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中国历史,儒家被认为是封建专制的“帮凶”,所以被立为标靶,反复被批判。
且不说,封建这个词的内涵该怎么用,那造成中国历史上所有负面因素的源头法家思想处境则好很多。
因为,许多人认为,法家思想和现代法治理念有吻合之处,包括大秦帝国系列的作者孙皓晖。
当然,对法家思想批判的也不是少数,以法家思想立国的大秦可以说强大,但像孙皓晖这样非要在道德层面美化的人还是不多的。
不过,要是提到墨家和道家思想,这两家堪称百多年反传统运动中经常出现的正面形象的代表。
尤其是道家,以及与道家渊源颇深但不是简单等同的道教,更是两千年来以来的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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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天道
表面看,道家是儒家的“批评者”,是反传统、反专制的,这家思想追求的是人格的独立和自由。
这种思想基础上产生的崇尚自然与无为,似乎又与现代市场经济中主张减少政府干预,让市场自发运作暗合。
道家对物欲膨胀的批评,对当下社会的浮躁又不失为一剂良药。如果人们欲望都低一些,那当然内心会自由许多。
但是没有不受限制的自由,即便一个人没有世俗的欲望,追求精神升华,也要受到社会的限制。
即便可以突破儒家所讲的礼仪人伦,但这个世界的客观规律仍然会发挥作用,这就是“天道”。
小到我们在职场中的尔虞我诈,大到人类社会的战争杀戮,背后都是为了利益。
什么是利益?简单直白说,就是都想要好东西,都拒绝坏东西。这种根植于人的本性,与“天道”的互相作用,构成了儒道两家的根本不同。
在孔子的言论中,会看到他敬畏天、顺天命、尽人事的看法,当然孔子许多时候是“罕言天”。
《郭店楚墓竹简·语丛一》中讲道:“知天所为,知人所为,然后知道,知道然后知天”,“察天道以化民气……”。
就是说要研究人道,必须从“知天”开始,由上而下探求。这样远近上下,不断循环反复,便形成了儒家立足人道求天道,知天而后知人的认识形式。
假设一个村庄,出行的时候被一条河流阻隔,儒家会主张在桥上架一座浮桥,这样便可以通行无阻。
如果说河流的涨落,在汛期和旱期有所不同这类现象是“天道”,那么儒家便主张去归纳总结,然后根据实际需求去决定架设浮桥的高度和所用材质。
在修桥的过程中,必须认真细致,保持对河流涨跌的敬畏,不得玩忽职守,这就是由探索天道而衍生的对人道的认知。
相反,道家思想则更多宣扬人在“天道”面前的无能。道家会觉得堤坝越来越高,忽然有一天,堤坝被冲毁,人和房屋全部被水冲走。
人的努力不仅不能达到“努力变好不变坏”,反而会导致更坏的结果。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倒不是说老天要虐待人类,而只是说老天对人类所欲望的,并不关心。
既然如此,你也不指望“老天开眼”。
那么我们干脆饿了吃、困了睡,不用讲究什么养生方法。身上不搓出泥垢别去洗澡,不用讲什么卫生。
除了满足生存必要的东西外,啥也别想,人类也没有什么纷争了。
可以说,儒家的自由讲究的是认识天道、熟悉世界的规律后的一种潇洒,而道家讲究的则是天道无法认识,人道没啥意思,干脆躺平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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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民与教民
让人躺平,放弃欲望,这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所以,人类社会必然出现竞争甚至战争。
但老子却认为,普通人单靠自己是无法作“恶”的,必然会有某种人物的带动。
比如汉末黄巾起义,光百姓是无法组织起来对抗东汉朝廷的,但张角等人的鼓动就差点掀翻东汉王朝。
可你不能认为张角是个农民,或者说普通人,这是妥妥的非主流“精英”。
据葛洪《抱朴子》记载:
曩者张角,招集奸党,称合逆乱,欺诱百姓,以规财利,钱帛山积,富逾王公,纵肆奢淫,侈服玉食,姬妾盈室,管弦成列。
青年曹操在镇压黄巾的时候,曾遇到过黄巾头领在城门上张贴布告,公开与他讨论哲学问题的趣事。
你能认为,黄巾里面的高层都是目不识丁的人?
