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西部菌
这几天，深圳惊现建市以来首次人口负增长，引发了很多关注和讨论。
但实际上，还有更“活久见”的事——2022年，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常住人口全部减少。
在深圳公布数据之前，2022年北京常住人口减少4.3万，上海减少13.54万人，早就公开。
而根据最新公布的2022年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2年末广州常住人口1873.41万人。这相对于2021年末，减少了7.65万人。
于是，一个新的记录诞生了——四大一线城市，无一例外，常住人口全部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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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单个城市看，一线城市人口负增长，其实早就开始出现。
2015年末，上海市常住人口2415.27万人，相比2014年末减少10.41万人。这是新世纪以来，上海市常住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
2017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2170.7万人，比上年末减少2.2万人，创下了2000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
差不多在这之后，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就基本进入停滞乃至负增长状态。
比如，北京已经连续两年人口负增长。2021年，上海常住人口也只微涨1.07万。
但是，同为一线城市，深圳、广州的人口走势则明显是另一种画风。
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在2010年到2020年（六普到七普）的十年时间里，深圳、广州的常住人口分别增加713万和597万，高居全国前二，成为妥妥的最大人口赢家。
相形之下，北京和上海分别200万上下的人口增量，则明显逊色太多。
但2022年，四大一线内部的人口分化局面终结，北上广深全部站到了人口负增长城市的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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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一线城市人口是否会就此全部进入负增长通道？
这个当然是否定的。
必须要承认一点，2022年作为一个特殊年份，四大一线城市的表现，“偶然”因素的作用还是应该大于“必然”因素。
但是，哪怕是一线城市，常住人口快速膨胀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要想再像过去一样，每年揽下大几十万的人口进账，越来越难。
这个判断，有几个依据。
一，2022年，中国已迎来人口负增长元年。也就是说，各城市的人口竞争已经进入存量博弈时代。
现在就连北京、上海、深圳等都“破天荒”明确将有序放开设摊、允许商业外摆，背后的意味，你细品。
二，外贸结构变化，产业的迁移、转型等，也将重塑人口流动方向。
比如，2017年深圳市迁出制造业企业463家，2021年为4344家，4年间外迁企业数量增长近10倍。
三，社会预期的变化。选择一线城市，也就是选择高房价和高强度竞争，这象征的是年轻人的斗志和精气神，是对未来的更高期待和憧憬。
但这几年，大家能明显感到，社会的大氛围在发生变化。越来越觉得“卷不动”了，作为一种情绪，正在蔓延。
这股情绪下，“考公”，追求稳定，成为年轻人择业的第一选择，一线城市的重要性是不是就没那么突出了？
当然，随着2023开启正常化节奏，多数一线城市应该会迎来一波明显的人口回流。
但是，一线城市内部的分化局面还将继续存在。
比如，这几天的权威消息就说，要接续谋划第二批启动疏解的在京央企总部及二、三级子公司或创新业务板块等，着手谋划金融机构、科研院所、事业单位的疏解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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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其他二三线城市会成为受益者？
这个问题要相对来看。
要知道，在总人口负增长之下，各城市的人口竞争实际都进入存量时代，人口增势放缓，是普遍性的。
2022年，一线城市人口集体负增长之外，其他一些过往人气很旺的强二线城市，人口增量实际也都出现了腰斩。
也就是说，对于人口高增长时代的告别，是整体的，不只是哪一个城市。不夸张地说，未来能够保持人口持续增长的城市，注定只是少数城市。
之前《人口大变局！强省会成“全村唯一希望”》中已经说过，多数省份，将只有省会城市能够保持人口增长。
当然，一些在产业、交通、房价等方面具有综合优势的强二线城市，人口活力可能会相对更有保证。
从2022年的情况来看，人口增量靠前的城市中，如仅有的5个人口增长超过10万的城市，就有4个来自中西部——长沙、合肥、西安、南昌。
这些城市，至少有两个共同点。
一是，近几年在关键新兴产业上，都有明显斩获。比如，长沙的高端装备制造，合肥的汽车、电子信息，西安的新能源汽车，南昌的电子信息等。
二是，都是省会城市，在本省的“统治力”越来越突出，或者都明确提出了“强省会”战略。
但这并不能改变绝大多数城市人口高增长大势已去的基本面。这也意味着，过去我们所习以为常的一些高歌猛进时代的景象，也将逐渐远去。
比如，地铁建设。
一个具有标志性的细节是，前不久，深圳轨道交通5期规划传出将从13条线路变成9条，缩水三分之一。要知道，这可是GDP排名仅次于上海、北京的深圳。
但一如很多人没想到深圳人口也会出现负增长一样，过去觉得不可能，或者说应该更晚一点到来的事，现在都在变为现实。
变化，比大家想象中的来得更早，更剧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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