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历史永远是对的，那么就没有未来了。历史是确定的，未来是不确定的，但投资却是从历史中寻找未来，寻找确定性。这个明显的矛盾就是投资困难的地方。
高确定性=》高复合增长率
投资为什么要追寻确定性？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投资的长期复合增长率与投资的确定性直接相关。只有高度的确定性才能带来长期的高复合增长。数学可以证明，投资的长期最高复合增长率Gmax = 1 - H，其中H是信息熵H = - (p log p + q Log q)，p为胜率，q = 1 - p。
量化对冲基金文艺复兴公司旗下的大奖章基金从1988年以来的20多年里，复合增长高达35%，1994-2014的十年里每年复合增长甚至达到了71.8%，创造了奇迹。文艺复兴公司的算法基于隐马尔可夫模型，从金融市场的海量数据中找到确定性的机会。隐马尔可夫模型广泛应用于语音识别。我们听到的语音，只不过是纷杂的声波，但经过人脑的识别，就会提炼出有用的信息。在股市中，用类似的办法，也可以从看似繁杂的价格变化中找出市场所表达的明确信息，高度确定的预测股市在极短时间内下一步的走势，从中获利。
大奖章基金35%的复合增长率相当于83.5%的胜率，71.8%的复合增长相当于95.1%的胜率，可以说非常确定了。这种量化分析获得的确定性来自于股市流动性的势能，转瞬即逝，因此文艺复兴公司用计算机进行快速交易，每个仓位的持有时间极短。
“身不由己”是确定
什么是真正确定性的机会？当市场参与者身不由己，不得不做的时候，就是真正确定性的机会。索罗斯说的反身性就是这种情况。泡沫中，参与者身不由己，不参与就会损失赚大钱的机会，你不参与别人也会参与。泡沫破裂，你不跑，别人会跑，不跑你就会被踩踏致死。目前的人民币汇率，你不换，别人会换，想想后面还有一万多亿美元的套利资金需要换汇，现在的价格真的很优惠了。
这种由于市场机制造成的身不由己是中短期确定性的来源。市场机制本身就是优胜略汰，鼓励胜者，惩罚败者。在特定的市场机制下，参与者的行为受到激励与惩罚，参与其中就能获得大量的利润，如果不参与就面临着潜在的，甚至是实际的损失，不得不出局。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下，参与者越来越多，越来越积极，反过来强化了机制本身。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强大的正反馈机制，也就是索罗斯说的“反身性”。一旦形成了这种反身性机制，作为参与者的个人就完全无能为力左右局势，即使每个人都知道泡沫必然破裂，结局会异常悲惨，由于利益相关，也必须一直参与其中，一条道走到黑。
除了机制的原因，人类的潜意识，即“人性”也让市场参与者身不由己。人类总认为自己有自主自由，凡事自己决定，殊不知很多时候人是自己潜意识的奴隶，投资更是如此。大脑的伏隔核（Nucleus Accumbens, NAcc)推动人类寻求回报。试验发现，当一个人的投资获得良好的回报后，大脑的伏核变得兴奋，促使人变得更贪婪，寻求更具风险的投资。一旦参与泡沫，开启了潜意识的贪婪，人就彻底沦为了自己潜意识的奴隶而无法自拔。大多数人不能逃顶可能不是看不到风险而是人性使然。在泡沫运行了一段时间后，大部分人的大脑伏核极其兴奋，主导了人的行为，愿意冒更大的险，从而无法摆脱自身的命运。逃顶不是技术上的难题，而是人性的死穴。索罗斯参与泡沫但总能出来，但他要看心理医生。想要不做潜意识的奴隶，唯有理性与原则。但在市场狂热的情况下，积极参与其中者谁也不可能保持理性，坚持原则。
巴菲特的确定性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巴菲特的长期复合增长率达到了20%左右，相当于75%以上的胜率，也是非常确定的。从短期看，巴菲特也利用了别人身不由己之时的高度确定性，即“别人贪婪时恐惧，别人恐惧时贪婪”，在市场疯狂时避让，恐慌时低价买入。在长期，巴菲特的确定性来自于所投资企业内在价值的长期保值增值。
企业的内在价值源于未来所能获得的自由现金流折现。一个企业短期盈利容易，长期的盈利性增长难。高盈利自然会吸引竞争者进入，从而在长期造成盈利下降甚至亏损，造成不确定性。这就是为什么巴菲特强调企业的“护城河”的原因。另一方面，只有变化不大的行业，如消费和服务行业，才可能有长期非常确定的机会，而那些目前增长迅速，但竞争激烈，变化极大的行业，根本没有长期的确定性。这也是为什么巴菲特一般不投资科技企业的一个重要原因。
无论是文艺复兴，还是索罗斯、巴菲特，其投资理念与投资方法有着天壤之别，但其终极的追求却是殊途同归：寻找确定性。投资是关于确定性的，但投资同时也是关于未来的，未来天生的不确定性让投资难上加难。投资者必须舍弃一些机会，集中于自己擅长的领域，以自己擅长的方式获得宝贵的确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