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古大勇
古远清教授于2022年12月27日由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不幸离世，我得知消息后心中无比悲痛。据悉，在古远清去世前四天，古夫人古炽珍也因新冠辞世。
多年前，古老师在送我的新书《香港当代新诗史》的扉页上题词，称我为“小古”，而他自称为“老古”。我俩都姓古，古在中国的百家姓中属于小姓，天下姓古的人寥寥，在文学研究圈子里姓古的更少。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古老师对我多有关照，他曾为我的新书出版撰写序言，对我的学术研究予以鼓励；每有新书出版，则必快递寄送给我；如需要什么文献求助于他，他有求必应；有些学术问题向他请教，他总是耐心解答。我们在微信中保持联系，如今一一翻看微信中他发来的只言片语，他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但斯人已去，不禁感慨万千，悲从中来。
古远清教授
我对古老师的认识和评价，可以用四个词来概括，即功臣、过客、学术警察、“半个胡适之”。
“功臣”指的是古老师对世界华文文学学科作出的卓越贡献，他是世界华文文学学科领域内一位功勋卓著的“功臣”。古老师生前完成六十多部著作，这些著作包括：《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香港当代文学批评史》《台湾当代新诗史》《香港当代新诗史》《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台湾新世纪文学史》《澳门文学编年史》《中外粤籍文学批评史》《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年鉴》（系列）《战后台湾文学理论史》《台湾查禁文艺书刊史》等。
古老师的不少著作完成于退休之后。按理说，退休之后他可以游山玩水，颐养天年，儿孙绕膝，享受天伦之乐，但他却把全部的业余时间投入到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很显然，古老师学术研究的动机已经不是为了职称、课题、奖项、荣誉等世俗层面的需求，更不是为了现实的“稻粱谋”。首先，他的研究是基于一种乐趣，一种内在心灵和个体生命的需求，“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从学术研究中感受到追求知识、创造思想、发扬真理的快乐；其次，他的研究同时也是基于一种学者的责任，就是为了推动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的发展。例如他在《世界华文文学概论》后记中提到，他撰写此书的目的就是为了世界华文文学的“学科建构”。他从2013年开始，每年都要独自编写一部厚重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年鉴》，是为了“做一座世界华文文学的观察所，做一个传递信息的烽火台，做一面反映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动态的镜子”。总体来说，他是世界华文文学学科领域公认的最忠实、最勤奋、最优秀的“功臣”和“义工”之一，他为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过客”是我在给他的《世界华文文学概论》写的书评中对他的定位。“过客”来源于鲁迅的散文诗《过客》，我在那篇书评中写道：值得敬佩的是，古远清六十多部的著作，基本是他一个人“作战”，没有团队，没有参与撰写人员，且绝大部分著作都没有课题经费的支持。当下的学术体制似乎更容易催生专家领衔、集体编撰、团队作战、近乎流水线式样的“学术生产”方式，古远清逆潮流而行，拒绝采取流行的“学术生产”方式，一个人在茫茫无际的世界华文文学旷野上，披荆斩棘，孤军奋战，颇有几份悲壮的意味。放眼偌大的文坛，也许能看到不多的同道者身影，如上世纪末杨义十年磨一剑、凭一己之力完成150万字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如有“拼命三郎”之称的张梦阳也是凭一人之力完成了近200万字煌煌巨著《中国鲁迅学通史》（三卷本），逾百万字的传记体长篇小说《苦魂三部曲•鲁迅传》以及1000万字的《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主要编者）。张梦阳曾谈到自己“陪”鲁迅一辈子的动力，认为是大荒原上疾走的“过客”精神感染了他：“‘过客’的刻苦、坚忍、执著的‘韧’的精神感染着我，我时常以他的艰苦卓绝与自己对照”“时时梦见大荒原，梦见那艰苦卓绝、坚韧不拔的‘过客’，正是这位‘过客’引领着我度过了漫漫九年苦苦行走的艰难历程，5卷、1分册、1000万字的精装大书终于挺立在世界各大图书馆的书架上”。我觉得，古老师也是这样一位“陪”着世界华文文学一辈子、坚韧不拔、在大荒原上绝不回头向前“走”的“过客”，直到生命的终点，他才停止“走”的步伐。据悉，他在逝世前的一段时间，还念念不忘他的写作计划，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学术警察”是学术界对他的称谓。进入古远清这个“学术警察”“罚单”里的都是知名学者，大陆有张炯、谢冕、温儒敏、陈晓明等，台港暨海外则有陈芳明、余光中、马森、夏志清、叶石涛、藤井省三等，这里面有些是他熟悉的、尊敬的朋友，如张炯、谢冕等，他也敢于进行批评。“学术警察”不但体现了古远清的学术勇气，也展现出一种真正的批评精神。真正的文学批评或学术批评要勇于介入当下文学场域或学术场域，要以犀利骁勇的姿态，敢于“剜烂苹果”，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正本清源，激浊扬清，发挥批评的甄别褒贬功能。但是，当代批评正越来越丧失真正的批评精神，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对仍然健在的作家、学者进行批评往往有所顾忌，害怕伤及面子，于是批评往往变成一团和气的“人情批评”，一味的说好话甚至无原则的吹捧，即使有批评，也是一番好话之后顺便附一两句轻飘飘、无光痛痒的批评文字，难以见到如古远清那样伤筋动骨、毫不留情、酣畅淋漓的批评文字。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越发显出古远清“学术警察”身份的可贵性，当代文坛和学术界，需要出现更多的如古远清那样的“学术警察”。
“我的朋友胡适之”，这句话在民国很流行。这说明胡适喜欢结交朋友，朋友圈广泛，既有鸿儒也有白丁，胡适既提携过林语堂、周汝昌、顾颉刚、吴晗、沈从文等一众才子，甚至也资助过卖烧饼的袁瓞等贩夫走卒。他性格温润如玉，与人为善，宽厚仁义，乐于助人，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古远清虽然是一个“学术警察”，在学术问题上毫不含糊，并不宽容，但他在与他人交往上、特别是对年轻学人的关心帮助方面，与胡适有几分类似，所以笔者称之为“半个胡适之”。他为人随和，平易近人，性格开朗，说话风趣幽默，乐于助人，喜欢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喜欢和年轻人打交道，朋友圈广泛，他的朋友遍布大陆、台港澳地区和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界。笔者与不少年轻学者交流，都提及曾得到过他的帮助，与他成为“忘年之交”。在台港澳暨海外，也无人不知古远清，与他有着或深或浅的交情。不宽容的“学术警察”身份与宽容的“胡适之”品格竟然如此奇妙地结合在古远清身上。
吴思敬教授在一篇追思古远清的文章中说他是学界的“拼命三郎”，古老师，您生前确实太拼了，也太累了，愿您在天堂放下笔，多歇一歇吧，有古夫人陪着您，您不会孤单。我们都无比想念您！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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