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取得抗战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对陕甘宁边区进行经济封锁与军事摩擦，为了占领陇东，国民党地方当局分别于1939年春至1940年初陆续策划并制造了两次陇东事件。针对国民党政府的蓄意摩擦，中国共产党坚持从抗日大局出发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反摩擦和军事防御。
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国民党政府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与军事摩擦，尤其是陇东地处陕、甘、宁三省区的交汇地带，因战略地位的特殊性和地缘政治的复杂性，使其成为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甘肃省当局引发政治斗争与军事摩擦的重点区域之一。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在处理摩擦事件时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带领陇东民众建立了人民政权，安定了陇东社会秩序，巩固了陕甘宁边区的西大门。
“双重政权”与国共两党在陇东的关系
西安事变发生后，为团结抗日力量,中共中央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协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对付“讨逆军”。中共在与张学良商定后，由东北军、第十七路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线，红军南下肤施、庆阳一线接防。因此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以及红二方面军之一部、第四军和第三十一军就开驻庆阳西峰一带。1937年8月22日，红军正式改编为八路军后，除了奔赴抗日前线的部队外，中共中央决定要留一部分部队来保卫陕甘宁边区，中央军委将定边、盐池、环县、庆阳、合水、正宁、宁县、镇原、旬邑、淳化等县划为八路军留守处西地区留守处，任命王宏坤为主任，王维舟为副主任，驻防正宁；由八路军一二〇师三八五旅旅部及所属七七〇团留守甘肃庆阳。八路军驻防在陇东的部队先后有七七〇团、警备二团和警备七团。
据八路军留守处主任萧劲光回忆，全面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境内各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同时存在着由边区政府委派的县长、政府工作人员和由国民党省政府委派的县长、政府官员两套政权班子。为什么会出现两套政权班子存在的情况？原来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国民党高层将肤施（延安）、保安（志丹）、安塞、延长、延川、甘泉等县划为八路军驻防区，并指定定边、靖边、甘泉、鄜县（富县）、旬邑、盐池、佳县、清涧、安定等县划为募补区，中共在呈报南京国民政府时提出把上述20余县划为边区的管辖区，且陇东的镇原、西峰、庆阳、合水、正宁、宁县以及淳化、旬邑原为八路军补充区，应与安边、西峰两个市镇，划为陕甘宁特区的管辖区域。但是在国民党的话语体系中，驻防区指八路军部队驻扎防守区域；募补区即招募新兵和筹集粮饷的区域，都应通过国民党地方政府的允许，中共提到的上述区域只可用来驻防部队、募补新兵和部队给养，并没有该区域的行政管辖权，更不允许有中共的政权组织系统，因而中共在陇东地区的政权组织，被国民党高层、地方当局以及军事委员会认定是“非法”的，但中共并不认可驻防区和募补区的说法，这样在陕甘宁边区就形成了“双重政权”的局面。
曾任八路军留守处主任陈先瑞也回忆说，“陕甘宁边区的摩擦事件屡屡发生，主要根源在于国民党派驻边区境内各县的县长，许多摩擦事件都是在他们一手策划下造成的。他们大都组建了自己的保安队，指使这些人到处寻衅闹事，制造摩擦”。陇东地区的正宁、宁县、合水、庆阳、环县等县被划为“募补区”后，国民党当局仍派人在西峰镇设立国民党甘肃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管辖，而且强行要求八路军退出；八路军驻防以后，为团结当地群众抗日，陆续建立了组织机构，但国民党委派的县长和政府官员仍然存在，且各县县长都组建有保安队。因此，在陇东各县不仅有国民党各县政权、保安队的存在，又有八路军驻军，还存在有中共的政权组织系统，甚至连城门站岗也是两边各站一人。全面抗战爆发后，陇东地区因存在“双重政权”的复杂现象，给国民党当局制造摩擦有了可乘之机，国共双方也因“双重政权”而在陇东的政争不断，后又逐渐演变为军事摩擦，最终导致了两次陇东事件的发生。
