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翻案

戈德曼审判

Le Procès Goldman

导演: 塞德里克·康编剧: 纳塔莉·赫茨伯格 / 塞德里克·康主演: 阿里耶·沃索尔特 / 亚瑟·哈拉里 / 斯戴芬·古林-提列 / 尼古拉斯·布赖恩松 / 奥雷利安·肖赛德类型: 剧情 / 历史 / 犯罪制片国家/地区: 法国语言: 法语上映日期: 2023-05-17(戛纳电影节) / 2023-10-13(平遥国际电影展)片长: 115分钟

作者：摇椅

斜杠电影从业者

“不论去到哪里，偏见总是掩盖真相。但是我们提出了合理的怀疑，那是我们的司法制度中非常宝贵的东西。”

——《十二怒汉》（1957）

“法律电影”（legal genre）能否作为一个类型独立存在，长久以来在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议和讨论。一般来说，这样的电影总是会聚焦于一起严重的刑事犯罪，涉及大量的庭审场面，整个司法程序下不同身份与立场（律师、法官、警察、陪审团、原告与被告等）之间将展开话语的较量与博弈，影片将探讨法律与正义的关系，对法律系统的运作与执行提出思考和质疑......然而，所有这些重要元素的呈现却不能使“法律电影”像西部片、歌舞片一样自身构成一种稳定的类型结构（一组主题、空间和人物都十分相似的电影）。

诸如当我们讨论《十二怒汉》（1957）与《控方证人》（1957）这两部经典的“法律电影”时，我们就会注意到两者之间的差异：《控方证人》是一部非常“标准”的法庭情节剧，整个故事空间几乎都发生在法庭上，我们从中看到了律师、法官、被告与原告之间精彩的互搏过程，这部电影证明了法庭作为一个极具戏剧张力的舞台空间拥有无限的潜力；但整部电影的主角却并不是法律与司法程序本身，故事最终落在对人性之复杂的道德描摹之中，法律成为阐述社会问题与道德故事的工具。而《十二怒汉》并不存在法庭的戏份，也没有明面上的律师角色，整部电影围绕评审团之间的辩论展开，整个故事空间发生在陪审团室，从狭隘的角度说，《十二怒汉》或许不能算一部标准的“法庭电影”。然而，我们仍能从这12位陪审员身上看出他们身上承载着经典法庭角色的“变体”——比如亨利·方达所饰的陪审员实际上承担着辩护律师的角色。更不用说，这部电影将对民主与法治关系的探讨推到了绝对高度，使法律成为唯一的主角，这部影片也成为影史上最为著名的探讨法律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的经典之一。

尽管对“法律电影”的类型缺少一个严格的定义，但作为一个宽泛的题材，我们仍能从当下已知的“法律电影”里提取出一个基本的共识：探讨法律与正义的关系。某种程度上说，任何“法律电影”都在寻找一种形式去关注正义的执行。此类电影的一大任务在于去引导观众再思考：什么是正义？道德与法律之间是否存在悖论？法治在民主社会里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近年来，“法律电影”在欧洲焕发出了蓬勃的生命力。在2023年的戛纳电影节上，茹斯汀·特里耶的《坠落的审判》一举夺得金棕榈奖，更是横扫欧美各大电影节奖项；另一部值得关注的“法律电影”《戈德曼审判》作为同年戛纳“导演双周”单元的开幕片（后来本片也入选了平遥电影展首映单元），与前者交相辉映，衬托着当代欧洲文艺创作者对民主社会发展的持续关注与对法治精神的再思考。尤其是后者，对当下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极右势力的崛起提出了历史层面的忧虑与警示。

《戈德曼审判》取材于历史上的真实事件。1969年12月19日，犹太裔极左活动家皮埃尔·戈德曼在勒努瓦大道抢劫，造成了两名药剂师的死亡，他在当年12月被以暗杀罪判处终身监禁。在监狱的五年时间里，戈德曼根据自己的案件写了一本书，名为《一个生在法国的波兰犹太人的模糊记忆》（Souvenirs obscurs d'un juif polonais né en France），该书在1975年出版后在当时的法国知识分子与社会名人间产生了巨大影响力，以至于法庭在1976年4月26日对戈德曼案进行第二次审判，最终，戈德曼在1976年10月被无罪释放。《戈德曼审判》正是对历史上第二次审判过程的一次重现（在此前导演接受的外媒采访中，他也多次提及受到本书的影响）。

