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山星火燃百载教泽绵长启新篇文史专家齐聚珠海，解码“大先生”现象__财经头条_

百年风云激荡，教育薪火相传。

翻开《羊城晚报》“珠海大先生”系列报道，曾在风雨飘摇中振臂高呼的大先生们，似乎又跨越百年时光，向我们投来深邃的目光。从容闳、唐国安，到唐有恒、韦卓民……多位“大先生”的传奇人生，犹如不灭的灯塔，在历史的烟波中熠熠生辉。他们从珠海启航，以一己之力，改变了中国教育的模样。

《羊城晚报》“珠海大先生”系列报道（部分）

这并非简单的历史回望，而是深刻的精神溯源。在风雨飘摇的年代，他们目睹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毅然选择“教育救国”这条道路。他们或远渡重洋，汲取西学之精华；或筚路蓝缕，开创现代大学之先河。清华学堂的琅琅书声，天津大学的严谨学风……这些今日中国高等教育的基石，浸透着珠海先贤的心血与远见。

我们探寻的，不仅是他们创办了哪所学校、培养了多少人才，更是他们何以能在闭塞的年代“睁眼看世界”，何以能在困顿的时局中坚守理想。答案，就藏在他们的开拓精神里，藏在他们“精诚报国”的家国情怀中，也藏在这片得风气之先的土地所赋予的独特基因里。

当我们将目光从文字中重新投向现实，便会更加清晰地看到，一座城市的灵魂，是由一代代人的精神品格铸就的。今天，我们致敬“大先生”，是为了读懂一座城，更是为了汲取前行的力量，让那份“不畏艰难、开放包容、务实进取”的精神，在新时代继续照亮我们前行的路。

然而，精神的丰碑并非凭空拔地而起。当我们从历史的长卷中抽身，疑问随之浮现：珠海为何能集中涌现出如此庞大的创校校长群体？这究竟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地域文化孕育的必然？为了探寻该现象背后的深层逻辑，此前，在“珠海大先生”历史文化采访活动的专家座谈会上，多位文史专家齐聚一堂。他们从近代史、地域文化、精神谱系等多个维度抽丝剥茧，将散落在岁月深处的历史碎片重新拼凑。这些真知灼见，不仅让我们读懂了“大先生”们，也让我们看清了珠海这座城市的精神底色。

周溯源：“珠海大先生”具有超越时代的眼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原党委书记周溯源将“珠海大先生”群体的历史壮举置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宏大坐标系中进行审视。他指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古老中国被迫卷入世界现代化浪潮，陷入了内忧外患的至暗时刻。在那个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无数仁人志士苦苦探寻救国真理，提出了革命、实业、改良等各种方案。而在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下，珠海的这批知识分子展现出了超越时代的敏锐眼光。他们深刻地洞察到，西方列强之所以强大，不仅在于坚船利炮，更在于其背后的教育体系与人才培养制度。因此，他们毅然响应并践行了“教育救国”的伟大号召。

周溯源

周溯源认为，以容闳为代表的早期留学生，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代人”，他们带回了西方的文明火种；而像唐国安这样的教育先驱，则是将这种世界眼光转化为具体教育实践的播种人。这些先驱者大多拥有独特的成长轨迹，他们接受过中西文化的双重熏陶，既拥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基，又掌握了先进的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他们怀有强烈的爱国情怀与深沉的社会责任感。他们目睹了列强侵略下的民生疾苦，深知“国弱由于民愚，民愚由于无学”，因此决心“以教育为武器，为国家培养能够抵御外侮、振兴中华的栋梁之材”。

从唐国安在清华学堂危难之际挺身而出，通过外交智慧与教育热忱保住并发展了这所留美预备学校，到郑汝森在南屏乡间普及新式教育、开启民智并宣传抗日救亡，他们的实践深刻证明了一个真理：教育虽不能直接在战场上杀敌救国，却能为救国和国家建设培养最关键、最核心的人才，是民族复兴的基石。周溯源强调，我们今天追念这些先驱，就是要学习他们那种“苟利国家生死以”的担当精神，学习他们为国担当、为人民献身的崇高思想境界，以及为中华民族崛起而顽强拼搏的精神，以教育之力托举民族复兴之路。

林有能：广东用办学史实打破“文化沙漠论”

“有人说广东是‘文化沙漠’，实际上我们可以用翔实的历史事实说话，这种论调不攻自破。”广东省社科联原专职副主席林有能的发言掷地有声，充满了文化自信。他以翔实的史料指出，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数量惊人的名牌大学是由广东人、特别是珠海人创办的，这本身就是对“文化沙漠论”最有力的回击。

林有能

他梳理发现，从清华大学的奠基人梁启超，到天津大学的杰出校长蔡绍基，再到中国音乐学院的灵魂人物马思聪，广东籍人士在全国各地创办的大学遍布大江南北，且这些学校至今仍是学界的翘楚，滋养了一代代学子。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广东、珠海“得风气之先”的独特地缘优势与历史地位。作为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西来初地”，这里的人们较早受到新思潮的冲击与洗礼，理念超前，敢于走出去看世界，也善于将先进的新学带回国内。

