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2日，“荔泮芳华”荔湾历史文化科普活动之九——青年课堂第四场在广州市荔湾区党群服务中心举行。
本期讲座主题是“晚清广州沙面租界周边地区的治理与华洋关系”，由暨南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梁敏玲主讲。梁敏玲的研究方向为城市史、清代制度与社会、近代社会文化史，重点关注清代至近代广州及其周边地区的行政运作、社会治理、族群关系等问题。
近几十年来，关于沙面外国建筑的研究颇多，但关于曾作为租界的沙面和一涌之隔周边地区的治理与“华洋”关系的研究并不多。梁敏玲以生动而翔实的史实表明，自晚清以来，如果不是广州人民坚持不懈地反抗斗争，列强殖民者早就跨过沙基涌，将势力范围扩张至西关地区，而非局限于沙面岛内。
如今的沙面岛是旅游胜地沙面曾作为租界的特殊性
在讲座伊始，梁敏玲介绍沙面租界的由来——因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十三行商馆区被烧毁，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选择沙面为“新商馆区”。沙面之所以被觊觎，是因为其地理优势，强大的防守性和隐蔽性，属城防要地。
暨南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梁敏玲现场开讲中英《沙面租约协定》条约的签订，意味着在地理上，沙面四周的河涌造成租界与中国人社区地理的隔绝，并且英法领事拒绝中国人置业的规定更进一步强化了华洋之隔。
自租界建立后，英法领事不满足于岛上的“自治”，而是积极干涉租界周边事务。更因为沙面租界周边与商馆区旧址相邻，使得十三行时期南海县丞与驻防的绿营官兵，参与此处涉外日常治理的模式在晚清延续扩充。面对侵略势力的日益扩张，租界周边的治理形态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沙面租界周边治理的变化
梁敏玲围绕沙面租界周边商业发展历史和治理秩序问题进行分享。她介绍了沙面和沙基大街的繁荣景象，租界周边华界航道交汇、船只鳞集、人烟稠密，尽管外国洋行、教会等在租界周边拥有大量产业，中外产权交错，但租界周边地区行政权仍在中方手中。因此，英法领事对租界周边事务的干涉方式是间接的，主要通过中方制度与人员来实现。由此可见，广东官府在英法意图侵占我国国土主权的问题上起到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制止了英法的肆意侵占行为。
讲座现场同时，随着外交体制转变及军事和善后事业开展，相关制度也发生调整。地方督抚通过设置局所、差委等处理善后、洋务等事务的做法日渐常态化。如广州沙基大街设“新涌缉捕”巡缉沙基与沙基涌，维持治安，参与租界周边治理。
梁敏玲举例说，“新涌缉捕”需与洋人商办各类基层交涉事宜，只有在难以办理的情况下才需要交予地方政府——南海知县处理。地方官员在一系列事件中无力抵制英法领事宣称在沙基拥有“权利”的主张，在英国领事要挟下只能作出更多妥协。
但租界向外拓展的企图也受到了周边社会经济环境制约。地理位置上，沙面周边发达的水路交通既为沙面各洋行带来便利，但在无形中阻碍租界向外拓展；政治上，广东官府也在不断强调沙面周边是中国辖地，英法商行的不合理要求都遭拒绝；社会环境上，因沙面周边民众的观感态度，外国商民很难依靠英法在沙面租界的特权，强制进行租界扩展。总而言之，面对英法领事宣称在租界周边拥有“权利”的行径，中方被迫作出妥协，但始终握有租界周边的行政与司法管辖权。
广州民众从未停止的反帝斗争
梁敏玲提到，20世纪20年代后，沙面防务已由外国军队与英法工部局掌控。在中国民众反对不平等条约的声浪越发高涨之时，尽管中方一直掌握沙基和沙基涌的管理权，但英法领事仍企图干涉控制租界周边地区。
曾作为租界的沙面岛1925年震惊中外的“沙基惨案”，正是晚清以来英法干涉侵扰沙面租界水陆周边治理秩序的延续和扩大，手段从交涉渗透升级为不加掩饰的暴力。
梁敏玲指出，晚清以来，广州民众多次发起抵制英法的抗争运动，沙面租界一直未能拓展，归根结底是中国人民坚持不懈反对帝国主义的努力。
据悉，本次活动由中共荔湾区委宣传部、荔湾区国家档案馆（区地方志办）、荔湾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荔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办，广东财经大学华南商业史研究中心承办，广州詹天佑故居纪念馆协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