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有关供给侧改革成了热门话题，所以这几天正收集资料准备写个供给侧改革影响分析。我想，这项改革确实是针对中国所面临的问题的解决策略。很大程度是以过剩产能出清为线索展开。不过，也谈不上什么东西，而且比预期来的要迟许多。事实上，2012年所完成并被本党中央选用的《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紧迫性的思考》一文，从产能过剩角度对形势的判断认为,供给侧改革是必选之路。这几天正收集资料，准备下周写个供给侧改革影响分析，初步体会是，考虑到我国对房地产的发展模式路径依赖以及未来潜在的全球两次危机的冲击，一方面效果有待观察，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负作用。《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紧迫性的思考》一文现经删减后如下，供批评指教。
当前中国正在经历的经济再平衡，表面的原因是消化过剩产能，实质是对以满足政府政绩需求为导向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模式的纠偏或者惩罚。过剩产能是果，投资是因！进一步看，政府保持着对一些重要资源（如土地、银行信贷）的配置权利、GDP增长作为干部业绩的主要标准、现行财税体制驱动各级政府官员单纯追求GDP、计划经济色彩浓重的各类生产要素价格机制导致价格扭曲与环境、资源破坏浪费等体制性障碍导致无法抑制的不以百姓真实需求为导向的无节制的投资冲动，形成大量的过剩产能。
以前过剩产能可以靠出口消化相当一部分，而目前从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方面看，我国面临的困难前所未有，并且从现实上说也只有投资能发挥的作用相对最大也是最重要。但是，一方面，十万亿投资及产生的严重地方债务问题意味着，以满足政府政绩需求为导向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模式全盛时期的结束，不论过程是否曲折，走向终结是一种必然，这点要有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任何稳增长的措施只能减少痛苦，而且前提是再平衡中货币供应量规模大小要十分小心，处理不好，加重痛苦，为未来地方债务恶化埋下伏笔，将严重威胁金融体系安全，从而对整体经济社会运行产生重大负面影响。
坦率的说，未来国内外形势发展不确定因素多，政府拉动经济能力发挥受掣制。如果以牺牲经济社会长期运行质量，不能面对现实，客观评估自身所具有的优劣势，再次大规模刺激经济以追求经济社会短期效果，代价之大需细思量。
事实上，中国经济再平衡导致的去杠杆化压力所形成的债务紧缩式调整正在展开。在此形势下，市场的力量必然要消灭一批过剩产能，倒逼投资规模、方向做出调整，导致信贷收缩，而信贷收缩必然影响资产价格，通胀退潮，房地产价格下行调整在所难免，经济再平衡不为人的意志所转移的正在进行中，对经济衰退的强度与时间长度方面必须面对现实，并且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与政策措施储备。
如果仍以满足政府政绩需求为导向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模式为主导，经济将来很可能会有几年不错的表现。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将面临更高的通胀，更不合理的汇率水平，更高的房价，更严峻的社会矛盾。同时，原有的模式将严重制约“反腐败、破垄断、促创新”这些重要方面的目标实现，腐败不能真正治理，垄断打破犹如水中捞月，创新更是无人理睬，而且这些问题可能更加严重。地方政府债务将以更大力度的上升，最终较大可能在全面完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前二年左右进入顶部区域。而2020年起中国人口较大可能开始步入加速老龄化时期，未来中国发展压力巨大，中国崛起面临重新再来的风险。
“十三五”期间，我们以什么样的思想态度面对调整，以什么的力度执行调整，关系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成败和中国未来二三十年的发展前景。为此，立足当前，着眼未来，将稳增长的短期措施自觉的放在解决长期发展问题的框架内思考与执行，以坚决的态度与决心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推进改革开放。在此情况下，再大的困难，百姓和政府也是一条心，风雨同舟，因为百姓和政府的利益是一致的。
总之，尽管面对严峻的形势，挑战前所未有，但转变发展方式的机遇更是前所未有！为此，如下几个方面应该需要引起重视：
首先，破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制度性障碍的阻力不在基层和地方，而是来自于中央清除各种阻力障碍的决心与执行力。这需要中央有足够的权威与决断力，以“进中求稳”的态度坚决加以推进，同时注重改革的顶层设计，并且要允许和鼓励基层和地方大胆闯、大胆改。
其次，积累（投资）是扩大再生产即经济增长的唯一来源，这一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基本原理，60多年来一直对我国政府投资行为有着巨大影响，是政府政绩需求为导向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模式的理论根源所在，应该认真思考其正确性，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进行大讨论，彻底反思与摒弃。与此同时，根据中国实际进行理论创新，树立“以人为本的积累（投资）是扩大再生产即经济增长的唯一来源”这一新的论断。
第三，提高经济增速下降的容忍度是正确处理短期稳增长与解决中长期问题的客观要求。没有经济增速下降容忍度的提高，不但推进各项改革阻力大，而且容易贻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机遇。“十二五”期间GDP年均增速7%目标之下，稳妥情况下后三年平均按6%考量是充分考虑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可能面临的各项困难后的合理选择。
第四，面对可能出现的大量企业倒闭和失业问题，实施积极的行业兼并整合政策，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大失业人员救济与再就业培训工作力度，全方位推进人性化社会管理工作，缓解和稳定可能对社会稳定造成的压力。
第五，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目标，启动彻底的资源配置结构改革，重点方面包括中央地方分权架构的重新设计，以官员财产公示为突破口的新型反腐败治理体系建设，国有垄断部门与行政审批权限的改革，地方债务整体解决方案与金融体系安全，集约高效型的基础设施投资，利率市场化与汇率形成机制等方面。
第六，减税可以较好的平滑经济下行调整所带来的痛苦。但在中国，减税实质为减支。中国政府减支的空间巨大，庞大低效的公务员队伍开支、维护社会稳定开支、三公消费、数量不小并且低效的产业与区域政策以及各类虚假性高新技术企业所形成的财政补贴等方面应该是重点减支方向。
最后，韩国在1997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中虽然受到比较严重的冲击。但是，韩国通过短期政策来稳定宏观经济的同时，更加注重对中长期问题的解决并且采取了坚决的改革措施，较好的处理了政府干预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强力推进政府主导型经济向市场自律型经济的转变，较为系统的进行了腐败与国企垄断治理，积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进一步完善金融体制与监管机制等。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应该充分重视与借鉴韩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的成功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