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小城镇”构成中国社会独有的社会实体，即“以一批并不从事农业生产的 人口为主体组成的社区。”无论从地域、人口、经济、环境等因素看，他们都有既与农村社区相异的特点，又能与周围农村保持着不能缺少的联系。（费孝通，1984）
中国电影对于“小城镇”主题的拓荒始于影史早期。通常，1922年的《张欣生》被誉为国产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小城镇电影。该作品取材于1921年一起夺产弑父的真实案件，地点发生在上海县三林塘镇。这里当时经济活跃，此案件源自经济纠纷，现代意味十足，所以根本上，“弑父故事揭示了小镇兴旺对社会关系的重要影响”①。
更难得的是，故事并没有将小镇作为唯一叙事空间。后续情节中，主人公逃往上海，故事也从郊区小镇转移向现代大都会，反映出中国电影直面社会变迁的现实主义传统。《张欣生》不仅第一次描摹出一个中国小镇的全貌，还展示出真实的“小城镇”作为一类社会区域结构的辐射力和独立性，及其与城市对话的可能。
孟君因此将《张欣生》视为中国小镇电影的第一次“发生”：从小城镇影像的初显到小城镇故事的完形，中国电影中的小城镇从作为城市和乡村的外部参照系发展为一个相对完整的电影时空体，多极化的空间视点反映了中国电影在发生期的不稳定性； 也显示了空间叙事的无穷活力。（孟君，2024）“发生”既表示出现，更点明时刻。此后，城镇与影像的空间互文在更多小镇电影里呼之欲出，不仅说明“小城镇”作为影像主题的独特性和生命力，更体现出中国电影与“城镇化”社会形态之间的对话传统。
《24城记》海报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规模重启城市化道路。与一般性城市化（Urbanizaiton）认识有所不同，这次改革不以大城市（city）为主，而是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偏重小城镇（town）”城市化发展模式。城镇起到的关键社会作用是“让人口从农村走出来，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第三产业”。目前，这一发展进入新型城镇化阶段，在地理空间上更加强调“城镇就是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过渡带”，人口在城市与城镇之间形成均衡再分配。（丁守海，2014）因此，新型城镇空间的可塑性、流动性更强，人口结构复杂，文化内涵丰富，整体更具有独立性和过渡性。
就此，中国电影相应出现大规模“城镇”影像潮，亦可谓小镇电影的第二次“发生”。时间上，大约从第六代创作开始，延续至今。戴锦华教授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第六代作品的共同主题，首先关乎于城市——演变中的城市。②”（戴锦华，2006）的确，关注社会空间剧变既是第六代影人的创作起点，也是方法。
贾樟柯导演在一次学术对话时谈及作品《24城记》，他说：“影片中出现的这些事每天都在发生，它们只是从大量事件中抽取出来的。我有机会捕捉到这种变化，这种新事物的出现。因此，影片具有某种档案的性质，是一种记录。这种方式可以被称为与中国现实的互动。”（aili Zheng/zhangke Jia,2013）
不难发现，许多作品中，“城”往往被处理成模糊的地域范畴，在某几个乡、镇、县城之间来回切换。正由于不够具体，这片“城—乡”结合所形成的文化地带广袤且暧昧、灵动又鲜活， 适合被镜头直接、迅速捕捉，贴合转型社会带来的文化真实感，全面记录城镇化过程。面对巨变，新型创作者们往往体现出“漫游新生者”（贾磊磊、段运冬，2005）姿态。
漫游需要城市与人群，但漫游者却同时又超然于此二者，他与人群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这种与人群的关系让漫游者带上一点阿甘本的当代性，“当代性就是一个人与自身时代的一种独特关系，它既依附于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曹金羽，2016）因此，新型漫游者既有个体性，又紧贴时代，极具穿梭感，主动衔接电影与现实，在映射还原同时进一步展开生产性的文化想象和补充。
漫游式讲述可细化为记录、成长、闯入等不同视角层面。“记录”视角下，“小镇”被当作与“城”相对的精神空间。这里仍旧保留简单、连续、统一的生活方式，同时又不乏变化引发的“顿时感”。这些特征与都市生活的紧张、秩序和强度形成参照，不仅体现在《公共场所》《小镇青年》等纪录电影中，《塔洛》《隐入尘烟》《相亲相爱》等剧情片亦有表 达。在“成长”视角中，客观记录被主观讲述替代，创作观察由外转内，围绕故乡、怀旧等个体经验，对城镇变化展开自传性书写。
《树上有个好地方》剧照比如贾樟柯、王小帅、章明等第六代导演都擅长以三部曲式的跨度作品，不断重塑“我”与故乡往事的当下关联；电影《树上有个好地方》的导演张忠华坦言：“我做儿童片十八年，它是一个一脉相承的东西，这两部影片蕴含了我的童年回忆。”《山河故人》《永安镇故事集》等作品则以段落式结构呈现出小镇随时代变迁的自我蜕变。成长视角下的许多电影，往往体现出浓烈的作者性和文人性。
三者中，“闯入”视角最为偶然，也最能体现当下新型城镇空间的鲜与活。其中，一种是主人公对于所到小镇而言是“闯入者”，比如影片《追凶者也》《地球最后的夜晚》中的讲述。另一种指“非在地” 导演表达，即导演原本与取景地无关，他更像探险者，忽然受到某种新事物吸引，倍感好奇，决定到此创作。这种方式已经成为当下许多年轻导演的创作来源和方法，比如这两年山海计划入围的《梦幻瓜岭布鲁斯》《鹈鹕出走之后》《炉底糍就是华夫饼》等青年导演作品。
《鹈鹕出走之后》影史从时空上提供了一种对照途径，即发现电影与现实的共时与共进。中国“小镇电影”即是如此。时间上，它始终关注正在发生和将要到来，它不仅属于此刻，亦关照未来；空间上，它可对应于“城—乡”这一过渡区域，重构视听表达；同时，小镇变化往往具体而微， 所以小镇电影提供的故事空间，更适合表现个体、家庭或范围群体，更适合通过对人物在时 代中的显隐描摹，折射整个当代中国的情感结构。不论如何，支撑一切表达的背后就是正在发生的“城镇化中国”。
文 | 暨南大学 吕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