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和法国发展融资实验室联合主办的“全球可持续发展融资的共同解决方案：视角与案例研究”国际研讨会于2024年11月11-12在上海举行。巴基斯坦前驻华大使Moin ul HAQUE主持的单元“主要发展伙伴的作用：经合组织和新兴经济体”，天津大学卓越教授、马寅初经济学院创院院长，国家能源、环境和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张中祥应邀围绕新的集体量化气候资金目标和启动《巴黎协定》第六条全球碳市场机制作了引导性发言，并从六个角度回应了特朗普胜选对美国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来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纽约大学、美国全球发展中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新开发银行、巴黎俱乐部、法国发展融资实验室、法国国际发展研究基金会、阿根廷经济部、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品诚梅森律师事务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发展合作研究院、复旦大学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心、盖茨基金会中国办公室等机构的专家参加了会议。
下面是张中祥的部分发言内容。
政策目标和相应的产业政策和支持一定要协调。无论是减碳目标还是到2035年完全取代燃油车，欧盟的目标都是极其严苛的，但是没有充分考虑对竞争力的影响，相应的产业政策，尤其是支持力度没有跟上，这就造成欧盟在与一些新兴国家的技术竞争中处于被动。
同样的逻辑对照应对气候变化，我们不能仅提把温升控制在1.5摄氏度的雄心目标，还要讲与实现雄心目标一致需要的支持，尤其是对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正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第二十九届缔约方大会（简称COP29）, 确立新的集体量化资金目标（NCQG）就是大会的最核心的议题。到底这个目标定得多高？谁来出资？资金如何使用？这些都充满争议。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完全是被动受气候变化影响，又没有能力和资金来适应气候变化，他们需要的适应资金需要通过NCQG融资来支付。目前提供的适应资金杯水车薪，大概只是需要的适应资金的十分之一，甚至都不到。判断这次COP29大会是否成功的关键就是看大会通过的决议确定的每年提供的适应资金额度目标，尤其是公共资金每年提供的适应资金额度目标。
谁来出资可能比出资额度目标争议更大。欧盟是全球最大的气候融资公共资金提供方。自2013年以来，欧盟资助发展中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影响的资金几乎增加了两倍，欧盟会继续要求快速增长的、大的新兴经济体贡献更多气候融资份额。但发展中国家坚持不能更改《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巴黎协定》下成员国的地位。
解决这种无休止争议、同时为气候融资规范化、持续化和达到有意义的额度，比较客观、实际可操作、能够长久的规则必须同时兼顾三个方面考虑：一就是国家的总体经济实力，可按照其在联合国、世行、IMF出资情况来看。不能争联合国常务理事国，争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而不承担相应份额；二是看一个国家历史上对温室气体排放的累积贡献；三是按购买力计算的人均GDP。
这三个指标综合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国力、能力和历史责任，应该按照这三个方面的综合考虑来确定对发展中国家适应性资金的投入份额，以此确定的适应资金的目标应比现在的适应资金额会有大幅度的提高。NCQG总盘子下公共资金提供的适应资金的目标必须明确，从而依托NCQG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可预测、可持续的资金支持。
公共资金中提供的适应资金也一定要明确双边资金和多边资金的目标。多边资金面临要更多考虑资金有效性的压力，可能会更聚焦于一些大的项目。双边资金可以考虑规模小一点的项目，尤其对不发达的发展国家的适应项目。因此，明确双边资金和多边资金各自的融资目标是非常关键的，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NCQG总盘子的另一部分资金是用于减排的，这部分可以把私营部门资金考虑进来。公共资金消除阻碍私营部门资金的壁垒，那撬动的私营部门资金可以计入NCQG融资目标里，但必须是发达国家或者一些需要出资的国家通过公共资金额外撬动的资金，才可计入。
从提供发展中国家更多的资金角度上讲，尽快启动《巴黎协定》第六条全球碳市场机制对于以更低成本降低全球排放、加强全球气候合作和支持低收入国家获得资金以应对气候变化至关重要。目前，来自最不发达国家的碳信用市场价值只有双边发展援助的1%，碳市场可为这些脆弱经济体提供了一条潜在的路径，帮助融资气候适应、可持续发展和就业。
张中祥，天津大学卓越教授、马寅初经济学院创院院长，国家能源、环境和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