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越低收益反而越高：美国国防承包商赚钱的奥秘？

作者：明弘（沃德研究院研究员）

12月1日，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简称SIPRI）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全球100家最大的武器生产公司因战争而获得高额利润，他们在2024年的收入飙升，尤其是美国的国防承包商，比如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以及通用动力公司等。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们的利润不仅仅是因为发了战争财，还因为自身生产的效率低下而获利，这真是一个行业悖论。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12月1日发布的新情况简报显示，在全球规模最大的100家武器生产公司中，有39家美国武器公司，其营收在2024年集体增长3.8%，总额达到3340亿美元，这一增长得益于各国武器现代化努力，以及乌克兰和中东地区的战争。美国最大的几家企业，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公司、RTX公司、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通用动力公司，2024年的武器营收均有增长。

为了显示示数据的公正性和权威性，有必要对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做一个简介。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是一个专注于军备控制与裁军、国际安全以及安全与发展等问题研究的独立国际机构，成立于1966年，总部设在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拥有独立科学基金会地位，是瑞典研究军备控制的权威机构。该机构定期发布全球军售、核武器动态及军贸格局年度报告，其报告长期聚焦国际军贸结构，为政策制定、学术研究和公共讨论提供了重要依据。其研究成果被广泛用于政策制定、学术研究和公共讨论，对北约军事集团有着广泛的影响力，有时甚至可以直接影响到北约的军事决策。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来自不同地区和不同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国家，均为科学专家或对国际事务有实际经验的人，所以才会给出客观公正且权威的研究成果。

美国军工企业看似“欣欣向荣”的背后，却存在着一个危机，那就是美国的一些关键武器项目，如F-35战斗机、“哨兵”洲际弹道导弹（ICBM）核武器项目以及弗吉尼亚级和哥伦比亚级潜艇项目，均出现成本激增和进度严重滞后的情况，而且似乎已失控。

以F-35战斗机项目为例，这可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明星项目，但该项目长期面临延期和超支问题，但可笑的是，尽管F-35项目存在诸多问题，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仍从中获利。例如，2023年应交付的F-35战斗机因硬件和软件生产问题而延迟交付，这反而推动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2024年武器营收增长3.2%。

通用动力公司参与了哥伦比亚级潜艇项目和弗吉尼亚级潜艇项目等，这些项目同样面临延期和超支问题。例如，哥伦比亚级潜艇项目约延期16个月，且超支170亿美元，但通用动力公司却从这些延期和超支的项目中获得了显著利润，2024年，其营收增长了8.1%。此外，通用动力公司还是美国唯一生产155毫米口径炮弹的公司，这些炮弹在攻击加沙等冲突中被广泛使用，进一步推动了其营收增长。

而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参与了多个美国关键武器项目，包括“哨兵”洲际弹道导弹（ICBM）核武器项目等，这些项目同样存在延期和超支问题。可是，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2024年营收则激增3.3%，达到379亿美元。“哨兵”洲际弹道导弹项目由于初始假设存在缺陷，导致需要建设全新的、更昂贵的地面基础设施，包括用光纤替换7500英里的铜缆。这一意外要求导致项目成本大幅上升，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作为主要承包商，“理所应当”地从中获得了利润。

令人好奇的是，这些美国军工企业是如何做到问题越多、效率越低、收入却越高的？或者说，他们是如何操控的？

美国国防承包商项目延期与超支却营收攀升的现象，本质上来说是军工复合体与监管体系共同作用下的系统性失灵。

美国军工企业普遍采用“成本加成合同”（Cost-Plus Contract），即政府承担项目实际成本并支付固定的利润。这种模式将风险完全转嫁给美国纳税人，而企业则无需为超支负责，反而可能因项目的复杂性提升，如技术升级、资源受限、物价和人力成本上升以及供应链问题而获得更高利润。例如“哨兵”洲际导弹项目，初始预算780亿美元，2025年飙升至1410亿美元，超支81%。尽管触发了《纳恩-麦柯迪法》（Nunn-McCurdy Act）暂停条款，但美国国防部仍以“国家安全不可替代”为由强行推进，企业利润随成本水涨船高。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F-35战斗机项目，累计超支超60亿美元，升级计划因技术难题多次延期，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没有受到惩罚，反而通过追加预算维持营收增长。

监管漏洞也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美国联邦法规虽限制武器系统利润率，但企业通过增加研究成本、延长研发周期等方式提高合同总额。军工巨头利用监管的复杂性，将部分成本转嫁为“技术风险补偿”，形成“越延期、越超支、越赚钱”的恶性循环。

谈到国防承包商的利润，就不得不说存在的腐败现象。美国的军工复合体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由国防部、武器制造商以及他们在国会的盟友组成，在许多方面，他们更关心的是充实自己的口袋，获得政治利益。武器公司并不仅仅受制于美国法律，而是积极寻求影响这些法律，包括大力阻止限制武器销售的立法努力。军工企业通过游说、政治献金影响政策制定，确保项目延续性。例如，“哨兵”项目涉及5个州、500余处设施改造，牵扯着地方就业与选票，美国国会难以贸然叫停。而核武器现代化、第六代机研发等项目被视为美国“不可失败”的优先事项，超支被默认为是必要的代价。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表示，美国军火承包商的项目延期且超出预算，其营收仍大幅增长，这些问题给美国军事规划蒙上阴影，不仅破坏了军事规划，还分流了其他政府优先事项的资金与资源。

该机构军事开支与武器生产项目研究员肖亮（音译）表示：“这些项目的延期和成本攀升，将不可避免地对美国军事规划和军事开支产生影响，而且可能会对美国政府削减过度军事开支、提高预算效率的努力产生连锁反应。”

雪上加霜的是，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还发现，由于美国军工企业称，中国对部分关键矿产实施新的出口管制，导致其获取这些矿产受限，可能影响武器系统的按时生产，因此这些延期和成本超支问题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