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勒角的圣诞夜
Christmas Eve In Miller’s Point
导演: 泰勒·陶尔米纳编剧: 埃里克·伯格 / 泰勒·陶尔米纳主演: 马蒂尔达·弗莱明 / 玛丽亚·迪齐亚 / 本·申克曼 / 索耶·斯皮尔伯格 / 弗朗切丝卡·斯科塞斯 / 更多...类型: 剧情 / 喜剧制片国家/地区: 美国语言: 英语上映日期: 2024-05-17(戛纳电影节)片长: 106分钟
“生活值得庆祝”
《米勒角的圣诞夜》导演专访
作者：Leonardo Goi
原文链接：
https://thefilmstage.com/life-is-worth-celebrating-tyler-taormina-on-christmas-eve-in-millers-point/
校对：路过蜻蜓
普通青年
虽然泰勒·陶尔米纳（Tyler Taormina）目前只有三部作品，但他已经成为捕捉美国小镇生活最敏锐的导演之一。在他2019年的长片首作《火腿黑面包》（Ham on Rye）中，他描绘了一群高中生在毕业舞会前夕即将离家的特殊时光。这部电影由他的长期合作伙伴、摄影师卡森·伦德（Carson Lund）拍摄，呈现了贯穿于他作品中的两大母题：一是用梦幻和超现实的方式描绘那些看似普通的美国郊区景观；二是展现人们渴望彼此连接，但却常常被种种力量分离的矛盾。
在陶尔米纳的电影里，每个人都在渴望寻找联结，但大多数人都失败了。这种悲哀贯穿在他2022年的作品《哈珀的彗星》（Happer's Comet）中。影片以一个美国小镇为背景，几位居民在夜晚中独自等待着什么事情的发生。
这种情绪延续到了他的最新作品《米勒角的圣诞夜》（Christmas Eve in Miller’s Point）中。电影依然由伦德掌镜，剧本是陶尔米纳与埃里克·伯杰（Eric Berger）合作完成的（两人在《火腿黑面包》中也曾合作）。影片聚焦于一个意大利裔美国家庭，他们在奶奶位于长岛的家中共度最后一次晚餐。之所以是“最后一次”，是因为这栋房子很快就会被挂牌出售，但家里的大多数人对这个消息并不知情，整部影片始终笼罩在一种淡淡的忧伤中。虽然电影里有不少滑稽和荒诞的笑点，比如迈克尔·塞拉（Michael Cera）和格雷格·特金顿（Gregg Turkington）饰演的两个笨拙警察的闹剧，影片整体充满着一种怀旧。这是一个由家庭内部视角出发讲述的故事，他熟悉这里的一切，像餐桌旁的其他人一样，也明白这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以这种方式聚在一起。通过人物对话之间的快速切换，电影没有特别复杂的情节，却精准地抓住了一种情绪：对正在消逝的时间和空间的提前怀念。
《米勒角的圣诞夜》今年在戛纳首映后，我和陶尔米纳聊了聊这部电影。我们谈到了电影里仪式的重要性，他如何在平凡的日常中加入超现实的感觉，以及他对时间处理的独特方式。
The Film Stage：像《火腿黑面包》和《哈珀的彗星》一样，《米勒角的圣诞夜》也聚焦于仪式的主题。我们能从这里展开聊聊这一贯穿您作品的核心吗？
泰勒·陶尔米纳：你知道吗，我真正意识到自己对这个主题的兴趣——或者说找到了这个兴趣的背景——是在去年我妹妹的婚礼上，那一天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之一。这让我想起了电影首映式，因为在婚礼开始时，我感受到了一种可怕的对生命意义的疑虑，那种焦虑感非常强烈……但仪式结束后，我脑子里就开始浮现我自己的朋友们的婚礼。我家挺保守的，算是典型的普通美国家庭——比起我那些思想更倾向于自由派的朋友们要传统得多。然而，参加了几场他们的婚礼后，我发现他们似乎并没有真正认可这种仪式感，或者说，他们没有完全沉浸其中。
