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今纶，财经专栏作家
国庆长假在深圳和朋友聊天、吃饭，有位朋友是某顶级高校驻深研究机构的，据他说该研究机构的硕士毕业生往年主要是三类去向：第一，行业顶级外企；第二，互联网大厂；第三，体制内。
三者的比例差不多，不过，现在去外企和互联网大厂的少了，去体制内的多了。
因为这是在深圳，我还是挺惊讶的，因为这些学生绝对是人中龙凤。
上个月，浙江台州公布了一份市属事业单位招聘岗位的报考信息表。其中，报考人数最多最热门的岗位，是台州市殡仪馆的殡仪服务管理岗位。
这个岗位只录取一个人，报名人数达到了973个，因为没有专业、工作年限和是否党员的要求。
新闻显示：浙江省2021年公务员招考有43.7万人注册报名。报考职位中，录取比例超过80∶1的有1132个，其中最热门的职位是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南苑街道办事处“综合管理一级主任科员及以下”，报考人数达5451人。
现在回体制内去成了“潮流”，我表示充分理解，因为年轻人害怕失业（其实中年人更怕），他们需要稳定的收入，只是稳定之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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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进体制是综合因素的结果
年轻人是非常敏感的，他们绝大多数人的社会资源很少，没有拼爹拼妈的资本。如果他们缺乏安全感，他们就不敢往前冲了。不要说创业，就是去民营企业都不敢去了，连互联网大厂都“嫌弃”了，这很不正常。
如何营造安全感？利益公平、透明有保障，大家就敢去民营企业了。
如何体现有保障呢？比如休假有保障，比如个人维护合法权益有保障，没有“996”，比如退休金和体制内差别没那么大。
因此，不是体制内有多么美好，而是体制外要么过度残酷剥削（比如某大厂的厕所故意设置得非常少），要么收入奇低，正常的能够提供体面收入的公司在一线城市也不算少，可是和房价比一比，这些公司的新人也有点底气不足。
所以，年轻人想进体制内真的是一个综合因素导致的结果。
在大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的体制内工作，同样面临买房难的问题，除非是腐败分子或者家里有支持，否则年轻人肯定是拿不出首付的。
可是如果是IT方向的研究生，能够进大厂的话，收入会非常丰厚，可以靠自己的收入支付首付。
即使如此，年轻人还是在快速从大厂流失，尤其是那些30岁以上35岁以下的年轻人，因为“35岁”是互联网大厂的一个坎，很尴尬。
不仅仅在大厂，在媒体和普通公司也一样，如果过了35岁还没有升到关键岗位，那就意味着出局了。
出局不是说某人无法继续被提升了，而是说某人可能随时会失去工作，那么房贷、信用卡账单怎么办呢？
如果在体制内，过了一定年龄即使不被提拔，至少不会失去工作。
所以，我们不要强求年轻人都有冒险精神，都有锐意进取的劲头，绝大多数年轻人就想有个普通工作，过个普通生活，如果连这个都不能保障，他们就只好奔向体制了。
中国经过了高速发展的阶段，现在追求高质量发展，在企业员工的福利制度、正当权益的维护上能否也高质量发展起来？
企业自己是没有这个主动性的，那么，就要想办法让它们“动起来”，尤其要学会尊重员工，平等对话。
大厂仅仅给员工高工资是不够的，如何设计一套制度让他们可以从大厂安全“撤退”，这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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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500强民企占比超过84%
说说深圳的氛围转变吧。
1984年，歌手何丽鸥携原创歌舞《深圳情》登上央视九州方圆舞台后，声名鹊起。这首歌曲一度很流行，部分歌词是：深圳春也深，深圳秋也深。世上多少美丽的花，在这里扎下根。
何丽鸥自己也是很敢打拼的，从广州到深圳，从深圳到香港，她拥有了自己的娱乐制作公司。
那个阶段的深圳真是风起云涌，令人神往：
从1979年到1984年，在蛇口工业区，袁庚率先推出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以工程招标的方式管理工程、职工住宅商品化、全国招聘人才、率先实行全员合同制等，创造了24项全国第一。
在得到支持之后，1980年3月28日，以在《广州日报》刊登新中国人才招聘的第一则广告为标志，袁庚在他主政的蛇口工业区实行了干部、职员公开招聘制，率先打破了新中国31年的干部调配制。
