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梅发高树清极不知寒——记民进先贤梅达君_

“孤岛雄鹰，地下火种，笑声荡红场，一片丹心励后起；民进前导，统战津梁，弦歌布两校，漫天白露哭先生。”这是1993年梅达君去世时时任民进中央副主席邓伟志撰写的挽联，短短40字却概括了梅达君的一生和秉性。

梅达君（1908-1993年）是安徽宣城文化世家宛陵梅氏章务望第三十一代孙，曾用名梅光庾，和学衡派创始人梅光迪是堂兄弟。梅达君成长于苏州城中，其父梅福贵是同盟会会员，曾历任芜湖、苏州市公安署长。

梅达君1921年进东吴大学附中初中学习，1926年梅达君考入东吴大学，1930年梅达君大学毕业后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女中教员。1932年，其父的好友、时任安徽省主席吴忠信对他很欣赏，他成为吴忠信的秘书。1935年4月，吴忠信调任贵州，梅达君又随吴至黔，后担任了贵定县县长。但其时用的是梅光庾之名。

孤岛救难忙

在吴忠信调任蒙藏委员会之后，梅达君来到上海，用上了梅达君的新名，他在慈愿难民收容所任副主任，与赵朴初等一起救助难民并出版革命书籍。1975年，赵朴初在方行保存的《论政党》末页书跋：“一九三八年秋，陈明、方行、朱启銮、梅达君及余组织大众出版社印行革命书刊……”1939年10月，梅达君加入中共，做上层统战工作，积极参加“星二聚餐会”，团结各界爱国人士。

在刘晓的1940年3月10日“省委工作布置”电报中有如下内容：“上层统一运动为：把民社、基社、星二、民调委成为党开展上层活动的据点。经过星二对各方的联络与加强我之政治影响，帮助基社建立自己工作，来开展大学教授与开明资本家的工作。”这封电报证实“星二聚餐会”是当时以聚餐形式组织的抗日团体之中坚。

1937年5月，刘晓和冯雪峰、王尧山组成三人团，领导中共上海秘密工作。之后，刘晓一直是江苏各地以及上海等城市之秘密党组织的领导人。

“星二聚餐会”参加者多为文化界人士，活动方式是每周二晚在上海八仙桥聚餐。其后以赵朴初为首的难教工作核心小组成立，也每周聚餐，名为“星五聚餐会”。参加人员有梅达君夫妇、周克等（当时还有由工商界人士举办的“星五聚餐会”。工商界的“星五聚餐会”催生了中国民族工商界的政党——民主建国会）。通过聚餐会，他们开展了为《译报》《西行漫记》等出版集资，营救被捕人员和改善群众生活斗争等抗日爱国活动。

梅夫人杨宛青在上海神州夜校、中华职业夜校和难童中学工作过，曾担任“联合药房”经理，联合医生、护士为苏区新四军筹集医疗器材。

梅达君与赵朴初相识于学生时代，两人友情日深。1940年赵朴初陪梅达君赶赴浦东高行镇，与张阿六的“忠义救国军”斡旋，在高行镇住了三夜。经过劝说，张阿六将其控制的码头提供给新四军使用。1941年11月，张阿六部成功地炸掉了日军大场机场。

1940年夏，梅达君当上了国民党郎溪县县长，他的潜伏使命是除去叛徒高翔。高翔于1930年底在安庆叛变。1931年春节前后，高翔带领国民党宪警逮捕了50多名地下工作者，后来高翔劝说省委巡视员张照明自首。张自首后，2人带领宪警查抄了安徽省委秘书处，劝降了省委秘书长何冰心。4月，高、张、何3人勾结，逮捕了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王步文等11人。高翔虽已投敌，却仍以“党员”的面貌在党内出现。1931年5月20日，关押在安庆陆军监狱的林凌生获营救。出狱后，林凌生按照安徽省委委员朱华的指示，向中央报告了高翔的叛变行径。高翔与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刘抱一勾结，在南京、上海等地搜捕共产党人，不少共产党员因其惨遭杀害。1937年以后，高翔继续以经商为名来往于郎溪、上海等地收集情报。1940年，高翔任国民党郎溪县第三区(姚村)区长。

中共对高翔的叛变极为重视。1940年，东南局曾三通知江苏省委书记刘晓，指派梅达君到郎溪相机行事。于是梅达君用回梅光庾的原名，通过吴忠信的推介出任郎溪县县长，张企、关键之、张瑛等中共党员，也随行在县政府任职。1940年9月，中共郎溪小组秘密成立，组长先为关键之，后为张企，先后隶属中共苏皖区党委、中共苏皖特委领导，不与当地党组织发生联系。