在拍《火腿黑面包》的过程中，我特别意识到一个道理：我们越是能放松地投入到仪式中，我们就越能享受生活。这是一种优雅的状态。仪式本身也天生带有一种感伤性——我们在这里，我们活着。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曾说，即使你不相信基督教，教会的仪式也会让事情变得复杂。你参加弥撒时，会参与到一系列非常具体的“编排”中——婚礼其实也一样！你基本上是在重复人类历史上无数次被做过的动作，而这会强化某种信念。这种特质也让我特别着迷。
The Film Stage：这些仪式的相对短暂性也值得一提。您电影中发生的事件很少超过24小时的时间跨度，是什么让您对这种受时间限制的叙事形式感兴趣？
泰勒·陶尔米纳：我大概二十出头的时候，真正开始深深地爱上电影，那时我会试着寻找那些最让我有共鸣的影片中的共同点。像《于洛先生的假期》《都市浪人》《神秘列车》《大象》，后来还有《穿越时间的声音》……这些电影似乎更关注氛围和角色，而不是传统的故事叙事。作为一个有音乐背景的人，这点让我特别着迷，虽然一开始我并不完全明白为什么。所以我决定去探索这种兴趣。
在我脑海里，我把这种电影形式定义为有生态系统（ecosystem）的电影。它们没有以传统的方式讲述故事，而是呈现一个环境。就好像把摄影机放置在某个空间里，而摄影机本身成了一个角色。摄影机充满好奇，想知道谁在这里，发生了什么。这种方式非常本体论化（ontological），而在更跳跃式的叙事中，我觉得会失去这种本体论的特质。我拍的第一个短片《野生苍蝇》（Wild Flies）完全就是一部“生态系统电影”，是我对这种形式的一次尝试。
The Film Stage：很高兴听到您用“生态系统”这个词。和您的前作一样，《米勒角的圣诞夜》也是一部主要关注情绪和氛围的电影。那么，这部电影的剧本是如何写成的呢？毕竟这是一部更依赖氛围而非情节驱动的作品。
泰勒·陶尔米纳：这个问题我得稍微推测一下，因为我也不是完全清楚这些东西是怎么成形的。但我想，之前几部电影算是让我有了一些练习。如果说我的电影常常让我感到局促（而它们确实会），那么到了最后，我也能感受到我所经历的整体性体验。这种体验会在我的身体里留下了某种无法解释的东西，而它真的让我非常兴奋。我觉得，这才是创作的真正表达所在。关键在于说服观众跟随你一路走下去，并让他们始终想知道更多。这就需要找到合适的节奏、故事的推动力，以及用不同方式激发观众的好奇心并传递信息。如果观众能坚持看完，那么最好的希望是，当他们回想起之前的场景时，会对他所经历的时间和空间体验感受到一种错位感。而这对我来说，真的很奇妙。
拿《火腿黑面包》来说吧。这部电影让我感到有些局促，但我也为它感到骄傲。因为到了最后，当你回想起那些孩子的对话时，会产生一种奇怪的错位感。同样的感觉也出现在《米勒角的圣诞夜》里。我们和这些青少年一起度过夜晚，时间在缓缓展开，画面中有一种隐隐的悲伤，但同时又带着一种奇妙的敬畏感——这感觉像是某种遥远的东西，让我不敢相信自己曾在那里。而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The Film Stage：那么您如何调研呢？影片中有许多细节看起来像是直接从某人的童年经历中取材的。
泰勒·陶尔米纳：确实，《米勒角的圣诞夜》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我自己的经历，这部电影的灵感来源于我对观看家庭录像的情感障碍。我完全做不到，现在也不行。它们对我来说太过痛苦了。只有通过拍摄这部电影，我才终于能够克服这种因时间流逝而带来的刺痛感。我觉得自己抓住了那种能量，就像在慢跑中捕捉到的一瞬间。感觉就像在银幕上看自己的生活。当然，这不仅仅是我的生活，还包括共同编剧埃里克·伯杰（Eric Berger）和协助创作故事的凯文·安东（Kevin Anton）的经历。我们从各自的家庭中带入了许多元素，包括一些具体的人物。甚至电影中那些家庭录像里出现的对话，很多时候都是重现的。
