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末，对冲基金巨头乔治•索罗斯在其投资经典著作《金融炼金术》中如是写道：“股市的繁荣转移了我们对美国金融状况根本恶化的注意力。”
当时，他对不可持续的公共财政可能带来的威胁发出了不祥的警告，这一警告在随后下一年的10月惊人地应验了，当时美国股市出现了历史上最快的崩盘。
在周二总统大选前夕，标普500指数的市盈率为25倍，比长期平均水平高出50%以上。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测，到2027年，美国公共债务与GDP之比将突破二战后创下的纪录。随着共和党在美国国会大获全胜(赢得众议院多数席位)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一计划看起来甚至还不够成熟。负责任的联邦预算委员会估计，到2035年，特朗普的竞选计划将使美国公共债务再增加15.6万亿美元。美国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
索罗斯40年前发出的警告再次显得有意义。
然而，这一次，问题将不仅仅局限于山姆大叔，因为陷入困境的不仅仅是美国政府的财政状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今年全球公共债务将突破100万亿美元，占世界GDP的93%，并预测到2030年将达到100%，这还是乐观的情景。现实情况可能更像IMF指出的那样：“过去的经验表明，预测往往系统性地低估了债务水平。”
财政政策的“不可能三角”
美国政府能做些什么来防止1987年破坏性结局的重演?
没有简单的答案。IMF财政事务部门的负责人Vitor Gaspar将这一困境称为“财政三难困境”。今天的选民透露出的偏好是增加支出、降低税收和保持金融稳定。不幸的是，政客们总是发现，不可能一次实现两个以上的目标。
控制债务的传统方法是收紧支出，这意味着牺牲财政三难困境中较高的公共支出部分。法国是最新采用这种老派方法的国家。法国总理巴尼耶上周表示，解决债务问题的首要办法是削减公共支出。然而，即使是他的温和提议也遭到了强烈的抵制，即包括在半年的时间里将养老金削减不到1%。在经历了2010年代的惨淡经历后，紧缩财政已不再是政治上可行的出路。
这就是为什么英国新工党政府转向另一种战略，即增加公共投资，以刺激经济增长。在财政三难困境方面，英国财政大臣里夫斯上周公布的首份预算旨在提高公共支出和金融稳定，代价是增税400亿英镑。
英国的新战略也未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英国政府自己的财政监督机构预算责任办公室(OBR)表示，这些措施将“在短期内暂时提高产出，但在五年内GDP仍基本保持不变”，同时推高通胀和利率;这是滞胀，而不是经济增长。结果是，OBR预计，与前几年相比，以可比基础衡量的公共债务将继续上升。
美国能成为例外吗？
最后，还有美国解决财政三难困境的方法：增加公共支出，减税，并希望金融稳定会自行解决。撇开过去四年中美国价格水平上涨20%的小问题不谈，这个公式最近很有效。投资者被美国仍然无与伦比的地缘政治和金融霸权迷住了，迄今为止，他们一直愿意忽视美国同样庞大的赤字和债务。
然而，即使是这个咒语也不会永远有效。在某个时候，美国债券持有人——“债券义警”——也会反抗。自美联储 9月中旬降息以来，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了约70个基点，这一清算可能比许多人意识到的要近。
不过，发达经济体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其实根本不是财政三难困境。如今公共债务的历史水平基本上是由两场互不相干的灾难造成的：首先是全球金融危机、第二个是新冠疫情。七国集团(G7)作为一个整体，债务与GDP之比从2008年的81%跃升至2010年的112%，然后又从2019年的118%跃升至2020年的140%。
这并不是说这些决定性的转折点就单单是意料之外的原因造成的。政府债务无论何时何地都是政策选择的结果，而不是简单的不可抗力因素。有两个例子：债务危机爆发后，冰岛允许其银行倒闭，而爱尔兰救助了它的银行;结果就是危机爆发十年后，冰岛的公共债务比率与2007年持平，而在爱尔兰这一数字仍高出三倍。
在疫情时期，英国的疫情封锁政策较为长期与严格，而瑞典几乎没有封锁。因此在疫情期间，英国的债务比率增加了20个百分点，造成了今天严重的财政失衡。瑞典摆脱疫情后，公共债务比率低于2019年。与其试图巧妙地解决财政三难困境，政府或许应该把重点放在如何应对下一场大危机上。
对投资者来说，问题是索罗斯40年前发出的红色预警是否将重现，尤其是在美国市场牛市刚刚复苏的情况下。美国财政前景可能很糟糕，债券市场可能处于恐慌之中;然而，在特朗普获胜后，标普500指数创下了新的历史新高。
这是另一种看法。沃伦•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已经连续8个季度抛售股票，已经积累了超过3250亿美元的现金资产。如果投资者不能被这位历史上最伟大的外汇投机者说服，或许他们会转而听从这位“奥马哈圣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