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李丽 胡广欣
上映57天，电影《长津湖》成功登顶中国电影票房榜。在打破30多项中国影史纪录的同时，该片也成功位列2021年全球票房榜第一名。如今，影片还在上映，纪录仍在刷新。
主旋律电影如何成为票房“爆款”？因为疫情导致的全球范围内的电影制作停滞，为何反而成了中国电影产业化程度的“试金石”？《长津湖》等一系列主旋律大片的热映反映了中国电影观众怎样的口味变迁？近日，羊城晚报记者就这些问题独家专访了博纳影业集团董事长、《长津湖》出品人和总制片人于冬。
《羊城晚报》12月1日报道【一次全面检阅】
《长津湖》后期特效都是在国内完成的
羊城晚报：上映不到两个月，《长津湖》就打破了多项纪录。《长津湖》为何能做到如此势不可挡地一路上扬？
于冬：首先是全国电影观众爱国热情的高涨，这个前提非常重要。再一个就是所有的主创人员，包括导演演员，他们不辱使命，饱含深情，带着强烈的创作激情完成了这部电影。
这个戏几乎95%在野外拍摄，拍的多是夜戏和战争戏，最冷的时候气温只有零下20多摄氏度。在这样的极寒天气下，拍摄每一个镜头都是非常困难的。但当年志愿军将士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战斗，靠的就是意志力。如今这种精神也鼓舞着我们的摄制组，他们克服重重困难，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完成这部电影。
仁川登陆两分钟，镜头做了10个月
羊城晚报：《长津湖》的成功，是否可以证明中国电影不光在市场上，而且在制作上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于冬：中国电影产业化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发展，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长津湖》就诞生在这样一个机遇期。我们的电影工业发展到今天，人才基础、产业基础都已经到达了一定的阶段，所以这确实是一次全面检阅。另外，电影的上映又是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情况下，所有的电影人都非常珍惜观众对于电影的渴望，铆着劲要拿出好作品。所以，这也是一次电影界的凝心聚力、合力托举。
因为疫情原因，《长津湖》的后期特效都是在国内完成的。前后有86家特效公司参与这部电影的后期制作，电影边拍边做后期。像仁川登陆那样的大场面，我们两分钟镜头做了10个月，几乎在电影开拍的同时就已经启动后期制作。回想10年前，我们拍大片还要去澳大利亚、美国做后期，但现在，超过95%的问题都能在国内解决，所以这绝对是我们中国电影产业化一次大踏步地前进。
最后，陈凯歌、徐克、林超贤这三位在华语电影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导演，能够一起来合作一部电影，这也是很难得的。美国也没有一个制片人能让斯皮尔伯格、卡梅隆、迈克尔·贝三个人拍一部戏。
三位导演把最擅长的东西全“掏”了出来
羊城晚报：你是怎么做到让三位导演发挥各自所长，但他们的个人风格又不产生矛盾的？
于冬：三位导演是有明确分工的。最开始邀请陈凯歌来，我就跟他说，我看中的是他对中国的历史人文的了解。而且他当过兵，他知道当兵的人之间怎么开玩笑，他们的那种集体荣誉感又是怎样的。最终陈凯歌在设计电影开篇的时候，把那种时代气息拿捏得很准确。
剧情进入朝鲜之后，林超贤负责激烈的战斗场面，还有大部分的美军戏份。我跟他说，你不用担心把美军拍得太强大，他们越强大，观众越能感受到我们这一场战役的胜利来之不易。
徐克负责的是戏剧的完整性和整个影片基调的统一，他统筹所有的美术风格、影像风格，以及音乐部分。他还负责结尾的高潮戏。下一部《长津湖之水门桥》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徐克的手笔。
所以说到底，《长津湖》的拍摄成功，除了吴京、易烊千玺、胡军、朱亚文、李晨、韩东君这些演员奉献了他们从影以来最好的演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让这三位导演把最擅长的东西全“掏”了出来。