我们的调研主要是通过这种方式回顾过去，但并非完全字面上的重现。这种转换永远无法做到完全字面意义上的还原，因为那样行不通。这需要一种情感上的真实感，让人觉得对味。此外，影片中也有许多虚构的内容，而这些虚构元素其实是我们写作过程的起点。埃里克和我梳理了整个家族谱系，讨论了每个人的生活。其中最有启发性的部分——这也和我之前提到的关于我们与仪式的关系有关——是我们决定让家族中的父辈在孩子们年幼时就去世了，而他们过度强势的母亲以不同的方式抚养了他们，这些孩子长大后也以不同的方式教育自己的孩子。这种创伤一代代传递了下来，帮助我们勾勒出这个家族的巨大心理肖像。我们并没有把这些背景告诉演员，我觉得正是这一点让一切显得如此真实。
The Film Stage：与《火腿黑面包》一样，《米勒角的圣诞夜》也由同样的张力驱动——在我们渴望团聚与那些迟早将我们分开的力量之间展开。您能谈谈这种冲突吗？
泰勒·陶尔米纳：当然可以。但首先，我想说您刚才提到的一个点让我很有共鸣：我真的相信生活值得去庆祝。但要找到一个可以尽情跳舞、享受和歌唱的空间却是如此困难。回想起来，我之所以对探索仪式感兴趣，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直面这样一个事实：在我状态最好的时候，我真的能够做到这些事。我一直等待着这些时刻的到来，但它们却如此稀有。
回到您的问题，我觉得电影中那些青少年最终各自成对的场景是整部作品的核心所在。就我的理解而言，这似乎是推动我们跨越到人生下一阶段的动力。毕竟，圣诞前夜，圣诞节的前一天……这本身就是一个通向明天的入口。而驱使这些人成长的，几乎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需求。他们必须去探索这个对他们完全陌生的性领域。我还是青少年的时候，那些早期的性记忆至今让我觉得不可思议；那感觉就像我第一次真正降生于世。这是一种非常具有塑造力的经历。性、伴侣关系和爱是我们生命的核心所在，我觉得它们是绝佳的创作主题。
The Film Stage：当《米勒角的圣诞夜》从成年人的故事转向他们的青少年子女时，叙事变得更加松散，对话也显得不那么像是剧本写好的。我想知道，您在写作和导演这两组角色——成年人和孩子——时，是否有显著的不同？对于孩子们，您是否给予了更多即兴发挥的空间？
泰勒·陶尔米纳：是的，我确实这么做了。这部分是因为这些孩子大多是非职业演员。我觉得，如果只是给他们一些提示话题，让他们在一起玩得开心，他们可能会表现得更自然。这种方式让我们从他们身上捕捉到了许多真实的东西。我知道自己希望孩子们的部分看起来像是一种“背叛”，但是一种善意的背叛。我也希望整部影片的感觉像是一朵缓缓展开又慢慢凋谢的花。这就是我对它形式的构想：一种慢慢打开，但最终指向死亡的过程。
不过，这其实很难说。我只是觉得，每个拼图碎片都有它自己的功能，以及需要完成的内容，以让我觉得它是真实的。到最后，我对整部电影的“化学反应”已经非常熟悉了，思考的就不再是某个场景需要做什么，而是单纯地去判断什么感觉对，什么感觉不对。
The Film Stage：您的镜头通过在不同角色和对话之间不停切换，营造了一种全知叙事的感觉。但在这种“跳房子”式的叙事中，您是如何保持时间上的连贯性的？在与剪辑师凯文·安东（Kevin Anton）的合作中，这方面是如何实现的？
泰勒·陶尔米纳：这个问题其实在剧本阶段就已经解决了。这也是为什么凯文被标注为“故事编辑”的原因。他参与了我们的写作工作坊，虽然没有实际写剧本，但他一直在倾听叙事如何在不同场景间弹跳运转。实际上，这种叙事方式给后期剪辑留下的即兴调整和重新安排的空间非常小。如果你仔细想想，这些场景中总会有部分家庭成员出现，因此在剪辑排序上必须极其谨慎。你需要非常清楚这种“同时性”的奇特逻辑。
具体怎么做到的呢？我们在空间中画出了整条故事线，这让我可以看到每个时刻每个人都在哪儿。并且这种“同时性”必须在剧本阶段就被很好地理解，以赋予影片那种迷幻的感觉：一切都很混乱，每个人都在忙着过自己的生活。我对这一点特别感兴趣——这些人既共享一种“在一起”的感觉，同时又无法摆脱某种不可避免的疏离感。他们都在同一个屋檐下，但各自经历着不同的事情，而且从未真正完全了解彼此，你明白吗？
