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公安部、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民政部、司法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家庭暴力告诫制度贯彻实施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该《意见》共24条，采取条款式结构，对告诫制度的实体和程序规范、告诫制度与相关制度的衔接、告诫制度的具体实施等分别作出了明确规定。（新华社12月9日）
在我国反家暴立法中，告诫制度的设计，绝对称得上是浓墨重彩的一笔。2016年施行的反家庭暴力法规定，“家庭暴力情节较轻，依法不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对加害人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出具告诫书”，“告诫书应当包括加害人的身份信息、家庭暴力的事实陈述、禁止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等内容”。实践中，职能部门综合运用包括告诫制度在内的措施，有效推动了反家庭暴力工作。仅2023年，全国公安机关便出具告诫书9.8万份，这一数据凸显了告诫制度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上的突出作用。
现实中，告诫制度堪称反家庭暴力的一柄利剑，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翻看我国的反家庭暴力法，其中关于告诫制度的条款，主要是第16条和第17条。前一条明确了出具告诫书的适用条件以及告诫书的内容，后一条则明确了告诫书的送达程序以及保障措施。不到200字的法律条款，虽然搭建起了告诫制度的基本轮廓，但过于凝练抽象，并不利于职能部门具体把握。在有关报道中，有专家指出，各地告诫书的适用情形、出具时限、跟踪回访等要求不一致，造成告诫制度执行地区差异较大。
解决这一问题，不能把重心都放在修订立法上。属于国家立法层面的法律，本来就带有抽象性，不宜面面俱到、包罗万象。就算可以通过立法来解决，因为程序复杂严格，也很难在较短时间内实现法律“更新换代”。这次，多部门联合印发的《意见》，属于职能部门共同出台规范性文件，这一形式虽然在效力上不如法律，但也有不可忽视的优点。
比如，《意见》更加具体，操作性更强。《意见》采取条款式“准立法”结构，将反家庭暴力法中的两条法律，扩充至24条，在法律确定的告诫制度“地基”上，又完善了“四梁八柱”。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意见》甚至对家庭暴力告诫书的样式、内容作出规范，并将有关法律条款摘录附注。
审视《意见》，最大的亮点，还是明确证据标准。对于反家庭暴力，现实中社会关注度集中、也是诟病比较多的一个问题，便是“认定难”。客观上讲，家庭暴力多发生于封闭区域，很少有目击证人，举证环节过于薄弱。《意见》的有力突破在于，既明确公安机关认定家庭暴力事实的基本证据条件，又规定了公安机关认定家庭暴力事实可以适用的8种辅证类型，两者相互衔接对应，降低了举证难度，更容易发挥告诫制度的干预作用，保护弱势一方不受加害者的暴力荼毒。
反家庭暴力，需要不断擦亮法律利剑。从出台反家庭暴力法，到这次出台的《意见》，反家庭暴力的制度体系愈加健全，而暴力侵害空间则一再压缩，由此将惠及千万家庭，给弱势者以法治的温暖。（刘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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