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做题家这个词，又莫名其妙地火了。
起因是某四字明星进了国家话剧院，这种热搜，每天翻着花的在网上滚动，原本属于一晃而过的那种热点。
一家媒体的评论文章里，说了一句刺痛很多人的话：
“这些小镇做题家每天上班培训，做真题卷，也仍然考不中那个能为他们带来安全感的编制内职务”。
这句话，透着一股居高临下的俯视感，再次引爆了“小镇做题家”这个词的热度。
其实前两年，这词就经常看到，好像是“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本来是自嘲的。
那些来自农村、四五线县城，历尽艰难跨过高考的独木桥，背负着家族荣光的期待，最后的工作和收入却不尽人意，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落差过于强烈。
不管叫凤凰男，还是叫小镇青年，或者叫小镇做题家。
正像我可以说自己的父母、老家、学校不好，不允许别人说它不好一样。
站在阳光下，对着挣扎在泥沼里的人一通无差别扫射，着实令人不舒服。
可蓝白觉得，尤其是关注我时间久的朋友，应该能明白我的感觉：
所谓的小镇做题家，已经是人中龙凤了。
我平日里关注的，包括我自己也是，比起高学历失业或工作不如意的人们，更应该站在聚光灯下面的，是那些网络上发不出声音，中西部农村的光棍，大城市里住群租房的高职高专北漂，东南沿海工厂里拧螺丝的辍学青年。
还是我们经常念叨的，那串熟悉的数据：
10亿人没有坐过飞机，5亿人没有用过抽水马桶，1亿户农民还在使用旱厕，469万户连厕所都没有，每年近700万少年连大专都上不了。
这不是比烂，也不是矫情，而是这个世界本身的底色。
舆论对于出身底层、高学历人才低收入困境的积怨。
一方面，是真正的低收入群体，在互联网上的声量很小，难以赢取关注。
另一方面，是长久以来积攒的教育、就业、人口问题情绪折射。
先说教育和就业。
2022年，我国高考报名人数1193万人，比2021年增加115万人，无论是净增长人数，还是总人数，都创下了历史新高。
2022届的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1076万人，每年高校毕业生增长不过三五十万，2022年一下子增长接近170万，增量是之前的4-5倍。
毕业生增幅如此迅猛，跟最近几年“推迟就业”，有很大关系。
北大卢峰说：中专生毕业想考大专，大学生毕业后很多人考研，人数一年一年累积，导致2022年新求职人数可能会出现一个峰值。
我们看一下研究生招生的人数。
2015-2019年，分别为64.5万、66.7万、80.5万、85.8万。
2020年，直接突破100万，达到了110.7万人。
很明显，2017-2019年，研究生的招生人数突然间大幅增加。
算算时间，正好是2020-2022年这个阶段，研究生毕业人数最多。
当然，随着扩招大潮的蔓延，后面还会更多。
前几天，我看网上都在传，考研专家的一句话：
“高考结束后不要过于放松，可以把考研规划提上日程，用充分的准备迎接大学生活。”
这句话，我看得很不舒服。
是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弗里曼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挤兑效应”理论，即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供大于求时，很多毕业生，只得去从事只需低学历就能胜任的工作，从而与低学历劳动者发生就业竞争，导致低学历者不得不去从事更低端的工作甚至失业。
这就意味着，相比较于同等学历的就业人群，自己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和金钱来获得相应的学历，却进入了较低学历要求的工作岗位。
这不仅意味着前期巨大投入的浪费，而且对个人进入职场后的收入与发展，也会产生负面影响。
这既是“小镇做题家”巨大的心理落差来源，也解释了，为什么16-24岁青年人口失业率，最近两年持续上升的趋势。
尤其是今年。
3月份，16岁-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16%。
4月，上升到18.2%。
5月，上升到18.4%。
3-5月份，16-24岁人群的失业率，全部高于往年水平。
蓝白曾给这个现象，起过一个名字：
“中年阴影下的大学生”。
躲进象牙塔，管他冬夏与春秋，打磨一身武艺，却没有用武之地。
社会不应该苛责年轻人逃避现实，并把一个本属自嘲的标签扩大化。
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城镇化带来的巨大人口流动，疫情对青年岗位的大面积破坏。