第一次陇东事件
1939年1月21日，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之一是如何防范和限制共产党。国民党高层的强硬态度以及制造摩擦方针的指示，甘肃省政府以及管制陇东的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随即闻风而动，这就使甘肃省政府与中共陇东基层政权的关系走向了分歧与冲突。
朱绍良在接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后就公然散布，“在西北防范和限制共产党更为重要”的言论，时任甘肃省民政厅厅长施奎龄亦称“抗战结束之日，即两党清算之时”。甘肃省当局更是在陇东秘密划分了“防范线”、制定并先后出台了“对付中共八项方针”“十二条原则”《处理特区纠纷办法十五项》《对付共产党活动实施纲要》等一系列限制和对付中共的政策方针。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钟竟成为积极响应上峰命令，加紧了对陕甘宁边区军事封锁与陇东各县的军事部署。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开始纵容和鼓励地方政府及保安队针对陇东地区中共各县政权，默许和支持合水、镇原、宁县等地方势力与八路军发生摩擦。
1939年3月，合水事变爆发后，朱绍良指示钟竟成对八路军应予以军事镇压和严厉打击。4月21日，钟竟成调集保安队到镇原，对驻镇原的八路军七七〇团第三营采取围城之势。22日，镇原县城内保安队为将县城外埋伏的围城部队引入城内，声称保安队要外出野外演习。23日，以保安队在东门外野外演习后回城为借口准备进入城内进行攻击，但八路军为严防突发事件发生紧闭城门，钟竟成则指挥保安队强行进城，并调特务大队进行策应。24日，国民党镇原县留城保安队与常备队袭击八路军营部，八路军迫不得已进行反击，潜伏在城外的国民党部队听见枪声后，以镇原县保安队返城时八路军闭门拒绝并开枪企图消灭保安队、该队被迫开枪自卫为借口，对城内的八路军发动猛烈进攻，八路军被迫关闭城门自卫，第一次陇东事件以国民党镇原县政府率先挑起的武装冲突而正式爆发。
镇原事件爆发后，八路军七七〇团及时将事态报告旅部、政治部，旅部将情形呈报留守兵团，同时向国民党第三区行政专署与镇原县县长邹介民提出抗议，呼吁国民党当局能顾全大局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提出停止军事攻击、惩办祸首、释放被捕人员、交还枪支，保证中共在陇东各县民运人员、民众团体的安全和自由。但钟竟成等不顾八路军提出的建议，继续发动进攻。4月24日，在镇原事件爆发后，钟竟成呈报甘肃省政府时称与八路军的关系决裂在即，要立刻进行军事行动予以镇压。29日，方镇五借机包围八路军驻宁县部队，以配合镇原事件，其指挥保安队突袭七七〇团军营，七七〇团二营奋起自卫，宁县事件就此爆发。在国民党前来救援的部队在无法继续进攻的情况下，甘肃省政府不得不同意与八路军商谈解决此次事件。
第一次陇东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高度重视，立即派员进行交涉。5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陇东等地摩擦问题，指示周恩来与蒋介石交涉。萧劲光分别致电蒋介石、朱绍良等要求双方说明事件真相，派代表调查处理陇东事件，蒋介石、朱绍良先后回电同意谈判。陕甘宁边区政府派参议会议员王观澜，国民党甘肃省政府派少将参议谭季纯为代表，双方相继抵达西峰准备进行谈判。随后双方就事件真相、交涉条件及解决办法进行商谈，但由于甘肃省当局始终不承认是国民党方面引发了事件并将责任推卸于八路军，后又拒不履行中共提出的解决意见，双方仅达成了粮食、互释被捕人员、发还枪支的协定。由于镇原、宁县事件的发生，并未达到国民党甘肃省当局预期的效果，因此甘肃省当局需要以谈判为幌子，继续制造摩擦事件，并试图联合陕西省政府进一步限制中共在陕、甘两省的活动，继续加紧了夺取陇东的政治军事部署。
第二次陇东事件