在48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回望过去，我们应该以一种怎样的视角与姿态去审视？进一步说，我们的社会和48年前相比，进步了吗？亦或是历史的车轮总是重蹈覆辙，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难以摆脱惊人的相似与悲剧的不断重演？当我们谈论或者拍摄“法律电影”，尤其是一部改编自真实事件的“法律电影”，我们最应该关注和表达的重点是什么？

6月24日，法国电影展映首站在北京拉开序幕，八部新近法国长片和一部短片佳作在大银幕上与观众见面。我们有幸借此机会采访到了《戈德曼审判》的导演塞德里克·康，本次采访也将围绕“法律电影”展开讨论，从导演的创作初衷、设计巧思再到当今法国民主社会长期存在的政治性隐疾，电影是如何发挥着观往以知来的镜鉴作用。

《戈德曼审判》导演塞德里克·康采访

深焦：为什么想到要在当今时代去拍摄七十年代的这个案件？可以谈谈项目的创作初衷吗？

CK：因为戈德曼这个人物很吸引我，他是一个很独特且充满争议性的人物。他很危险，又充满了激情，既招人喜欢，又令人生厌。

我是在创作的过程中才意识到，这部影片不仅是关于人物，同时也关于当时的法国和现在的法国。一开始做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这个项目能容纳如此丰富的内容。

深焦：这部电影中哪些是基于真实审判记录，哪些是您做了艺术加工处理的？您创作时怎么权衡现实与虚构在您电影中的占比？

CK：我们只能够对我们没法求证到的事实去做虚构处理，我们尽可能地基于史实去拍摄。我们犯了一些错误，也承受了这个后果。在影片上映后有一些负面反映（皮埃尔·戈德曼的遗孀在戈德曼被暗杀四十四年后首次出席接受采访，称这部电影中存在不少错误和捏造），但我们的虚构都是建立在忠于事实的这个基础前提之下的。

深焦：在我第一次观看本片时，我以为您会围绕戈德曼案件的整个前因后果展开。但我发现您对这个人并没有交代太多，舍弃掉了他第一次审判以及后续被暗杀的事。为什么选择聚焦在第二次审判？

CK：我感兴趣的其实是他的话语，他说的话。他的人生经历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经历了很多次失败，也没什么很大的成就，真正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的表达方式，是他的话语。而庭审恰好就是最能够体现他话语的情境。

深焦：所以，这完全不是一部人物传记片，而是一部纯正的“法律电影”。

CK：是的，完全不是关于人物传记。这部影片是对庭审的一次分析和解剖，不止是戈德曼自己，他周围的人跟戈德曼一样有趣。这部影片是关于真相的探寻过程，而真相恰恰总是与我们擦肩而过。这一点是特别迷人的。

深焦：您说的这一点恰好与如斯汀·特里耶《坠落的审判》中的主旨不谋而合，你们这两部电影都以法庭为主要空间，都探讨了真相的暧昧与正义的复杂，也刚好是同一年在戛纳进行首映，《戈德曼审判》里律师的饰演者亚瑟·哈拉里恰好是《坠落的审判》的编剧，请问这些都是巧合吗？

CK：分析得很好，还真是个巧合。我当时完全不知道亚瑟·哈拉里还在做《坠落的审判》这个项目。现在别人再问我，如果我当时知道亚瑟·哈拉里还在给《坠落的审判》当编剧，我还会不会用他当演员，我想可能我就不会找他来演这个角色了。

我可能会担心大家在场外做太多这两部片子的比较。但我现在没得选，因为他当时根本没告诉我。

深焦：我了解到，您此前有非常丰富的演员经历，然后才转去做导演；而亚瑟·哈拉里在《坠落的审判》里做编剧，到《戈德曼审判》就当演员了。在法国电影界，各个工种之间频繁跨行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吗？

CK：是的，在法国大家可能都会担任很多不同的工种。但我不做化妆师（笑）。不过也可以试试，或者去做饭当厨师。我挺想把所有行业都试一试的。在拍摄的时候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和责任，反而是很好的事。我特别喜欢当演员，因为导演的工作实在太集中、太高压了。相比起来，演员就舒服很多。