1941年4月22日，日军扫荡郎溪，县政府向姚村转移。梅达君令高翔接应，到姚村的第二天仍不见高翔之踪影，却接到报告，说高翔要带领保安队投奔日军。梅达君立即派人逮捕高翔，将其关押于陈梅村看守所。高翔在狱中一边抗议上诉，一边阴谋越狱。5月15日，高翔趁梅达君去宁国开会之机，策动30多人冲出牢房。守卫队警及驻姚村保安营协同捕回了高翔等27人。梅达君回来后，不经呈报，径将高翔枪毙。完成除奸任务后，1942年6月，梅达君借去六安参加全省县长会议之机，回到了上海。

统战架津梁

回上海后，梅达君继续在难民收容所工作。1943年下半年，地下党决定组设“上海工商职员贷金处”，为职工提供小额无息贷款的同时，为去苏北参加革命的进步青年资助旅费，梅达君担任主任。为更好开展统战工作，1944年底，中共党组织让陈巳生参股投资关勒铭金笔厂。刘晓和梅达君等都在厂内任职或挂名。在精心管理之下，关勒铭焕发了生机，而陈、梅等人将自己以及上海地下党组织的股份红利全部充作了党的活动经费，金笔厂成为上海地下组织重要的活动经费来源和活动联络点。梅达君还在中共地下企业“东方联合贸易公司”任副总经理，以“大老板”身份周旋于上层社会。

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了着向何处走的抉择。中共中央指示上海局要让爱国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发出声音。梅达君根据刘晓的指示，在文化界与工商界的爱国民主人士之间架设桥梁，助推了民进的成立。民进成立前，同仁们有两个圈子：一个以马叙伦为首的文化、教育、出版界进步的知识分子为主；另一个以王绍鏊为首的进步工商界上层人士为主。这两股力量的汇合，是成立民进的组织基础。梅达君在其中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他不仅与赵朴初、雷洁琼等熟悉，在他就职的东方联合营业公司，总经理冯少山和一些高级职员成为民进的发起人。

1945年12月30日，梅达君和马叙伦、王绍鏊等共同参加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会员大会，会议共有26人签到，梅达君是第13位签名者。1946年2月3日，民进第三次会员大会召开，梅达君与严景耀等共同参与经济委员会。其后梅达君又在林汉达等发起成立的民本中学中担任校董。3月17日，在民进第四次会员大会上，梅达君被增选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3月22日，改选后的理事会调整下设机构，梅达君担任联络处长。5月5日，由中国民主促进会牵头，联合上海52个人民团体（实际到会47个团体）成立“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梅达君代表筹备委员会向200多位代表报告筹备经过。

1947年，为保存革命力量，梅达君以创办“东方联合贸易公司香港分公司”为掩护，赴港为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等同志的转移做准备。之后，他又返沪为迎接上海解放做了许多工作。

观开国盛典

梅达君长子梅均在《我的父亲母亲》中生动描绘了赵朴初、梅达君共迎上海解放的情形：“最难忘的是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的那一天……爸爸回到家里，与已到访的赵朴初伯伯一起商量着什么，一会，赵伯伯在一张信笺上写了‘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几个字，然后，我父亲将它贴在轿车前的挡风玻璃上，驾车离开了。没多久，爸爸回家了，让我们吃惊的是爸爸身着一身解放军军服，手臂上还挂着‘军管会’字样的红色臂章。爸爸说，他们是去找解放军驻沪领导机关的。”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代表600多人，包括45个界别代表（其中包括14个党派界别代表）和特邀代表。梅达君作为民进代表之一出席了会议。10月1日下午，梅达君、赵朴初等同登天安门城楼，共观开国盛典。

上海解放后，梅达君历任上海市军管会交际处处长、市人民政府交际处处长、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共华东局统战部第四处处长。梅达君还历任民进第三届中央理事，第二、三届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席。

1954年，在刘晓的建议下，梅达君调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政务参赞。1956年，梅达君任上海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1962年，梅达君任上海财经学院副院长。1984年离休。

1988年，梅达君担任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席，成为参议委员会上海小组的召集人，其时上海有柯灵、赵宪初、段力佩、陈邦炎等多位参议委员。梅达君坚持每季度开展一次活动，或许是因为梅达君受赵朴初影响至深，上海小组在龙华寺、静安寺、玉佛寺等寺庙中开展过几次活动，中午则每人一碗素面。1993年5月，赵朴初因公莅沪，梅达君即与赵朴初（时任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主席）联系，希望赵朴初能见见上海的各位参议委员。赵朴初开心地答应了，这些委员都是他的老朋友呀，大家交谈甚欢，还一一合影留念。

梅达君虽已远行，但他的传奇故事将流传于世，他为党的地下工作、统战工作、外交工作、教育工作以及民进的建设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将永垂史册。