州模式”落地医药分家。是年11月，广西梧州市卫计委与百洋智能科技易复诊端，共同启动了全市处方信息共享体系的搭建，全市20余家二级及二级以上医院与百余家药店将共同接入处方信息共享平台。
韦超华所供职的梧州百姓大药房，就是梧州市首批处方外流试点，从2017年11月梧州市启动处方信息共享平台建设至今，百姓大药房的7家门店共拿到超5万张电子处方，每家药店日均拿到处方达12张。
但这样的好景并没有持续多久。
▲近年来“医药分开”政策陆续出台。
据一位接近广西壮族自治区医保局的相关人士透露，目前梧州的模式并没有得到官方认同，“按照官方说法是，梧州模式无法明确保障消费者的用药安全，但私下的嘀咕是，区内其它医院对‘梧州模式’嗤之以鼻。”
最直观的看法是，处方外流之所以无法大面积推广，核心原因就在于医院不愿意处方流出。
“医院为什么不愿意流出处方，本质上还是利益驱动不足。”一位曾参与《疫苗管理法》的内部人士告诉无冕财经（ID：wumiancaijing）特约研究员，处方是医院药房实现引流与营收的重要途径，如果把处方流了出去，那么医院药房的盈利模式将会全面崩塌。
但这种崩塌似乎是在预料之中。
自今年年初，全国各地开始要禁止药房托管、院内药房取消的声音，开始在业界蔓延。此后“4+7”带量采购所引发的窜货问题，使得各地医保部门把一年前才在江浙两地实行的“两定”（指医保定点零售药店和医保医疗机构）统一执行医保支付限价方案提上了日程。
“医药分家肯定是大势所趋，但这个过程一定是循序渐进的，如何在保障医药工作者待遇不变的前提，赋予药品销售更为广阔的市场化空间，是目前相关部门颇为棘手的问题。”前述参与《疫苗管理法》相关人士表示，目前的处方外流不可能走得太过激进，“类似‘梧州模式’的处方外流，还无法在全国实现复制。”
开了处方外流口子却不给处方，给了处方却不能刷卡，能刷卡的却不能复制推广……处方外流的未来到底会如何，或许只有时间才能给我们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