The Film Stage：我明白您的意思。我还认为，电影的配乐在您描述的这些场景衔接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米勒角的圣诞夜》里的许多歌曲听起来像是不同对话间的桥梁；和《火腿黑面包》一样，有些歌曲甚至像是对剧情的评论。您是如何选择这些歌曲的？
泰勒·陶尔米纳：直到制作过程的后期我才意识到，我对这些歌曲歌词的内容特别着迷。很多歌词都在唱“我爱你”“别离开我”“你是最棒的”“我太需要你了”之类的，而演唱者的情绪常常充满一种狂热的紧张感。我想把这些歌词重新置于不同的语境中，比如一位逐渐失去对16岁女儿影响力的母亲，或者一个始终无法摆脱家庭束缚的堂兄。我觉得这些歌词和电影的内容之间形成了一种非常有趣的互动，这甚至不是我一开始就刻意设计的。
比如，《不归点》（The Point of No Return）这首歌的歌词：“你无法从一列行驶的列车上下来 / 它正沿着轨道前行 / 我已经到了不归点 / 对我来说，已无回头路。”在这部电影的语境里，这些歌词真的太贴切了！不过，我并不是因为这些歌词选择了这些歌曲，而是因为它们带有一种狂热的能量，而这种能量与我对电影以及这个故事的理解完美契合。
The Film Stage：如果说《米勒角的圣诞夜》能带来我们之前提到的那种超现实感，那么这也要归功于卡森·伦德的摄影。就像《火腿黑面包》一样，这部电影的画面充满了奇异、梦幻般的视觉效果。你们是如何从这些看似平凡的场景中挖掘出如此多的奇妙之处的？
泰勒·陶尔米纳：卡森和我在前期聊了很多关于参考素材的内容，尽管其实我们现在已经不需要过多沟通了。他总是能理解我的意思！[笑]他读了剧本之后会说，“哦，我知道这是什么！”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成长环境很相似，怀旧的点也非常接近——这一点在《米勒角的圣诞夜》和《高弧慢球》中都能看到。我们对氛围化电影的审美也很一致，而且我们都来自音乐背景，这也是我们合作的一部分原因。
但确实，我会独自进行非常密集的分镜设计，大概有70%到80%的分镜内容最终呈现在了电影中。我会把分镜分享给卡森，我们一起讨论想法。但到了片场，除非是那些需要复杂调度的场景，否则我们基本不会再看分镜，只靠记忆来完成拍摄。他总能提出很棒的点子，而我一直很愿意接受他那些天马行空的想法。
The Film Stage：最终你们拍了多少，又剪掉了多少？
泰勒·陶尔米纳：如果是额外的场景工作，几乎没删掉什么。但对于每场戏的细枝末节，我们还是剪掉了不少。整个拍摄花了25天。这个安排确实紧凑，但我们从来没觉得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The Film Stage：说到时间，您在这部电影中对时间的处理方式让人感到既迷惑又美妙。我至今还无法准确判断电影的具体年代。有些时间线索（比如砖头般大小的手机）似乎指向90年代末，但也有一些更老或更新的元素模糊了这种判断……
泰勒·陶尔米纳：这部电影带有怀旧色彩，所以我们显然不想出现现代的汽车、iPhone之类的东西。我其实觉得2010年代的美学水平出现了惊人的下滑。就连我们用来装饰家里的那些“Live Laugh Love”标语牌，也变得极其丑陋，我完全不想拍摄这些东西。也许是我的怀旧情绪在作祟，但我觉得电影所呈现的那个时代的家居装饰更有一种温暖的感觉。汽车、服装——光是拍摄这些东西就让人感到很有情感冲击力。