林有能认为，这项活动的深远意义在于让更多人看到这段被尘封的历史，并通过专题研究，让“珠海大先生”的文化品牌在全国乃至世界产生更大的回响。这不仅是对历史的致敬，更是为了彻底扭转外界对岭南文化的刻板印象，彰显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开放包容的精神特质。

邱捷：地域文化孕育奇迹

“滨海之地，小小一块地域几乎同时出了那么多大学创校校长，在中国教育史上大概是绝无仅有的奇迹。”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邱捷从地域文化的独特视角，对“大先生”现象给出了深刻而独到的解读。邱捷曾在珠海生活、任教多年，对这片土地怀有深厚的感情。他认为，大香山地区（今珠海、中山一带）之所以能出现人才井喷的现象，绝非偶然，而是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精神密不可分。

邱捷

这里河网密布，土地相对贫瘠，古代交通不便，生存环境较为艰苦，这种环境锻造了当地人不畏艰难、敢于奋斗、敢于冒险的拼搏精神。同时，毗邻澳门的特殊地理位置，使他们能比内陆地区更早、更平和地了解外部世界，敢于接受新事物、走出国门，形成了“睁眼看世界”的传统。“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就是依靠他们强烈的爱国精神以及不畏艰难、开放包容、务实进取的精神，这就是岭南文化的精神，大香山文化的精神。”邱捷动情地说道。

他特别提到，这些先驱不仅西学素养高，中国传统文化功底也极其深厚，正是这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和”与“韧”，让他们能在当时保守的社会环境中克服重重困难，既不被传统束缚，又不盲目崇洋，成功将新式教育扎根中国，铸就了近代教育的丰碑。

王杰：五大特质铸就先驱群像

广东省社科院孙中山研究所原所长、二级教授王杰用五个精准的关键词，高度概括了“珠海大先生”群体的精神特质：鲜明的近代性、热忱的救国性、锐意的开先性、凸显的群体性和无形的辐射性。王杰指出，这批教育家是特定时代与世界交汇的产物，他们的出现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他们的“近代性”体现在与世界的紧密关联，他们是真正融入世界潮流的一代；“救国性”是他们投身教育的根本动力，教育是他们救亡图存的武器；“开先性”则表现为他们在教育理念、学科设置上的诸多首创，如唐国安很早便倡导德智体全面发展，开启了中国素质教育的先河。

王杰

尤为突出的是他们的“群体性”，从容闳的倡议到唐国安的践行，再到蔡绍基等人的接力，形成了一个前后相继、互相支持的留学生教育家群体，实现了从被动留学到主动办学的历史性转变。这种群体力量产生了“无形的辐射性”，真正实现了“墙内开花墙外香”。他们从珠海走出，在北京、上海、天津、武汉等地创办学校、建树学科，其卓越的学术成就和不朽的功业，为中国近代教育史写下了光辉篇章。王杰建议，应将此现象进行系统研究和打造，让这段历史被更好地铭记和传承。

胡波：四字精神涵养时代正气

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胡波在系统梳理了珠海籍大学校长的翔实资料后，用“敢、开、精、和”四个字，精准提炼出珠海教育家的精神谱系。“敢”，是敢想、敢闯、敢为天下先。在那个封闭保守的年代，他们敢于突破封建礼教的禁区，在全国首创了电学、化工、水利工程等诸多新学科，填补了国家空白。“开”，是开放、开拓、开新局。他们打破了传统私塾教育的围墙，引入了西方现代大学的教学体系和管理制度，为中国教育开创新局面。

胡波

“精”，是精细、精湛、精诚。他们做事精益求精，技术上追求顶尖，更怀揣精诚报国的赤子之心，将教育事业视为生命。“和”，是和气、合作、融合。他们利用同乡、亲族间的紧密联系，和气互助，合作集资办学，融合中西文化之所长。胡波认为，正是这种精神，使珠海教育家们能够“发时代先声、开时代新风、育时代英才、养时代正气”。他建议，未来应深化对这一精神谱系的研究，并考虑建立“大先生”联盟或网站，加强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相关高校的联系，将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转化为提升城市软实力的强大动力，让先辈的风骨在当代继续激荡。

徐惠萍：香山沃土托起思想灯塔

作为珠海本土容闳研究学者，珠海留学文化馆荣誉馆长徐惠萍的发言，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情怀与深刻的历史洞见。她强调，珠海是“近代中国看世界的第一窗口”，而容闳则是当之无愧的“灯塔人物”。徐惠萍指出，1847年容闳等三位珠海青年赴美留学，拉开了中国百年留学潮的序幕，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容闳不仅是实践者，更是思想者，他提出的“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之境”，是比当时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更具远见的“科教兴国”先声。

徐惠萍

正是容闳的倡导与奔走，才有了后来的留美幼童计划，才有了唐国安等中国最早的大学校长群体，可以说他是整个链条的起点。“他们的命运，是由他们父辈的观念决定的。”徐惠萍说，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观念先行，敢于让孩子远渡重洋，才成就了后来的历史。她认为，目前对容闳等先驱的发掘和认识还远远不够。她呼吁，在讲述“大先生”故事时，一定要讲清楚其文化背景，并突出容闳作为“总策划”和思想灯塔的核心地位，让“近代中国看世界的第一窗口”在新时代继续照亮未来，激励后人不断探索世界、报效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