之后袁庚派人赴京、沪、鄂、穗等地，采取组织推荐、自荐，公开登报招贤等方式，选拔愿意献身特区事业的人才。一些被选中的“尖子人物”，原单位不放。袁庚又将目光投向清华等高校的应届毕业生。
有当事人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说：“那个时代的大学生有一句响亮的口号，就是‘振兴中华’”。即使是招聘制，没有铁饭碗，也有人从北大清华奔赴蛇口。
40年前的风云激荡，40年前的青春无敌，40年前，当天南海北的创业者、怀才不遇者、工程师、科研人员、大学生齐聚深圳的时候，他们是不管不顾为梦想而来，为美好生活而来，为赚钱而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老家有编制，有铁饭碗，但是他们不要了，他们要在深圳凭自己的打拼获得尊严和理想生活，而且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成功了。
值得一说的是：有一位深圳的前副市长叶澄海先生，1985年，在遭遇仕途不顺之后，他离开体制一路奋斗，如今是上市公司信立泰药业的董事长。
2021年4月，叶澄海及家族以43亿美元财富值在《2021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位列全球第665名。
今天的深圳，人中龙凤、天之骄子们越来越多人只想进体制内，这是一个不正常的信号。
因为这里是深圳，不是东北，不是山东。一定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一定要尽快纠偏。
深圳的活力来自于哪里？
2020深圳企业500强榜单和《2020深圳500强企业发展报告》显示，入围2020深圳企业500强的民营企业数量为422家，占比超过84%，入围的民营企业总营业收入占2020深圳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的74.15%，净利润总额占比为69.03%。
但是，年轻人由于强烈的不安全感，还是想“稳”，真是一声叹息。
3
硅谷奇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一方面，中国在诸多技术领域被人“卡脖子”，一方面，中国需要更多年轻人敢闯敢拼，创造奇迹，重塑格局，就像吴南生、袁庚当年一样“杀出一条血路”，尤其是一些硬科技领域的头部企业需要顶级和大量的中坚力量去科技攻关，结果，一批技术精英居然想去考公务员从政，或者去街道办做个普通科员。
广东新会人梁启超先生曾在《少年中国说》中慷慨激昂地写下这样的金句：“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 ；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
可是今日之少年们，只想回体制内去！
梁任公若在世，不知道将作何感想？
在文章结尾处，梁任公曾留下祝福：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少年中国说》作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120年过去了，两个甲子过去了，今日重读此文，真是感慨万千。
从硅谷的经验来看，技术上的攻城拔寨：需要两大力量的重度参与，其一是民营企业，如谷歌、微软、苹果、英特尔，其二是高校，如斯坦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系统的其它几所大学和圣塔克拉拉大学。
这些民营企业的创始人们不是在车库创业，就是在大学宿舍创业，总之起步艰难，却有一帮不知天高地厚的技术狂人执着向前，拼死开路，创造奇迹。
又有诸多大学、创投机构、校友会在后面不断输血，摇旗呐喊，甚至直接空降技术大拿火力支援，某些高校还支持教授创业，工作、创业两不误。
硅谷的奇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个人、公司的创造性与制度建设不断迭代的结果，这是一条已经被证实的路线。
企业家们在感叹人才不够用，甚至要到全世界去招揽优秀人才，但是家庭与国家花了大价钱培养出来的技术精英却在思考：“35岁如果在大厂下岗了怎么办？还是去考个编制比较稳妥”。这是多么荒谬而且让人焦虑的现实。
让民营企业不轻言放弃，让技术精英不为职业过度焦虑，让高校的活力再提升一些，这是中国科技冲击高峰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把最能打的人才放到第一线去，让他们冲锋陷阵，为国效力，相信很多年轻人都有这种报国之志，可是我们也要从长远考虑他们的利益。
创造一个损耗最小，效能最高的机制，让年轻人敢于输、输得起，输了也不怕，这是当下最紧迫的事情之一，一分钟都不能耽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