中国拍的主旋律大片在海外多国上映
羊城晚报：《长津湖》在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以及海外多国都有上映，现在放映的情况如何？
于冬：成绩非常好。香港票房已经超过1300万港元。澳门三家影院总共突破40万港元，已经很不错。另外，美国、澳大利亚、英国、新加坡……全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会陆续放映《长津湖》。
羊城晚报：主旋律大片“走出去”，会否比一般的商业片更难？
于冬：《长津湖》的三个导演在全球也是受关注的——陈凯歌、徐克、林超贤的名字，海外市场是熟悉的。另外，《长津湖》是一部主旋律大片，但它同时也是一部战争类型片。中国拍了一部有关朝鲜战争的电影，这一点是大家感兴趣的。因为以往这个题材美国人拍过，韩国人拍过，大家会好奇中国人会怎么拍？
羊城晚报：就《长津湖》的经验来说，你觉得疫情防控常态化对中国电影的产业生态有怎样的影响？
于冬：现在不光是中国，全球电影院都面临供给不足的情况，尤其缺大片。大家也会发现，很多国内的影视公司都不敢贸然拍大片，大家会更倾向拍一些轻体量的电影。所以，拍大片的创作者是要有勇气的，而且他们一定要比以往做得更好。
但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依然决定全力以赴把《长津湖》这部电影做到极致。为什么？我一直想，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不能像全国的医护人员那样冲锋在前，拯救生命，但我们可以用作品来抚慰那些疫情造成的心灵创伤。当人们在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因为有一部电影能让他们重新鼓起勇气，那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的意义。
于冬事实也证明，越是在这个时候，观众越希望在电影院看到一些有影响力的电影。迄今有1.22亿人次走进电影院看《长津湖》，就说明了这一点。所以《长津湖》的成绩不仅给中国的电影市场提振了信心，也给了疫情后的全球电影产业一个极大的提振。
【新作与新尝试】
《水门桥》战斗更激烈更残酷，牺牲更令人动容
羊城晚报：因为《长津湖》的成功，《长津湖之水门桥》也备受关注，人们甚至叫它“史上最强续集”。可以透露一下这部电影的拍摄进度吗？
于冬：《长津湖之水门桥》现在正在紧张的拍摄中，后期也在同时制作。其实这部电影的大部分镜头我们已经在去年完成，但当时拍到5月中下旬的时候，气温已经一路从零下20多摄氏度上升到20多摄氏度，树也绿了，山也绿了，演员却还穿着厚棉衣，汗流浃背地表演。所以我们最后还是决定先停下来，等冬天再拍。
羊城晚报：《长津湖之水门桥》的剧情和场面还会给观众带来怎样的震撼？
于冬：之前长津湖战役的全貌讲完了，但七连的故事还没讲完。雷公牺牲之后，伍千里和伍万里兄弟俩的故事也没讲完。续集不仅故事好看，随着战役越来越难打、任务越来越艰巨，战斗场面也更激烈、更残酷，将士们的牺牲也会更令人动容。
《无名》用更通俗的叙事追求风格
羊城晚报：“中国胜利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无名》最近很受关注，从新曝光的物料看，影片气质也跟此前的两部大不相同。程耳过去的作品譬如《罗曼蒂克消亡史》很有艺术感，为何选择他来拍主旋律大片？
于冬：程耳以往的电影都是个性很鲜明的，我希望这次他跟博纳的合作会有新的化学反应。但我跟程耳说，《无名》不是一个艺术片，它是一部商业片。我们在追求艺术风格的时候，一定要用更通俗的叙事方法，不能靠观众去脑补剧情。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达成高度一致，我相信这会是一部既有个性化表达，同时又兼具商业元素的大片。
羊城晚报：梁朝伟和王一博的演员搭配也颇新鲜，为何选择了他们？
于冬：这个故事说的是被日本占领时期的上海，其中有各方势力的角力。目前我们只曝光了两位演员的造型照，还有八位主演没有公布，所以敬请期待。