第一次陇东事件发生后，国民党甘肃省当局把中共在陇东地区的存在和发展已当做“腹心之患”，急于全力驱逐八路军。甘肃省当局在陇东建立了三道军事封锁线，钟竟成整编保安大队以便随时策应进攻。这些军事部署意图继续用武力手段来镇压八路军和中共地方政权。1939年12月，国民党在全国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在甘肃省地方政府及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筹谋经营下，12月10日，国民党军队分别向宁县、合水、镇原、庆阳、正宁八路军驻军发动军事进攻，第二次陇东事件不可避免地接续爆发了。
12月10日晚，国民党宁县县长方镇五率保安队突袭驻宁县城三八五旅警七团三营，宁县事件爆发。宁县事件后，钟竟成告知合水县县长翟大勋，要其配合宁县行动。翟大勋在对保安队进行部署的同时，派保安大队副队长去西峰镇找钟竟成搬兵支援。11日下午，警七团派员去庆阳三八五旅司令部，在返回县城时被保安队逼进城内，警七团团长袁渊闻讯后与翟大勋电话交涉，但其故作不知。12月12日晚，在方镇五的故意挑衅下合水事件爆发。警七团团长袁渊于12日凌晨指挥特务连包围了国民党合水县政府和保安大队，将县长等人俘获，其余人员溃逃，合水县城重归八路军管辖。
宁县事件发生前，镇原县县长孙宗濂按照钟竟成“拟将宁县攻下后，即令驻镇原保安对消灭该县八路军”的指示策应宁县事件。孙宗濂一边命令镇原县城原驻的保安队、壮丁常备队等加以准备，一边报告钟竟成要求支援，以便随时策应进攻。14日晚，国民党镇原县保安大队为策应宁县事件，在方镇五的指挥下，向八路军七七〇团二营发动进攻，镇原事件爆发。
宁县、合水、镇原事件接续爆发后，钟竟成开始着手破坏中共在环县的基层政权。为配合其余各县的军事进攻，钟竟成急电环县县长刘谦要严密戒备，并鼓动政治土匪赵老五发动攻击。12月29日，土匪赵老五集结国民党环县保安队，对中共环县县政府发动了突然袭击。从1940年1月1日赵老五率领匪徒进行偷袭开始，国民党当局精心策划的环县事变终于爆发了。至1月24日，在赵老五处心经营和煽惑诱导下，导致环县5个区14个乡先后发生叛变，约有180名党员、210多名乡村干部和950余名自卫军（包括被裹挟的自卫军在内共计2000余人）参与叛变。事变爆发后，边区政府采取了军事与政治并重的办法解决环县事变。2月，中共陇东特委决定以“剿匪锄奸、争取群众”为中心工作。2月7日，警第二团与独立第五营出发进行剿匪，至14日将赵匪老巢全部摧毁，除了刘谦、赵老五逃亡外，大部分人员被俘虏，将国民党环县政府赶出了县境，并在这次事变中彻底解决了赵老五和其他股匪。
第二次陇东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除在军事上采取强硬措施外，在政治上率先发表通电昭告事实后积极推动和平交涉，针对国民党中央与甘肃省地方当局的无赖行径，采取了强硬的回应，一再强调谈判交涉时必须以保持边区行政系统的完整性和独立自主为原则。一方面指示在陇东以庆阳、合水、环县三县为主发动与组织群众的游行示威，反对钟竟成制造摩擦破坏团结统一的行为，提出“发动群众继续与顽固派作斗争”的号召；另一方面要求国民党公开调查事件真相、承担制造摩擦的责任与后果。经过反复交涉，中共分别与国民党高层和地方政府进行谈判交涉。中共派中共驻甘办事处处长谢觉哉为代表，朱绍良派甘肃省政府保安处参谋长李学谟为代表，在西峰镇谈判。谈判从1939年年底开始，一直持续到1940年10月，就谈判结果而言，屡次由中共推动的和平交涉，到谈判时国共双方交涉仅达成互释人员一项，对于其余方面仍不能达成协议。两次陇东事件的谈判与交涉虽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共双方的争端问题，但基本起到了缓和陇东局势的作用。
中共为减少摩擦事件对人民群众造成的损害，指示边区政府清剿匪患、安抚民众及整理地方组织等方面着手，积极建立陇东党的基层政权。对于国民党而言，国民党甘肃省当局在摩擦中也没有占到丝毫便宜，因此在陇东的反共行径不得不有所收敛。中共通过两次反摩擦斗争，一方面结束了陇东地区国共双重政权并存的局面，从行政上取得统一；另一方面促进了陇东分区的军事建设。因此，中共在陇东地区反摩擦斗争的胜利，是为保卫陕甘宁边区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中既联合又斗争策略胜利的表现。
作者：赵赫依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编辑：王富聪 赵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