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强盛的国家必定拥有良好的近邻关系。用中国的俗语说，“远亲不如近邻”。中国经济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亚洲市场和亚洲经济的共同繁荣。我们应该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旗帜，携手构建亚洲经济共同体。
重塑亚洲新形态和新思维
亚洲人民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古中国文明和古印度文明以追求自由、仁爱、慈悲、和谐与社会秩序为特征，在世界历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近代以后，由于外部和内部的原因，战火弥漫，使亚洲走向经济萧条。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亚洲各国的经济合作出现曙光，亚洲经济走向繁荣，在日本经济崛起之后，相继出现了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崛起以及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崛起。进入21世纪，亚洲各国提出了建设“东亚共同体”“东盟共同体”“南亚共同体”的构想和蓝图；最近10年，又形成了由东盟10国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15国参加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根据当前亚洲区域一体化建设的多元化和多轨道态势，我们应该总结经验教训，认真研究重塑亚洲文明新形态和亚洲治理新思维。
建设多元融合的亚洲文明。亚洲经济共同体建设的基础是文明的多元融合，应该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真正走出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的困境。
建设平等协商的治理模式。在建设亚洲经济共同体的过程中，应该遵循“万隆会议”精神和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的原则，建立公正和均衡的区域经济秩序。
建设长期有效的治理机制。区域一体化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它要求共同体内部的各个国家统一行动并且联合成有机的整体，因而需要有一体化的制度和机制作为保障。
应遵循“多极雁行”原则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崛起和技术追赶，世界体系中的半边缘国家逐步向中心国家过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根据我们实证分析最近亚洲国家拥有显性比较优势的“领头雁”产业或行业数量，排在前列的几个亚洲国家为：中国53个、日本17个、韩国10个、印度尼西亚8个、土耳其7个、印度6个，亚洲范围内形成了由不同国家领头的和不同产业部门交织的“多极雁行”产业格局。
为适应这种产业发展态势，亚洲共同体不可能建立在以某一个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和产业基础之上，而应该遵循“多极雁行”产业形态的建设原则：亚洲的生产网络和产业格局正在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从而需要遵循多元化或多极化的思路建设区域性生产网络，构建和完善区域性国际产业链和供应链，进而形成由不同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链主牵头的亚洲生产分工体系。
加快建设亚洲统一市场
亚洲区域市场不仅拥有庞大的规模，而且拥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在全球经济低迷的形势下，亚洲经济增长保持了良好势头。亚洲经济体的外需缩减，迫切需要区域内部市场扩张。为此，应该加快建设亚洲统一市场，构建规模庞大、循环畅通的市场体系。
建设亚洲自由贸易区。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演进逻辑是从贸易合作、货币合作到经济联盟，建设亚洲自由贸易区是建设亚洲经济共同体的基础。
建设亚洲最优货币区。东亚国家已经具备了经济依存度高、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等形成最优货币区的基本条件，建设最优货币区不仅可以降低各国的交易成本，而且可以形成对美元体系的制约。
建设亚洲互联互通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国际性区域经济合作的桥梁。自2014年开始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来，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合作逐渐拓展，主要集中在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领域。
亚洲各国的专家学者可以联合起来做系统性的理论研究，促进形成亚洲经济共同体建设的框架，探索新的文化思维、治理模式和政策体系，为走向未来的亚洲经济共同体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政策支持。
作者：欧阳峣，上海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大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牛津大学技术与管理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