对于这样的精英,该如何办呢?
秘诀恰好是在道家的典籍《道德经》中,老子建议要对其镇之以朴,特别是趁他们没有发挥出坏影响之前,就化之于无形。
此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也就是千里之大恶,开始于一小步。
如果我们在恶人冒出苗头的时候就镇住他,那他就无法成气候了。
但现在这句话成了励志成语,也是奇葩。
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出,老子毫无疑问是精英视角,毕竟处决“坏精英”如张角这类人物,还是得曹操、刘备这样的“精英”。
对于普通百姓,老子认为“小国寡民”“安土重迁”,践行愚民政策就好了。
这和儒家形成了鲜明对比,孔子虽然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与老子对普通人的看法并无太大差别,但《中庸》里又讲:君子之道……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
在孔子看来,普通人可以通过学习,成为精英。
不过,孔子的出发点虽然好,但“好为人师”是谁都讨厌的,所以孔子的谆谆善诱、苦口婆心就不如老子的干脆不搭理让人更舒服。
人家印度进来的那位更加聪明,杜撰一些什么三世轮回、因果业报的理论,再编上段子和故事,俘获了大量信众。
只能说,孔子的“教民”、老子的“愚民”都给人提供不了精神抚慰,起不到心灵按摩的作用,才导致浮屠氏大盛。
可是人家佛教也有话说,你们提供不了,还不允许我提供?
正是在佛家的刺激下,儒道两家也开始关注人的内心需求,催生了宋明理学、道教的产生。
但三者骨子里的差别仍旧存在。
那就是儒、道两家更关注现实问题,他们的理论仍旧围绕着给社会“开药方”展开,至于这种药方效果如何,能不能实行,那是另外一个范畴。
因为对“天道”、“人性”这类基本问题看法的不同,导致了儒、道两家对国家运作的不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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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老与老庄
如果你回到秦始皇的年代,究竟实行分封还是郡县便是嬴政的“现代化”问题。
儒家主张分封已经被许多人认为是开“历史倒车”,那道家所主张的“小国寡民”更是直接拒绝“现代化”。
因为,即便是“小国寡民”的时代,也不可能完全杜绝战争的存在,因为人口是不断增长的。
除了会导致因为抢夺资源而产生的战争,贸易交流也会发生,“安土重迁”就变得不可能。
在彼此联系紧密的陌生人社会中,社会问题自然就会多起来。
那老子开的药方是,“将欲弱之,必故强之”,让强大的组织、国家横行下去,天道会最终让他灭亡。
在动荡的过程中,人口会变少,道家的精英便可以顺势而为,保持“小国寡民”的形态。
某种意义上,秦朝确实是“刚则易折”的典型,汉初的确是全方位萧条。
但当“文景之治”后,各方面恢复后,又变成了财富集中(不然汉武帝推行算缗告缗干嘛)、争斗加剧、竞相奢靡。
所以,老子开的药方只适合动荡后的调整,那现代市场经济带来的消费主义、物欲横行必然是老子所反对的。
而老子的一些思想,却很容易被韩非子这种人改造并利用。
对坏的精英要提前察觉,并在他们发挥作用时提前掐灭,这和韩非子那种要求君王大权独揽的呼应是一脉相承的。
老子要求“无为”,本来是什么也不干;但韩非子却可以用严刑峻法让你什么也不能干,这难道不是“无为”?
所以,司马迁将老子和韩非的列传放在一起,是非常有见地的。
可是老子同样认为用国家重器实现一些目的是饮鸩止渴,这种矛盾留给了庄子解决。
庄子重视个体自由而干脆选择了对现实的拒绝,道家作为一种学说,由汉代的“黄老”变为了魏晋的“老庄”。
但老庄思想彻底否定了儒家建构的道德,文恬武嬉、放浪形骸的自由之后便是申韩这种高压社会。
苏轼就坦言,“后世之学者,知申、韩之罪,而不知老聃、庄周之使然”,可谓振聋发聩。
如果要追究法家思想的弊端,就必须溯源至老庄思想,迄今为止,还认为老庄代表自由的人,情何以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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