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俊升与魏建功的交谊_

▲魏建功

魏建功(1901-1980年)，如皋县西场镇(今属海安市)人，1918年考取北京大学，1925年毕业后留校任助教，曾在中法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学校任教。日本投降后赴台湾推行国语，为倡导国语竭尽全力。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曾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常委。

吴俊升（1901-2000年），生于如皋车马湖。1928年，吴俊升赴法国留学，最终以《杜威教育学说》为论文，取得博士学位。1931年秋，应邀赴北京大学任教。1938年1月，受命担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直到1944年。

共同组织平民社

1922年至1925年，魏建功与吴俊升一起组织参加“如皋平民社”。吴俊升在1986年出版的《增订江皋集》一书中《缪金源教授传》一文说“当五四潮流激荡间，有志青年群思改革社会，而改革则自本乡始。一时苏省各县青年组织团体，从事改革乡治者风起云涌。余与魏君建功在如皋组平民社，发刊《平民声》期报。”1922年，在南京高等师范读书的如皋学生吴肃倡议，以如皋县在外求学的学子为主，成立“如皋平民社”，宗旨是“研究学术，推动平民教育，打击土豪劣绅和贪污”。在北京的魏建功予以积极响应。平民社的成员除北京、南京、上海三地的大学生外，还有一部分是中等学校的学生。此外，还有些中小学教员也加入该社。

平民社成立之时曾向政府申请登记获得批准，很快形成规模，最多时社员达数百人。在“如皋平民社”第一届年会上，魏建功被选为总务委员会书记，主持开展社务活动。平民社的刊物定名为《平民声》，主要刊载该社的活动情况。而魏建功还单独办了刊物《西场人语》，魏建功的好友缪金源办了《东台人话》。“如皋平民社”每年暑假召开社员大会一次。1923年和1924年的年会在如城举行。1924年的年会适逢国内革命走向高潮，到会会员意气风发。当时该社经和教育局局长沙元榘协商，联合举办小学教员暑期讲习会，通令四乡小学教师选派代表前来听讲，讲授的内容是当时风行一时的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教育测验等题目，讲师是从南京高等师范延聘而来。吴俊升、魏建功等共同为“如皋平民社”作了不少贡献。当时平民社所标榜的宗旨是改造社会和推动地方事业，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所谓“改造社会”是从美国教育学家杜威著作中摘拣出来的。社员中少数人，有的走上了革命道路，参加了共产党。

在北大期间的交谊

在1931年，吴俊升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之前缪金源及如皋西场人魏建功在北京大学上学并留校执教。吴俊升说“同出江淮，少则相闻，长则相慕”，就是指本就是同乡关系，年轻时期就相互了解，长大了又相互仰慕。尤其吴俊升与魏建功更是相处很好，魏建功与缪金源又相处很好。吴俊升说“而通属诸邑青年，无不知有缪生者”。他们在教学课余时间，互相亲密讨论学问，以及谈论当时动荡多变的时局。虽然各自观点不相同，并且可能相互抵触，但是他们的相互交情、友情、同事情还是非常深厚的，这从以后吴俊升给魏建功及缪金源的帮助可以看出。

“魏君与缪君交最久，相知亦最深。”就是指魏建功与缪金源从在南通的江苏省立第七中学就相互熟悉并相处时间长，后又在北大同学并一起教书，而吴俊升仅在1919年与魏建功有不长的接触，后虽有接触但时间不长。直到1931年到北大才又相聚。因为缪金源的性格与他人相处不融洽，郁郁不得志，只有与吴俊升、魏建功时时聚首纵谈以自遣。后来，魏建功在北大著作颇丰，而吴俊升完成了他最著名的著述《教育哲学大纲》。

同仇敌忾坚持抗战

在进入全面抗战后的1937年秋，当时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不久临时大学中的原来三个大学的文学院迁往南岳。这时吴俊升被任命为文学院院务委员会召集人兼主席，主持院务。三校的文学院原任院长及教授集中一处，人才济济。吴俊升讲课一段时间，到十一月，被任命为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一直到抗战结束，在这期间组织高校内迁及增设新建高校并制定各项高校制度。而魏建功到1937年12月辗转才到南岳，后到昆明由三校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再到西南联大蒙自分校文法学院。1940年6月，教育部调任魏建功“大学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专任编辑，就是应吴俊升任高教司司长主张高等教育统编教材要求的。1941年春，魏建功赴重庆参加《大学国文选》编选。1941年10月，魏建功赴云南昆明任中法大学教授，创办中法大学文史系兼系主任。1942年5月至1945年，魏建功在江津白沙任西南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

魏建功生前辑有三部印谱，即《独后来堂印存》《何必金玉印谱》和《义卖藤印存》。魏建功曾师从近代篆刻名家王福庵、马叔平两先生，以语言文字学家治印。在北京时，魏建功首创以注音符号治印。1939 年，首创以云南白藤刻印，并于春城义卖，共售一百一十七方，得款全都汇赠中条山“抗日救国团”。其中《何必金玉印谱》和《义卖藤印存》为抗战期间出版。在《何必金玉印谱》中，魏建功为吴俊升刻的印章就有五枚，且仅此一例，可见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他们以文化人独有的方式，为国家培养人才，坚持中华文化教育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