以至于，形成就业市场的扭曲。
前几天，高层开了一个东南5省市经济形势座谈会，其中提到：
东南沿海5省市，吸纳了全国70%的跨省农民工就业，经济体量占全国1/3以上，财政收入占比近四成，在地方对中央财政净上缴中贡献近八成，有力支撑了国家财力和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
老话讲：天下财赋半东南。
财富的涌动，伴随着人口的集聚，大城的虹吸。
去年，31个省份中，只有15个省份常住人口增长。
以浙江为例，去年增长了72万人，位居第一。
人口增长，分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
按照自然增长率计算，去年浙江新增常住人口只有6万多人。
新增的净流入人口，也就是机械增长的人口，达到了65.5万人。
城镇化，打破了人口流动的平衡，人们往高线城市迁徙的意愿，可能是几十年以来最强烈的。
并非只有浙江和广东，中西部的大城，也在加速人口虹吸。
以河南为例，去年该省常住人口减少了58万人，省会郑州增加了12.2万人；
湖南常住人口减少了23.39万人，但省会长沙增加了17.13万人；
山西常住人口减少了10.02万人，但省会太原增加了7.25万人。
七普数据，2020年末，流动人口达到3.76亿，较2010年增长了1.55亿。
这个数字还算保守的。
事实上，如果除去“当地落户、当地工作、当地生活”的户籍人口，全国“人户分离”人口已经高达4.9亿人，与2010年相比，人户分离人口增长了88.52%。
如此巨大规模的流动人口，放眼全球，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匹敌。
当然，大城市提供了优质的高校和三甲医院资源、摩天大楼里体面的工作，还有互联网上惊人的曝光度。
但是，人口流动的分化如果达到极致，结构性失业的压力，在大城市会表现得更明显。
以前跟大家聊过：我国大部分就业岗位需求，一是数量型，二是技术型。
数量型的就业门槛低，我们满目所见，紧缺的、低端的、重复的工作，销售、保安、店员、建筑工人，随时都在招人。
技术型的就业门槛高，我国1.7亿技术工人中，高技能人员仅0.48亿人，在总就业人口占比只有7%。
每年中国的财经类大学毕业生超过100万，而银行、证券、基金业的就业增量还不到15万。
人口的持续涌入，使得低端岗位与高端职位都在大都市汇聚。
这些地方的结构性就业压力，当然会凸显。
疫情，又加速了大都市就业的压力。
有一期蓝白跟大家提到一组数据：
2017-2020年，31个大城市失业率，平均比全国失业率低0.11个百分点，2021年以来则平均高0.15个百分点。
在疫情面前，大城虹吸是把双刃剑。
一方面，疫情的传播，主要通过人员流动来实现，区域枢纽面临的风险更大。
比如，5月前3周，全国18个大城市地铁客运量同比下降44%、加权平均拥堵指数下降7%，而同期全国百城拥堵指数已经实现1%的同比正增长。
另一方面，大城市的线下服务业就业占比更高，制造业、教培、互联网扎堆。
开发商爆雷、城市停摆，还有教育和平台经济的监管，高收入岗位当然会减少。
披荆斩棘的毕业生，淘汰了中考50%的同伴，挤过了高考的千万独木桥，只是为了一份体面的工作和收入。
身处夹层，当然会感觉到强烈的不适。
盛宝银行的报告里说：
K型复苏，使年轻人意识到，一张优秀的文凭和积极的态度，也无法像从前那样步步晋升。
就算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但经济已经深度金融化，如果算上保险、教育、房租或是房贷，单靠一份工资可能连养家糊口都有困难。
技术也是另一大要素，各类软件、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又取代了大量就业岗位。
按蓝白的理解：
1，人口流动分化达到顶峰，深度金融化的生活方式，使买车、买房、扎根大城市、与亲朋同学比拼的欲望，加速放大。
2，一份初入职场的平淡收入，在过度教育带来的过高期许面前，又显得黯然失色。
说了半天，还得是那句名言：
虽然我现在连1万块钱也拿不出来，但我总觉得，几十万是个小钱。
十多年来，教育的内卷、互联网与房地产的兴衰、人口流动的急速分化，形成了就业压力的必然。
于个人来说，身处泥潭，只能默默咬牙对抗趋势，把必然变成偶然。
所以，我也只能提出老掉牙的，老生常谈的，大家刷了无数遍的鸡汤建议：
1，降低预期，降低负债，拥有一技之长，早睡早起。
2，即便做不到，也依然追求做一个诚实和正直的人。
3，挺住，等待疫情散去，万物复苏。
小镇做题家们，终会得到应有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