其实我一开始并不想成为演员，我当演员完全是巧合。当时有人建议我说，有个戏正缺演员，你要不要去演？我就去演了，然后就开始我的演员之路了。

深焦：那此前的演员经历对于你现在当导演有什么特别的帮助和启发吗？

CK：没有什么影响。我自己也很难去判断和衡量。这一切都改变了我的人生。演员的工作让我变得更开心，让我觉得我是个挺受欢迎的人。

深焦：您是如何理解“法律电影”作为一种类型/题材的？您觉得这类电影，最重要的表达核心是什么？

CK：是话语，尤其是在法国。在法国，真正的审判结果是基于法庭的辩论与话语的。

深焦：您是如何理解“正义”这个关键词的？以及法律、立法者、执法者与正义之间的关系？

CK：执法者，也就是片中的警察，其实对于法律有很多苦楚之处需要表达。他们会觉得，我们那么辛苦地去抓捕犯人，而法庭却最终把他们释放了。在戈德曼的案件中，警察们是非常坚信的。他们深信不疑：戈德曼就是凶手。所以在整个法庭的审判之中，他们一直攻击戈德曼。

其实，立法者、执法者和法庭的工作人员，他们不是相同的职业，完全不一样。我在做这个剧本时，和很多的律师和警察有过交流。在我的印象里，警察是非常直觉的，他们对这个案件会有一个很直接的看法。

深焦：可以推荐5部您最喜欢的“法律电影”吗？

CK：碧姬·芭铎主演《真相》（1960）；西德尼·吕美特的《十二怒汉》（1957）；凯文·科斯特纳主演的《刺杀肯尼迪》（1991）；有一部以色列的纪录片，叫《专家：一个现代罪犯的肖像》（1999）；还有一个纪录片《恐怖分子辩护人》（2007）。

我还受到一个案件很大的启发，那就是辛普森案。O·J·辛普森案和戈德曼案其实有一点是非常相似的，那就是他们把整个案件的重点和关注点给带偏了。他们把这个案件政治化，反复在强调，你们之所以审判我是因为我的种族（辛普森是黑人，戈德曼是犹太人）。但其实这就是一场由抢劫所引发的谋杀案，不是政治事件。

此外，约翰尼·德普和艾梅伯的法庭审判也挺启发我的。比较迷人的点在于，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法庭审判的现场全过程，但在法国，这是不被允许的。

深焦：影片全程没有使用任何场外音乐，包括您还特意选择了1.33:1的传统电视画幅。您是故意想做成“伪纪录片”的感觉吗？

CK：是的，就像你说的那样，我想做出一种“伪纪录片”的质感，给人一种真实的现场体验感。我希望观众在看电影时能有身临其境在庭审现场一样的感受。观众的反应也是很有意思的，他们可以直接介入到对影片的反应之中。

深焦：我留意到您给了好几次在庭审现场观众的反应镜头，让电影观众非常好地代入了在场者的情绪。请问这部分您具体是怎么设计和引导拍摄的呢？

CK：我想要呈现的是一场摇滚音乐会一样的效果。我把戈德曼表现得就像一个摇滚歌星，他一出现就点燃了整个现场。

在现场的这些演员，他们大致只知道自己的立场是什么，没有剧本，他们所有的反应都是自由的，真实的。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现场的反应。这会产生一种非常独特的化学反应，一种强烈的现场感受。因为他们只知道自己的立场，但反应都可以是真实的。

而对于演员来说，这也不容易。我有一种感觉是，我的主演们并不是为了摄影机表演的，而是为了现场这些临时演员来表演的。他们的反应都是在现场一点一点发掘出来的。我们会反复拍，一个场景重拍好几次，他们都是第一次拍的时候才会知道，噢，原来接下来走向是这样子的。但是每一次重拍，他们都会有他们最真实的反应。这是非常棒的一个时刻。这部电影其实是非常依赖和仰仗他们的临场反应的。我们在影片结尾字幕把所有临时演员的名字都打上去了，这可能是第一次有片子能把所有临时演员的名字都写上去。

