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饮业率先告急!

餐饮业率先告急!
2020年02月03日 10:20 功夫财经

餐饮业告急

一则新闻看了让人揪心,火遍全国的西北餐饮代表企业西贝在疫情打击下很“南”了。

老板贾国龙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西贝在全国60多个城市有400家门店,2万多员工。现在堂食的店基本都停了,只有一部分店,比如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的店保留了一部分在做外卖。但是外卖的量非常小,只能达到正常营收的5-10%。

让贾国龙更忧心的是,2万多员工目前待业,但按照国家政策规定工资要继续发,一个月支出就在1.5亿左右。如果按照现在的情形继续下去,西贝账上的现金撑不过三个月。

这还是西贝,与海底捞、外婆家并称“餐饮界BAT”的大型企业。整个餐饮业的情况可想而知。

西贝“耗不起”的主要原因是人工开支

西贝的员工福利在业内是有口碑的,人工成本占总成本的30%,较之业内平均20%的比例高出了不少。即便是20%,对实际已经停业的企业而言,也是很沉重的负担。

企业现金耗尽后,生命周期也将结束。照此情形,疫情结束后我们或许会与不少熟悉的餐饮企业告别。这绝对不是好消息。

如果没有这场疫病,中国餐饮业是近年来少有的保持高速发展的行业。

2019年,中国餐饮业年产值已经突破四万亿,位居全球第二,而八年前的2012年还只有两万亿。按照这一增长速度,中国餐饮业将在2023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妥妥的中国经济“希望之星”。

更重要的是就业,餐饮业是劳动密集型服务业。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显示,2018年末,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706.4万人,是第三产业中吸纳就业的主要渠道之一。

餐饮业提供的劳动岗位是非常重要的,由于学历门槛不高、就业灵活,餐饮业可以吸纳农村低端劳动力。“在饭店打工”是很多进城务工人员的人生驿站,由此展开了他们的城市生涯。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尚有20%的未竟之业,餐饮业的就业消化渠道将会在今后二十年内起到就业托底的作用。

政策成本如何消解

受“工资照发”的政策影响的行业很多,餐饮业未必是损失最大的行业。

高端制造业受到的影响可能更多,因为一些高端制造业企业的人工支出可以占到企业成本的50%以上,现金储备流失的速度会更快,走向终点的速度会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

“工资照发”的政策是为了配合疫情防控而出台的,本身的正确性无可置疑。这一政策不仅对疫情期间安定人心、引导大众“自我隔离”有现实作用,而且对疫情后的经济恢复也有很大帮助。

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和消费中,只有消费在近年来的表现是健康的。

连续六年,消费为中国经济提供的拉动力都排在了第一。

仅以春节长假七天的疫情造成的消费损失可能就在万亿,毕竟国民都成了“家里蹲”,本该业绩喜人的服务消费和商品消费都成了浮云。

那么,疫情过后的消费恢复将会成为2020年中国经济表现的重要因素,“工资照发”的政策可谓未雨绸缪。

但是,让企业承担“工资照发”的政策成本既不合理,也不合适。

不合理之处是企业发了工资却还要被迫停业,等于为疫情造成的经济休克买两次单。疫情爆发是天灾人祸,显然不是企业的责任,这样沉重的埋单义务显失公平。

而不合适是指企业的现实困难,如果疫情不能快速消退,经济活动不能迅速恢复正常,那么仅工资照发一项将会拖垮多少企业?

企业纷纷“病倒”,疫情之后的经济重振又将如何展开?

很多专家在分析此次疫情的经济影响时,都以2003年的非典为参照,然而不能忽视的是:疫情或许相似,经济已经不是2003年的中国经济,企业也不是2003年的中国企业。

可能唯一的相似之处是受疫情直接打击的经济部门,即便是这些部门也不大可能出现非典消退后迅速“满血复活”的状态。

因为中国经济增速趋缓,已经不复世纪之初那样的活力满满。投资信心和企业经营期待都已经大相径庭。

2003年的中国企业还没有经历过新劳动法的人力成本激增、没有经历过去杠杆的银根收紧、没有经历过环保风暴的重拳出击,生命力是野蛮而旺盛的。

此次疫情之前,大量中小企业被调教得精致而虚弱,已经处于需要纾困、扶持的状态。生态环境不同,还想看到相同的快速复苏几无可能。

既然企业和员工都不应也不能承担疫情防控的政策成本,那么政策成本的解消就要另谋出路。

金融扶持是目前最为对症的急救药,税费减免是善后的特效药,政策松绑则是中国经济的治本之药。

新疫情,经济需要新办法

2003年非典防治后最主要的经济对策是税费减免。

2003年5月1日起,对民航旅客运输业务、旅游业和铁路旅客运输收入免征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对餐饮、旅店、旅游、娱乐、民航、公路客运、水路客运、出租汽车等行业减免部分政府性基金。付出的代价仅仅是2003年下半年财政收入增速有所放缓。

如果不出意外,此次疫情之后类似的税费减免政策会再现,根据当时的经济损失情况和财政情况决定减免的方式和力度。这应该没有什么悬念。

问题在于,“工资照发”这样企业负担较重的政策成本压力之下,多少企业将会“猝死”在黎明之前?

这就需要政府出面组织金融机构对企业这部分支出提供无抵押的无息或低息专项贷款,以保证企业的生存。

否则,要么企业死亡,要么企业变相裁员引发社会矛盾激化。

而且这一扶持政策也不宜由地方政府直接以财政资助方式提供给企业,因为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和效率都不适合承担这一任务。

金融机构本来就有扶植中小企业的政策任务和资金准备,现在正是用在刀刃上的时候。只有企业能够渡过疫情冲击的难关,才能谈得上未来的经济贡献,道理也是很明白的。

金融急救药和减税费的特效药之外,还需要政策松绑的治本之药。

对中国经济到底处于什么发展水平要有清醒的认识,对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定位要有合理的定位。

经济是“经世济民”的实务,陈义太高、不切实际的诸多政策、管制、限制影响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是对经济最大的损害。

一场疫情提醒了我们,中国经济的发展还远远没有到达高水平,前面的路还很长,要脚踏实地、负重前行,而不是高一脚、低一脚地踩在云端里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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