但如果要明确提及那个时代的历史事件，比如让角色谈论他们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我觉得那一般来说会显得有些做作。除了瑞奇·丹布罗斯（Ricky D’Ambrose）的电影《大教堂》（The Cathedral），那是个例外。但这些并不是《米勒角的圣诞夜》的重点，完全不是。如果非要说，这部电影讲的是一种时间流逝的感觉，而不是具体的年代。我不希望观众用分析的思维去解读电影的时间线索。重点不是这些。我想激发的是完全不同的感受。
The Film Stage：我喜欢这些物品不仅模糊了电影的时间线索，还加深了影片的忧伤氛围。您是从哪里找到它们的？又是什么样的逻辑让这些元素被融合在一起的？
泰勒·陶尔米纳：您庆祝圣诞节吧？
The Film Stage：是的，我庆祝。
泰勒·陶尔米纳：你知道那些几乎伴随你一生的装饰品吗？这些物品随着时间推移变得有种奇特的力量，不是吗？其实，整部电影都使用了我们拍摄所在的那整个社区贡献出来的东西。每个镜头里都能看到人们最有情感寄托的物品。这是件很令人惊叹的事情。如果那些回忆能以某种方式在这个房子里以物理的形态重叠的话，它们会形成一种浓密的雾气——你甚至无法穿过它们！
不过确实，巴黎·彼得森（Paris Peterson）是我们的美术指导，他真是一个敏感的天才，一个特别出色的人。他为整栋房子贴了壁纸。你要知道，电影里的那栋房子其实取材自四栋不同房子的空间。而这四栋房子中，有三栋的女主人在那一年（也就是去年）去世了。那些孩子们正准备把这些房子卖掉。我们恰好在那个时间点完成了拍摄，而这也基本就是电影的剧情本身。
The Film Stage：感觉就像现实魔法般地溢入了这部电影。
泰勒·陶尔米纳：完全同意。这一切真的太疯狂了。不过，现在这些人有了这部电影作为一件美丽的纪念品。至于你可能最先想到的那栋主要的房子，我们实际上对它做了完全的改造，把它变成了一个记忆的涡流。
The Film Stage：作为《On Cinema》（一部美国喜剧网络连续剧）的粉丝，我必须问一下您和格雷格·特金顿（Gregg Turkington）的合作。
泰勒·陶尔米纳：天哪，他不是太棒了吗？
The Film Stage：是啊！我觉得他在电影中似乎带入了一些《On Cinema》里的风格。他那种近乎机械化的动作和单调的台词，无论是在电影还是节目里，总让人感觉有点外星人般的超然。我看他表演了这么多年，到现在还不知道他是不是能转动脖子。
泰勒·陶尔米纳：[笑]我懂！而且我觉得那种僵硬感可能和我给他的表演方向有关。我确实希望他表现得完全非人化，这一点在电影中很明显。他通过肢体语言很好地传递了这一点。他和迈克尔追赶艾米丽、希望抓住她带着百吉饼逃跑的那段奔跑的场景简直太精彩了。我觉得格雷格一定会喜欢这部电影的。
The Film Stage：他还没看过这部电影吗？
泰勒·陶尔米纳：还没有。但在整个过程中，他都非常积极。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The Film Stage：您是如何与格雷格·特金顿（Gregg Turkington）和迈克尔·塞拉（Michael Cera）结缘的？又是怎么把他们招募进来的？
泰勒·陶尔米纳：迈克尔在2019年看了《火腿黑面包》，然后联系我说他非常喜欢这部电影。接着大约一周后，他跟我说他想和我一起写一部电影。一开始我并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写一部主流喜剧片——这不是我的强项，但我觉得可以聊聊看。后来他向我介绍了他想拍的电影，我才明白他为什么会想到我：我们的创作理念很相近。我们和埃里克·伯杰（Eric Berger）一起完成了《Gummy》的剧本创作。从那之后，我们就一直在进行创意合作。我希望《Gummy》能成为他的导演首作，我们正在努力尽快推动它的制作。至于格雷格，是迈克尔把我介绍给他的，之后一切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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