深焦：他们每次拍摄的反应都不一样吗？

CK：还是会有不同。他们会根据演员的表演来变化。比如主演比较平静，他们也会比较平静；主演激动的话，他们也会跟着比较激动。

我偶尔也会给他们一些指示。比如说，再多一点，表现得再激动一点。但很少，我并不会给太多的指示。

深焦：您刚刚说，您把现场当作了一个摇滚乐队。我们也能看到，这部电影绝大部分是在一个封闭空间内拍摄的。您是否有意把整个庭审现场做成一个舞台效果？

CK：因为整个制作非常昂贵，演员人数也很多，所以制片人给了我一个数字，我要基于预算的基础上精准地设计整个场景。我们整个景都是搭建的，所以在设计整个场景与调度的时候能精确到毫米。

深焦：可以聊聊你们的拍摄过程吗？是怎样在有限的条件下反复拍摄那么多遍的？

CK：留给我们的拍摄时间并不多，且我们只有三台摄影机，所以所有的拍摄都必须是非常精准且高效的。我们的桌子上会有台词，并且我面前会有三个监视器的屏幕。我可以同时监看三个摄影机的画面，我戴着一个麦克风，可以跟每一个摄影师即时通话。

深焦：这是一部在单个密闭空间内庭审辩护占大头的电影，没有华丽的场景和戏剧性的情节，您在拍摄时怎么保证影片始终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CK：其实是三个方面。一方面是靠剪辑，一方面是通过1.33:1的画幅让人更专注，还有一个是依靠演员的表演。以及，影片整体所营造的真实感也有帮助，让大家沉浸地专注于这个故事里。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事件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就更想知道这件事最后怎么样了。整部影片都在引导观众去好奇，他到底能脱罪吗？

深焦：接下来我的两个问题可能会有些尖锐。

CK：小心说话哦～

深焦：这部影片显然有映射和反思法国当今的社会问题，比如警察暴力执法、种族主义痼疾等等。您对于当今法国诸多社会矛盾的现状是怎么看的？

CK：你也知道，大家现在是处于一种非常焦虑不安的状态。这些担忧不止是政治方面的，还包括文化、教育、公共卫生健康等等，尤其对于那些从国外来法国工作、留学的外来者，有一些保守主义的趋势。但我更倾向于法国仍是一个多元而开放的社会。我并不想要活在一个全是白人的国家。

深焦：那您觉得当下法国所面临的问题与戈德曼所处的那个时代有任何改变或者进步吗？

CK：对我来说，现在是一个巨大的灾难。现在的法国，极右势力上升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我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国家，我的生活，我的家庭。我深深地扎根在这个国家，但我完全不想生活在一个极右统治的国家。说不定我们以后会有审查，也不能再自由地去谈论很多东西了。

深焦：您如何看待当今时代下法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正面临的“反犹”争议？

CK：我是犹太人，我本人从没遭遇过任何的反犹主义。所谓的反犹主义，我觉得其实是犹太人的某种执念，可能有很多主观成分和客观成分在里面，尤其是以色列的情况其实也很复杂，即使是在法国的犹太人，也会觉得自己有点受到攻击或者被歧视。

但我觉得总体来说，法国是有很严重的种族歧视问题的，不仅仅是反犹。很多穆斯林和黑人也遭遇了种族歧视。亚洲人倒还好，他们在所有国家似乎都更容易被接受。他们比较审慎，在学校里也总是认真且专注。

深焦：所以，这些问题和现状也是您拍摄《戈德曼审判》的初衷之一？

CK：极右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法国都是一个问题。只是现在，问题在一点一点地变得越来越严重。现在面临的最大危机是，他们可能第一次要夺权了。他们从没走到过这个高度。十天之后就是选举，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会哭。

深焦：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的电影。

CK：说不定我会来这儿生活（笑）。

深焦：我发现您此前的创作涉足的类型非常多样，除了这部“法律电影”以外，还包括爱情片、儿童片、悬疑片、喜剧片。您未来有什么新计划吗？下一部打算尝试什么类型？

CK：一个关于青少年题材的，哈哈，只能跟你说到这儿了。

本片更多信息参考来源：

https://www.cameo-nancy.fr/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0018&catid=38&Itemid=101

https://www.lapresse.ca/cinema/entrevues/2023-11-01/le-proces-goldman-de-cedric-kahn/presomption-d-innocence.php

- F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