我觉得这些演员首先都是冲着程耳导演来的。譬如程耳最初找梁朝伟的时候，只发了一个简单的故事梗概给他。梁先生在香港马上就看了《罗曼蒂克消亡史》，看完之后就一口答应了他。
羊城晚报：《无名》是否意味着博纳在主旋律大片这个领域开始有新布局和新拓展？
于冬：我确实希望能在主旋律大片的领域开拓一些新类型，比如像《无名》这样的谍战电影。过去像《中国机长》《中国医生》，都有真实人物和真实事件作为依托。但现在我希望也能拍一些虚构的故事。
当下观众更关注平凡英雄的情感
羊城晚报：有数据统计，博纳近年来的主旋律大片累计票房已近200亿元。这背后是否能体现当下中国观众的一种新口味？
于冬：这些电影，我叫它们“新主流大片”。因为除了主旋律的内涵之外，这些电影会更注重普通人的情感故事，这是我们跟美国电影的最大区别。美国电影这十年拍了很多超级英雄，他们的超能力哪来的呢？都是上天给的。但我们拍的都是平凡英雄，就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普通的消防员、普通的飞行员、普通的战士。譬如《长津湖》拍的就是最穷苦家庭的两兄弟，一个叫伍千里，一个叫伍万里，他们远赴千里万里去保家卫国。这些普通人的情感更加真实可信，也更加动人，不像美国的超级英雄离我们那么远，感觉那么虚幻。超级英雄的那种情感，我们没办法共鸣，但是这些普通人的故事，我们都可以同频共振。
简单地说，今天的中国观众更希望银幕上的英雄是中国人的英雄，更希望在银幕上看到中国人的情感故事。这种自信心和文化认同的背后，其实就是我们祖国的强大和人民心中的幸福感。所以我一直说，一部电影的成功，它一定跟现实社会是有观照的。如果你去拍一个玄幻片，它的票房收入就只能局限在小部分人身上。
羊城晚报：除了跟观众产生情感共鸣，《长津湖》在制作上还有什么成为“爆款”的经验可供吸取？
于冬：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以现代电影的制作理念去做电影。我经常强调，什么是现代电影？就是要符合今天年轻人的观影习惯——气氛、节奏、美学追求，都要跟今天年轻人的口味高度吻合。如果我们还是按照老方法去拍，年轻人就会觉得闷了，就要低头看手机了，所以关于《长津湖》，我看完最开心的一个网上评价就是“感觉这部电影每个镜头都是满满的诚意，没有一个废镜头”。确实是这样，因为我最清楚每剪掉一个镜头，那背后是多少时间和投资。
【落子大湾区】
用全球人才推动中国电影进步
羊城晚报：博纳熟悉的“内地资金+内地故事+香港团队”，这个电影制作模式未来会如何发展和变化？
于冬：我觉得未来中国电影是要吸引全球人才来拍中国故事。中国电影的进步除了我们自身的努力发展，吸引全球人才——包括制作人才、创意人才和营销发行人才——也很重要。未来的中美电影既有竞争也有合作。竞争体现在制作上，也体现在话语权的竞争上。但合作也是必然的，因为中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庞大市场，另外我们也需要英语市场去讲我们的故事。
羊城晚报：在你所说的这个愿景里，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将起到怎样的作用？
于冬：粤港澳大湾区有非常独特的优势，这里人文底蕴丰厚，人才辈出，譬如拥有香港电影的人才基础。我们应该凝心聚力，把粤港澳大湾区的电影人才进行有机融合，抓住这个影视发展的机遇。
羊城晚报：博纳在去年5月宣布落户广州南沙，之后的《中国医生》成绩不错，未来是否会在广东相关项目上更多发力？
于冬：我们落户南沙的第一个项目《中国医生》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它也是广东出品电影的票房第一名。接下来我们会为广东多拍一些电影，包括目前已经启动的《钟南山》。这部电影会把钟院士的童年、求学到他回来报效祖国，以及抗击非典和新冠的过程都表现出来。
其实广东这片热土还有很多故事可以挖掘，譬如我们也想拍一些轻体量的电影来展现这里的年轻人的创业故事和爱情故事。
羊城晚报：最后一个问题，未来我们应该如何把电影人才留在粤港澳大湾区，帮助湾区的文化产业进一步发展？
于冬：留住人才需要有产业基础和教育基础，“产学研”永远是一体的。在这个更大的谋篇布局里，博纳愿意为人文湾区的建设和广东文化强省的建设继续出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